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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一分一合，往往能产生创新的效果。
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这头大象的重量，然而没有一个下属知道称象的办法。这时，曹冲走上前说：“先把象放到大船上，在水面所达到的地方做上记号，再让船装载石头，当水面也达到记号的时候，称一下石头的重量，石头的总重量就等于大象的重量。”曹冲此法，即是运用了“分”的思维，将难以称量的整体化为若干份容易称量的小部分。
战争中常常运用的“各个击破”战术，也是一种分的思维。
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无产阶级真正代表”的斯巴达克斯原是一名角斗士。在一场团体角斗中，斯巴达克斯的伙伴相继倒下，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对付3个强敌。虽然就格斗技巧而言，这3人中的任何一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由于他们对他展开了联合攻击，斯巴达克斯寡不敌众，一时难以应对。
此时，斯巴达克斯突然想出了一个对付强敌的巧招：转身逃跑，逐个应对。3个对手在后面穷追不舍，由于速度有快有慢，很快便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这时，斯巴达克斯迅速反身战斗，打倒了第1个追上来的对手，等到第2个对手追上来，他又打倒了第2个，过了片刻，第3个对手追到面前，他又打倒了第3个，最终取得胜利。
斯巴达克斯利用3个对手奔跑速度的差异，将他们分散开来逐一打败，避免了自己寡不敌众的劣势，从而取得胜利。
“分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环环相扣，生产决定后三者，后三者对生产具有反作用，而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分配上，即分配不公。人们对考核、绩效、分配，这些涉及利益的问题都较敏感，如果先解决认识问题，分配的机制问题，然后来分配，这样，分配的结果认同度就高，矛盾就少。
在分配中，我们往往只注重了“分"，而忽略了“配”；注重了可分配的总量和个体的分量，忽略了分配的结构。
一位农夫一生勤勤恳恳，积攒了不少财富。临终前，他留下一份遗嘱，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按比例分给3个儿子。按照遗嘱，大儿子可得到全部财产的1/2，二儿子可得全部财产的1/3，三儿子可得全部财产的1/9。
实际上，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就在于遗嘱有漏洞，因为它的3个比例加起来不等于100%，是一种结构性毛病。农夫死后，3个儿子发现，父亲总共留下了17匹马，根本无法按遗嘱来分配。
3个儿子谁也不愿意少分一点，于是，他们请来村里最有智慧的老人来判定该如何分配。
智慧老人让大儿子分得9匹，他本应分得17匹马中的8.5匹，这样，大儿子多得了0.5匹，他很高兴；二儿子分得6匹，他本应分得17匹马中的5又三分之二匹，子显然也多得了三分之一匹，他也很高兴；三儿子分得了两匹马，他本应分得17匹马中的1又八分之一匹，也多得了八分之七匹，同样很高兴。
于是，3个儿子不但没有少分，反而都比遗嘱的规定多得了，三人都很满意。
分配的关键就在于，可分的东西不可穷尽，要预留，以作“配”之用。尽量让分配的结果超出预期，所以，一开始不能让人的期望值过高。
组合思维属于分合思维中合的思维，也叫聚合思维。
将若干事物通过一定的方式整合起来，往往就是一种创新。例如，车、炮、盾，一组合就成了坦克；物质激励很好，但是，只有物质的激励是害民政策；精神激励很好，仅有精神的激励是愚民政策。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使用，并有所侧重，才是好政策。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当代最大型的发明创造。“阿波罗”计划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阿波罗’宇宙飞船所采用的技术，没有一项是新的突破，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它们精确无误地组合好，实行系统管理。”
科学界的3次技术革命也无一不与组合有关。
第1次大组合是牛顿组合了开普勒天体运行三定律和伽利略的物体垂直运动与水平运动规律，从而创造了经典力学，引起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
第2次大组合是麦克斯韦组合了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理论和拉格朗日、哈密尔顿的数学方法，创造了更加完备的电磁理论，因此引发了以发电机、电动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
第3次大组合是狄拉克组合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薛定谔方程，创造了相对量子力学，引起了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
思维在不断创新，组合在不断进行。
20世纪以后，许多发明创造活动步人了大联合、大发展的新时期。这些对创新、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发挥，也到了一个需要创新的时期。一个人闭关修炼而一鸣惊人的创新时代已经过去。原子弹、航天飞机的实验研制，都是数以万计的科学家携手攻关才成功的。诺贝尔获奖者中，团队成功的越来越多了，许多重大的攻关研究都需要团队合作、大兵团作战、多学科交叉融合，甚至需要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的介人，需要世界性的大合作，这也许就是组合的魅力。
组合思维和分配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懂得巧妙合理利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分合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