天命与命

“命”这个概念在《论语》里出现多次。由于“天命”中也有“命”这个字，所以命与天命很容易混淆。天命指的是天赋予人的某种使命或者权力，而命则是指无法摆脱的命运或客观的规律。比如某些事情非人力所可掌控，便被看作是命。（如《论语》6.10，12.5及14.36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人们往往不重视自己的努力的作用，动辄就把一切都归结为命。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7.17）按照通常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在50岁的时候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易经》是一部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中国古籍，其最基本的作用是用来卜吉凶。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64个卦，每个卦都由6条象征阴爻的“--”和象征阳爻的“--”组成。它们之间各种不同的搭配组合，正好形成64种可能。第二部分是基本的卦辞和爻辞，即对每一卦以及卦中的每一爻的解释。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些卦和卦辞可能是周文王所创作，而爻辞则传说是文王之子周公所作。这两部分的形成都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之前。第三部分称作“十翼”，也称《易传》，由十篇诠释《易经》的论文组成。在北宋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十翼为孔子所著，后来许多学者提出质疑。近代以来，学界一般都认为它是孔子以后的作品，可能出自孔子的弟子子夏及其门人。在用《易经》卜卦的时候，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如用掷蓍草或铜钱，或用火烤龟甲使其产生裂纹，以确定卦象，然后参照《易经》的经文来确定吉凶。

据说孔子曾反复阅读《易经》，以致“韦编三绝”——把将竹简串在一起的牛皮绳都磨断了三次。孔子当真对卜卦算吉凶那么感兴趣吗？据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份帛书记载，孔子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读《易经》，在家的时候书不离席，出门的时候，也把书放在背囊里带着。其弟子子贡问道：“夫子曾教导弟子，丧失德行的人，则趋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则求助于卜筮。我以为这是很正确的，所以将这些话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夫子为什么现在岁数大了反而喜欢《易经》了呢？”孔子答道，“我把它的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主要是观察其中的德义……我和那些用它来占卜的人，虽然都从《易经》出发，但我们的归宿是不一样的。君子通过德行来求福，所以很少祭祀求神，依靠仁义来求吉，所以很少使用卜筮。祝巫卜筮不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吗？”

确实，孔子之道的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易经》。如孔子曾经直接引用《易经》恒卦里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13.22），来说明无恒德的人会遭受羞辱，不用占卜就知道他的命运不佳。他称赞颜回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6.7）。“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6.11）当然恒德并不等于不要策略，《易经》复卦彖辞说：“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艮卦彖辞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孔子把这些原则融化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有用我的机会呢，就出来干；被抛弃了呢，就藏起来。” “国家政治清明有道，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无道，行为正直、言语逊谨。” 《易经》晋卦的象辞说：“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1.1），“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易经》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与此契应，孔子说：“君子没有一餐饭的时间背离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也一定与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与仁德同在。” 孔子以仁德为本，不断地追求完善自己的思想，几乎处处可以找到《易经》义理的痕迹。从更加根本的宇宙观上看，《易经》里面所蕴含的万事万物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观念，更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根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完全反对卜筮。总体来说，他对卜筮是否包含合理性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在陷入极度困境的时候，据说他也曾经试过卜算吉凶。虽然对一个具有现代科学头脑的人来说，卜筮显得完全没有理性根据，甚至荒唐无稽，但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蕴含着这样观念，即宇宙万事万物都是某种当下状态的表现。荣格（C.G.Jung）指出，这种“同时性原则”（principle of synchronicity）与西方流行的因果关系原则截然不同。“西方近代的因果关系是线性的、历时性的事件链，而中国的观念则通过事物间的同时性的关联来描述宇宙。前者通过事件以同样的时序先后重复发生来解释世界，后者则以事件之间规律性的同时共生来解释世界。”（Jung，1950）按照现代西方的因果观念，一组铜币在桌子上的分布形态，归因于掷铜币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又归因于掷铜币者的手臂的运动，等等。通过重复观察掷铜币时的手臂运动和铜币在桌上的分布形态，人们可以对下一次掷铜币以后那些铜币在桌上的分布形态做出预言。按照中国的同时关联性原则，铜币在桌子上的分布形态则与当时周边其他事件有关联，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当下状态的表现。通过观察铜币的分布形态，人们可以认识到周边其他同处于这个当下状态之中的事物的倾向性。正是基于这个原则，传统中医学发展出了一整套精致复杂的关于人体脏腑、情绪、季节等之间的互相关联的理论，并且以此为指导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当然，对这种同时性关联的夸大，也导致了汉儒董仲舒的祥瑞灾异说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谶纬说。

孔子也许没有认识到近代西方的因果观念与我们提及的同时性原则的区别，但同时性的原则显然下意识地存在于他的脑海里。中国古代或许有不少人相信这种普遍的同时性关联是某种无法解释的神迹，或者干脆就认定是某种神力所为，但这并不等于对这种相关性的信念本身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神力可以就是宇宙自身的神奇，就像一个相信因果关系的现代人把自然界的一致性（即我们过去所发现的规律性的现象在未来也会继续发生）看作是自然界本身的神奇特征，而不一定是上帝计划的结果。它不一定意味着相信某种神在背后控制万物的命运。与宿命论（即相信不管一个人怎样做一切都是早已注定发生或注定不发生的观念）相反，《易经》所包含的哲学是，人的行为能导致不同的后果。《易经》里的卦和对卦象的解释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一定会发生什么，好像一切都早已注定，而是在解释当下的境况的同时，指导人在那种境况下怎样更恰当地行事，从而影响整个关系，带来某种或大或小的改变。

正如《易经》不是宿命论一样，孔子充分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人类的确不能完全掌控一切，但事实上我们能很大程度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他从《易经》里寻找的“德义”便是可以据以了解和掌控自己命运的智慧。如孟子所说，“懂得命运的人不会站在有倾塌危险的墙壁之下” 。墙要倒塌是命，但我们有能力不站在墙下或去修复那堵墙。我们可以通过规避潜在的危险、改变情景甚至通过改变对生活的态度，来积极地改变命运。例如，《论语》里孔子的弟子司马牛悲叹：“人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另一个弟子子夏便安慰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于礼的规定，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通过自己成为君子和重新定义“兄弟”，子夏为司马牛指出了他如何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者如何去“命”自己的命！这里作为指令的“命”以及作为定数的“命”，两种含义浑然连接在一起了。

儒家精神这一特征自然伴随一种强烈的忧患和责任意识，这种意识来自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为和它的结果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论这种结果是影响自己还是影响他人的生活。既然我们有能力影响周围世界，那么，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正如当代儒家学者徐复观所说，“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 。儒家的精神性就是从周初那里继承过来的，通过精神高度集中而意识到自己身负天命的那种神圣的责任感。《论语》在下文里就表达了这种责任感：尧（让位给舜的时候）说道：“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罢！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地终止了。”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也说了这一番话。商代的奠基人汤对他的臣下说：“如果我本人有罪，别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如果有罪，罪责应由我来承担。” 这种敢于担当责任的自我意识，其气魄就是真正的替天行道、天人合一。

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他没有特别解释是如何知道天命的，但他显示了强烈的信心，是上天把品德赋予了他。由于“德”字兼有美德和力量的意思，他的信心或许还源于他相信天赋予了他力量。虽然天有的时候好像也会与他过不去，比如让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英年早逝，但孔子相信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5.29）。在他那里，人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上面和外面的命令。天从人自身内部显示出它的力量！

“人能弘道”的观点也告诉了我们，“道”更是一条轨迹、一种行为方式或开辟道路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纯粹客观和外在于人类行为的形而上的实体。把儒家的道当作一个实体，是对儒家基本特征的完全误解，因为儒家的总体关怀是引导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去获得有关终极实在本体的知识。

这种主体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认识论中关于信念的本质的一种观点。它认为真理只存在于相信它的人的心里，没有什么客观真理。而儒家的主体性，可以说是“替天立道，替天行道”。这种主体性在宋儒张载的那段著名的话里得到非常充分的表达：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这段话里，人不仅与天地并立，与天地共创宇宙，还为天地确立意志、良心和意义。天给了人类人的天性和德，反过来，天又依赖于人将他们所具有的天性和德，还有其他万物的性和德，和天地配合，成为宇宙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中庸》二十二章）由于这是充分地发展和完善天给予人类的潜能，所以这也可以说就是天命。儒家和道家的最高目标通常都被描绘为“天人合一”。对于道家而言，这种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自然的习性和个性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对于儒家来说，这种合一就是通过人的积极参与来创造万物的和谐。它伴随着一种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这是一种宇宙人类观（anthropocosmic）的视野，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控制和摆布万物之权力中心，宇宙人类观是将人放在对整个宇宙负责任的中心。

通过圣人的这些教导和楷模，儒家之道展现在人们面前。当儒家学说被确立为权威、成为是非评判的标准以后，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中国的国教。显然，这种需要人性和德性完美发挥的天人合一的儒家理想，对于普通个人而言是不容易实现的。尽管如我们前面已引过的，“天视之我民视，天听之我民听”，依据同样的逻辑，天的意志通过人的意志得以展现，但人与天的合一并不是天生地就的。完美的天人合一依然需要通过人的努力来获得，而这种努力的实践，恰恰就是每个个人在最日常的生活当中所能做到的。 z2lSF3Qkt/xw8ixyT3SeHTzGw83e+LBxgkYQR4XO0SVUl4S4PvmeBIXz77ZWhc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