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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先都接到了通知，要在本周四出庭。可是，到了星期四那天，再也用不着我们作证了。一位更高级的法官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杰弗森·霍普已被传唤到另一个法庭上去，进行一次极为公正的审判了。就在被捕的当天晚上，他的动脉瘤就破裂了。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他躺在监狱的地板上死了。他的脸上流露着平静的笑容，好像在临死的时候，他曾回顾过去，认为自己的年华并未虚度，而且复仇大业也已经如愿以偿了。
第二天傍晚，当我们闲谈这件事情的时候，福尔摩斯说：“葛莱森和雷斯垂德知道这个人死了，一定要气得发疯。这样一来，他们自吹自擂的本钱不就没了吗？”
“我看不出他们两个人在捉拿凶手这件事上，究竟干了多少工作。”
我的伙伴尖刻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如何能够使人相信你做了些什么。”停了一会儿，他又轻松地说，“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也不会放过这件案子的。在我的记忆中，再没有比它更精彩的了。它虽然简单，但其中有几点却是值得深以为训的。”
“简单！”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是的，的确简单。除此之外，很难用别的字眼来形容它。”歇洛克·福尔摩斯看到我满脸惊讶的神色，不觉微笑了起来，“你想，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只是经过一番寻常的推理，我居然在三天之内就捉到了罪犯，这就证明案子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这倒是。”
“我已经对你说过，凡是异乎寻常的事物，一般都不是什么阻碍，反而是一种线索。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用推理的方法，一层层地回溯事实。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本领，而且也是很容易的，不过，人们在实践中却不常应用它。在日常生活中，向前推理的方法用处大些，因此人们也就往往容易忽略回溯推理这一层。如果说有五十个人能够从事物的各个方面加以综合推理的话，那么，能够用分析的方法推理的，不过是个把人而已。”
“说老实话，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很难指望你能够弄清楚。让我试试看能否把它说得更明确一些。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当你把一系列的事实对他们说明以后，他们就能把可能的结果告诉你。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一系列事实在脑子里联系起来，通过思考，得出结论。但是，有少数的人，如果你把结果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能通过内在的意识，推断出产生这种结果的各个步骤是什么。这就是在我说到‘回溯推理’或者‘分析推理’时，所指的那种能力。”
“我明白了。”
“现在这件案子就是一个例子。你只知道结果，其他一切必须全凭自己去发现。好，现在让我把自己在这个案子中进行推理的各个步骤尽量向你说明一下吧。我从头说起。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是步行到那所房子去的。当时，我的思想中没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成见，自然要先从检查街道着手。就像我已经对你解释过的那样，我在街道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辆马车车轮的痕迹。经过研究之后，我确定这个痕迹必定是夜里留下的。由于车轮之间距离较窄，因此我断定这是一辆出租的四轮马车，而不是自用马车，因为伦敦城里通常所有的出租四轮马车都要比自用马车窄一些。
“这就是我观察所得的第一点。接着，我就慢慢走上了花园中的小路。碰巧，这条小路是一条黏土路，特别容易留下印迹。毫无疑问，在你看起来，它只不过是一条被人踩踏得一塌糊涂的烂泥路而已。可是，在我这双久经锻炼的眼睛看来，小路上每个痕迹都是有其意义的。在侦探学的各个分支中，再也没有比足迹学这门艺术更重要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了。幸而我对这门科学一向是十分重视的，经过多次实践之后，它已成为了我的第二本能。我看到了警察们沉重的鞋印，但也看到了最初经过花园的那两个人的足迹。他们的足迹是最先留下的，这一点很容易说明，因为从一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们的足迹被后来人的足迹踩踏，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样我的第二个环节就构成了。这个环节告诉我，夜间来客一共有两个，一个非常高大，这是我从他的步伐长度上推算出来的；另一个则穿着入时，这是从他留下的小巧精致的靴印上判断出来的。
“走进屋子以后，这个推断立刻就得到了证实。那位穿着漂亮靴子的先生就躺在我的面前。如果这是一件谋杀案的话，那么那个大个子就是凶手。死者身上没有伤痕，但是从他脸上显露出紧张、激动的表情，使我深信他在临死之前已料到自己的命运如何了。假如是由于心脏病，或者其他突然发生的自然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脸上都绝不会出现那种紧张激动的表情。我嗅了嗅死者的嘴唇，嗅出有点儿酸味，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服毒而死的。另外，从他脸上那种愤恨和害怕的神情来看，他是被迫的。我就是利用这种淘汰一切不合理假设的办法，最终得到了这个结论，因为其他任何假设都不能和这些事实吻合。你不要以为这是闻所未闻的空想，强迫服毒在犯罪年鉴中绝不是一个新闻，任何毒物学家都会立刻想到敖德萨的多尔斯基案和蒙彼利埃的雷图里耶案。
“现在要谈谈‘为什么’这个大问题了。谋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抢劫，因为死者身上一点儿东西都没少。那么，这是一件政治性案件，还是仇杀案呢？这就是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我比较偏向后一种情况。因为在政治暗杀中，凶手一旦得手，势必立即逃走。可是这件谋杀案恰恰相反，干得非常从容不迫，在屋子里各处都留下了凶手的足迹。这就说明，他自始至终一直在现场。因此，这就一定是件仇杀案，而不是什么政治性案件，只有仇杀案才需要采取这样处心积虑的报复手段。当墙上的血字被发现后，我对自己的见解就更加深信不疑了。这是故布疑阵，一望便知。等到发现戒指以后，问题就算确定了。很明显，凶手曾经利用这只戒指使被害者回忆起某个已死的或者不在场的女人。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葛莱森，在他拍往克利夫兰的电报中，是否问到德雷伯过去的经历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你应该记得，当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之后，我就开始对这间屋子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检查结果使我更加肯定凶手是个高个子，并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细节，例如印度雪茄，长指甲，等等。因为屋中并没有打斗的迹象，因此我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地板上的血迹是凶手在激动的时候流的鼻血。我发觉，凡是有血迹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感情激动时这样大量流血，除非是个血气旺盛的人。所以，我就大胆地认为，这个罪犯可能是个身强力壮的赤面人。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离开屋子之后，我就去做葛莱森疏忽未做的事。我给克利夫兰警察局长拍了一个电报，仅仅询问有关伊诺克·德雷伯的婚姻问题。回电很明确，电报中说，德雷伯曾经指控过一个叫杰弗森·霍普的旧日情敌，并且请求过法律保护，这个霍普目前正在欧洲。我当时就知道，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案件的线索。剩下要做的就只是稳稳地捉住凶手。
“我当时心中早已断定，和德雷伯一同走进那间屋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赶马车的。因为我从街道上的一些痕迹看出，拉车的马曾经任意行动过，如果有人驾驭，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赶车人如果不在屋中，他又能到哪里去呢？还有一点，如果认为任何神智健全的人会在这样一个肯定泄露自己秘密的第三者面前进行一桩蓄谋已久的罪行，就太荒谬可笑了。最后一点，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伦敦城里到处跟踪另外一个人，除了做一个马车夫外，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就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杰弗森·霍普这个人，必须到首都的出租马车车夫中去寻找。
“如果他曾是马车夫，就没有理由使人相信他会就此不干了。恰恰相反，从他的观点来看，突然改变工作反而更可能引起人们对其注意。他至少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从事这个职业。如果认为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化名，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没人知道自己真名实姓的国家里，他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于是，我就把一些街头流浪儿组成了一支侦查小队，有步骤地派遣他们到伦敦城每家出租马车公司去打听，直到找到我要找的这个人为止。他们干的多么漂亮，我使用这支队伍又是多么迅速方便，这些你都还记得很清楚吧。至于谋杀斯特兰森，确实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但是，这些意外事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你已经知道，在这个事件里，找到了两粒药丸——我早就推想到一定会有这种东西存在。你看，这件案子就是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毫无间断的链条。”
“真是妙极了！”我不禁叫了起来，“你的这些本领应当公布出来，让大家都了解一下。你应当发表这个案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发表。”
“你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吧，医生，你看看这个！”他递给我一张报纸，“看看这个！”
这是一份今天的《回声报》，他指的那一段正是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件的。报上这样说：
由于霍普突然死去，公众失去了一件耸人听闻的谈资。霍普是谋杀伊诺克·德雷伯先生和约瑟夫·斯特兰森先生的嫌疑犯。虽然我们从有关当局获悉，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桃色纠纷犯罪案，其中牵涉到爱情和摩门教等问题，但是这个案件的内幕实情，现在可能永远不会揭晓了。据悉，两个被害者年轻时都曾经是摩门教徒。已死的在押犯霍普也来自盐湖城。如果说这个案件并无其他作用的话，至少它可以极为突出地说明我国警探破案之神速，并足以使一切外国人引以为戒。他们还是在本国之内解决自己的纠纷为妙，最好不要把这些纷争带到不列颠的国土上来。破案之神速完全归功于苏格兰场知名官员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两位先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据悉，凶手是在一位名叫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先生家中被捕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作为一个私家侦探，在探案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才能，他在这样两位导师的教诲之下，将来也必能获得一定的成就。一般估计，这两位官员将荣膺某种奖赏，作为对他们功绩的表扬。
歇洛克·福尔摩斯大笑着说：“我开头不就这样对你说过吗？这就是咱们对血字研究的全部结果——给他们挣来了褒奖！”
“不要紧，全部事实经过都记在我的笔记本里，公众一定会知道真实情况的。这个案子既已破了，你也就该感到心满意足了，就像罗马守财奴说的那样：‘笑骂由你，我自为之，家藏万贯，唯我独赏。’”
（兴仲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