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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罪犯疯狂的抵抗显然并不是对我们有什么恶意，因为当他发觉自己已无能为力的时候，便温顺地微笑起来，并且表示，希望在他挣扎的时候，没有伤害到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对福尔摩斯说：“我想，你准备把我送到警察局去。我的马车就在门外，如果你们把我的腿松开，我可以自己走下去上车。我可不像从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能被抬起来。”
葛莱森和雷斯垂德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认为这种要求太大胆了些。但是，福尔摩斯却立刻接受了他的要求，把我们捆在他脚腕上的毛巾解开了。他站起来，两条腿舒展了一下，像是要证明它们确实又获得了自由。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看着他心中暗想，我很少见到过比他更魁伟强壮的人了。那饱经风霜的黑脸上表现出的坚决而有活力的神情，就像他的体力一样令人惊异和不可忽视。
他注视着我的同伴，以由衷钦佩的口气说：“如果警察局长职位有空缺的话，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你对这个案子的侦查方法，确实是十分谨慎周密的。”
福尔摩斯对那两个侦探说：“我们一起去吧。”
雷斯垂德说：“我来给你们赶车。”
“好的，那葛莱森可以和我们坐到车上去。还有你，医生，你对这个案子已经产生了兴趣，最好也和我们一块儿走一趟吧。”
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一同下了楼。我们的罪犯没有一点儿逃跑的企图，安安静静地走进那辆原来属于他的马车，我们也跟着上了车。雷斯垂德爬上车夫的座位，扬鞭催马前进，不久，便把我们拉到了目的地。我们被引进一间小屋，那里有一个警官把罪犯的姓名和他被控杀死的两个人的姓名都记录了下来。那个警官是个面色白皙、神情冷淡的人，他机械而呆板地履行着他的职务。他说：“犯人将在本周内提交法庭审讯。杰弗森·霍普先生，你在审讯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必须事先告诉你，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录下来，并且可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诸位先生，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们的罪犯慢慢说道，“我愿意把它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你等到审讯时再说不是更好吗？”
“我也许永远不会受到审讯了。你们不要大惊小怪，我并不是想自杀。你是一位医生吗？”他说这句话时，把凶悍而黧黑的眼睛转过来瞧着我。
我说：“是的，我是医生。”
“那么，请你用手按一下这里。”他说着微笑了一下，用他被铐着的手，指了一下胸口。
我按了按他的胸部，立刻觉察到里边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跳动。他的胸腔微微震颤，就像在一座不坚固的建筑中，开动了一架强力的机器。在这静静的屋内，我能够听到他的胸膛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嗡嗡声。
“怎么，你得了主动脉瘤症！”我叫道。
他平静地点点头：“他们都这样说。上个星期我找一位医生看过，他对我说，过不了多少天，血瘤就要破裂。这个病已经好多年了，一年比一年恶化。这个病是我在盐湖城的大山之中，由于饱经风霜，过度操劳，而且又吃不饱的缘故引起的。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什么时候死我都不在乎了。但是，我愿意在死之前，把这件事交代明白，死后好有个记载。我不愿在死后让别人把我看成一个寻常的杀人犯。”
警官和两个侦探匆忙商量了一下，考虑准许他说出自己的经历是否适当。
警官问道：“医生，你认为他的病情确实有突然变化的危险吗？”
“的确是这样。”
于是这位警官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维护法律，显然，我们的职责是首先取得他的口供。先生，你现在可以自由交代了。不过，我再一次告诉你，你所交代的内容都要记录下来。”
“请允许我坐下来讲吧。”犯人一边说，一边就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这个血瘤症很容易使我感到疲乏，何况半个钟头以前，我们还打斗了一番，这绝不会使病情有所改善。我已经是坟墓边上的人了，所以不会对你们说谎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至于你们如何处置，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了。”
杰弗森·霍普说完这些话，就靠在椅背上，开始叙述下面这篇惊人的供词。他叙述时的态度从容不迫，而且讲得有条有理，好像自己说的事情十分平淡无奇。我可以保证，这篇补充供词完全准确无误，因为这是我抓住机会从雷斯垂德的笔记本上抄录下来的。他在他的笔记本里，把这个罪犯的供词原封不动、逐字逐句地记录了下来。
他说：“我为什么要恨这两个人，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恶贯满盈，他们犯了罪，害死过两个人——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因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也是罪有应得的。从他们犯罪以来，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罪证，到任何一个法庭上控告他们。可是我知道他们有罪，我打定主意，要把法官、陪审员和刽子手的任务全部一个人承担起来。如果你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你们站在我的位置上，你们也一定会像我这样干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姑娘，二十年前本来是要嫁给我的，可是却被迫嫁给了这个德雷伯，以致含恨而死。我从她遗体的手指上把这只结婚戒指取了下来，当时就发誓，一定要让德雷伯看着这只戒指毙命，还要在他临死的时候，让他认识到，是由于自己犯下的罪恶，才受到了惩罚。我踏遍了两大洲，追踪着德雷伯和他的帮凶；一直到追上他们为止，这只戒指都一直带在我身边。他们打算东奔西跑，把我拖垮，但是，他们是枉费心机。即使我明天就会死——这是很有可能的——但在临死的时候，我总算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出色地完成了。他们两个人已经死了，而且都是被我亲手杀死的，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和要求了。
“他们是有钱人，我却是一个穷光蛋。因此，要到处追赶他们，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来到伦敦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囊空如洗了。我发觉，自己必须找个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赶车、骑马对我来说，就像走路一样平常，于是我就到一家马车出租公司寻找工作，立刻就成功了。每个星期我要向公司缴纳一定数目的租金，剩下的就归自己。剩余的钱并不多，可是我总能设法勉强维持下去。最困难的事情是不认识路。我认为在所有道路复杂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的街道更难辨认的了。我在身旁带上一张地图，直到熟悉了一些大旅馆和几个主要车站之后，工作才顺利起来。
“过了好久，我才找到这两个人居住的地方。我东查西问，直到最后在无意之中碰上了他们。他们住在泰晤士河对岸坎伯韦尔的一家公寓里。我知道，只要找到了他们，他们就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已经蓄了胡须，他们不可能认出来。我紧紧跟着他们，伺机下手。我下定决心，这一次绝不能再让他们逃脱。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差点儿又溜掉了。他们在伦敦走到哪里，我就形影不离地跟到哪里。有时我赶着马车跟在他们后边，有时步行。然而赶着马车却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摆脱我了。只有在清晨或者深夜我才做一点儿生意，赚一点儿钱，这样一来就不能及时向公司缴纳租金了。但是，只要能够亲手杀死仇人，别的我都不管了。
“他们非常狡猾。他们也一定意识到了，可能会有人追踪自己，因此从不单独外出，更不在晚上出去。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赶着马车跟在他们后面，可是一次也没有看见他们分开过。德雷伯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斯特兰森却毫不大意。我起早贪黑地窥伺着他们，却总遇不到机会。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因为我总感觉到，报仇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唯一担心的是胸口里的这个毛病，说不定它会过早破裂，让我的报仇大事功亏一篑。
“最后，一天傍晚，当我赶着马车在他们所住的那个叫陶尔魁里的地方徘徊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辆马车赶到那住处的门前。有人把一些行李拿了出来，不久，德雷伯和斯特兰森也跟着出来，他们一同上车而去。我赶紧催马加鞭，远远跟在他们后面。当时我感到非常不安，唯恐他们又要改变住处。他们到了尤斯顿车站，下了马车。我找一个小孩替我拉住马，就跟着他们走进了月台。我听到他们打听去利物浦的火车，站上的人回答说，有一班车刚刚开出，几个钟头之内不会再有第二班车了。斯特兰森听了之后，似乎很懊恼，可是德雷伯却非常高兴。我夹杂在人群之中，离他们非常近，所以能够听到他们之间的每一句对话。德雷伯说，他有一点儿私事要去办一下，如果斯特兰森愿意等他的话，马上就会回来。他的伙伴却阻拦他，并且提醒说，他们曾经决定过时时刻刻都要在一起，不能单独行动。德雷伯回答说，这是一件微妙的事，他必须独自前往。我听不清斯特兰森又说了什么，后来只听见德雷伯破口大骂，并且说，斯特兰森不过是自己雇用的仆役罢了，不要装腔作势地对他发号施令。于是，这位秘书先生讨了一场没趣，只好不再多说。他只是和德雷伯商量，万一耽误了最后的一班火车，可以到郝黎代旅馆去找他。德雷伯回答说，他在十一点钟之前就可以回到月台上来。然后，他就一直走出了车站。
“我日夜等待的千载难逢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的仇人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彼此相助；但是，一旦分开之后，就要落到我的控制之下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鲁莽行事。我早已定下了一套计划，报仇的时刻，如果不让仇人明白究竟是谁杀死了他，如果不让他明白为什么要受到这种惩罚，那么，这种复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的报仇计划早就安排妥当，根据这个计划，我要让害苦了我的人有机会能够明白，现在是他恶贯满盈的时候了。恰巧，几天前有一位先生坐我的车子，到布瑞克斯顿路一带查看几所房屋，不慎把其中一所的钥匙遗落在我的车里了。他虽然当天晚上就将这把钥匙领了回去，但是，在送还之前，我早就把它压成了一个模子，并且照样配制了一把。这样一来，在这个大城市里，我至少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地干自己的事情，而不致受到阻碍。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德雷伯弄到那里去。
“他在路上走着，并且进了几家酒店。他在最后一家酒店几乎停留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步履蹒跚，显然已经醉了。在我的前面恰好有一辆双轮小马车，他就招呼着坐了上去。我一路紧紧地跟着，马鼻子距离前面马车车夫的身体最多只有一码远。我们经过了滑铁卢大桥，在大街上跑了好几英里。但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们竟然又回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我想象不出，他回到那里究竟要干什么。但是，我还是跟了过去。在距离那所房子大约一百码的地方，我把车子停了下来。他走了进去，马车也离开了。请给我一杯水，我的嘴都说干了。”
我递给他一杯水，他一饮而尽。
“这就好些了。好，我等了一刻钟，或者还要久一点儿，突然房子里面传来一阵打架似的吵闹声。接着，屋门忽然大开，出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德雷伯，另一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一把抓住德雷伯的衣领，当他们走到台阶边的时候，他用力一推，紧跟着又是一脚，把德雷伯踹到了大街当中。他对德雷伯摇晃着手中的木棍，大声喝道：‘狗东西！我教训教训你，你竟敢污辱良家妇女！’他是那样怒不可遏，如果不是这个坏蛋拖着两条腿拼命向街中跑去，我想，那小伙子一定会用棍子把他痛打一顿。德雷伯一直跑到转弯的地方，正好看见了我的马车，于是招呼着我，一脚就跳上车来。他说：‘把我送到郝黎代旅馆去。’
“我一见他坐进了我的马车，简直喜出望外，心跳得非常厉害。我真怕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自己的血瘤迸裂了。我慢慢赶着马车向前走，心中盘算着究竟该怎么办才稳妥。我可以把他一直拉到乡间去，在荒凉无人的小路上和他算一次总账。当我几乎已经决定这么办的时候，他忽然替我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时，他的酒瘾又发作了，叫我在一家大酒店的外面停了下来。他一边吩咐我等着他，一边走了进去。他在里面一直待到酒店关门，等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烂醉如泥了。我知道，自己胜券在握了。
“你们不要以为我会冷不防一刀，把他结果就算了事。如果那样做，只不过是死板地执行审判而已，我不会那样干的。我早已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还可以有一线生机。在美洲流浪的那些日子里，我干过各种各样的差事。我曾经做过约克学院实验室的看门人和清洁工。有一天，教授在讲解毒药问题时，把某种生物碱——他是这样称呼的——给学生们看。这是他从一种南美洲土人制造毒箭的毒药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毒药的毒性非常猛烈，只要沾到一点儿，立刻就能致人死命。我记住了那个放毒药瓶子的位置，在他们走了之后，就倒了一点儿出来。我是一个相当高明的配药能手，于是，就把这些毒药做成了一些易于溶解的小丸。我在每个盒子里装进一粒，同时再放进一粒样子相同但是无毒的药丸。我当时决定，一旦得手，这两位先生每人便要分得一盒，自己先吞服一粒，剩下的一粒由我来吞服。这样做，和枪口蒙上手帕射击一样，可以置人于死地，而且还没有响声。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把这些装着药丸的盒子带在身边，现在到了使用它们的时候了。
“当时午夜已过，快一点钟了。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深夜，风刮得很厉害，大雨倾盆而下。外面虽然是一派惨淡的景象，可是我的心里却乐不可支，高兴得几乎要大声欢叫起来。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之中哪位曾经为一件事朝思暮想，盼望了二十多年，一旦伸手可得，那么，你们就会理解到我当时的心情了。我点燃一支雪茄，喷着烟雾，借此安定自己的紧张情绪。可是由于过分激动，我的手不住地颤抖，太阳穴也突突地乱跳。当我赶着马车前进时，看见老约翰·费里尔和可爱的露茜在黑暗中望着我微笑。我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现在在这间屋子里看见你们诸位一样。一路之上，他们总是在我的前面，一边一个地走在马的两旁，一直陪着我来到布瑞克斯顿路的那所空宅。
“四周看不见一个人影，除了淅沥的雨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我透过车窗向车里一瞧，只见德雷伯蜷缩成一团，因酒醉而沉入了梦乡。我摇着他的胳膊说：‘该下车了。’
“他说：‘好的，车夫。’
“我想，他以为已经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旅馆，因为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下车来，跟着我进了空屋前的花园。这时，他还有点儿头重脚轻，站立不稳，我不得不扶着他走，以免跌倒。我们走到门口时，我开了门，引着他进了前屋。我敢向你们保证，一路上，费里尔父女一直在我们前面走着。
“‘黑得要命。’他一边说，一边乱跺着脚。
“‘咱们马上就有亮光了，’我说着便擦燃了一根火柴，把带来的一支蜡烛点亮。我转向他，把蜡烛举近了自己的脸。我说道：‘好啦，伊诺克·德雷伯，现在你看看我是谁！’
“他醉眼惺忪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我看见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恐怖的神色，整张脸都痉挛起来，这说明他已经认出了我。他吓得面如土色，摇摇晃晃地后退着，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到眉毛上。他的牙齿也在上下相击，咯咯作响。我看见他这副模样，不禁靠在门上大笑不止。我早就知道，报仇是一件最痛快的事，可是，从来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的快感。
“我说：‘你这个狗东西！我把你从盐湖城一直追到圣彼得堡，可是总让你逃脱。现在你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到头了，因为，不是你就是我，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我说话的时候，他又向后退了几步。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以为我发疯了。那时，我确实和疯子一样，太阳穴上的血管像被铁匠挥舞着铁锤敲打似的跳动不止。我深信，当时若不是血从鼻孔中涌了出来，使我轻松一下的话，我的病也许就会发作起来了。
“‘你说，露茜·费里尔现在怎么样了？’我一边叫着，一边锁上门，并且把钥匙举在他的眼前晃了几晃，‘惩罚确实来得太慢，不过现在总算让你落网了。’我看到在我说话的时候，他那两片怯懦的嘴唇颤抖着，还想求饶。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毫无用处的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要谋杀我吗？’
“我回答说：‘谈不上什么谋杀不谋杀。杀死一只疯狗，能说是谋杀吗？当你把我可怜的爱人从她那被杀害的父亲身旁拖走的时候，当你把她抢到你的那个该死的、无耻的、妻妾成群的内室里去的时候，可曾对她有过丝毫的怜悯？’
“他叫道：‘杀死她父亲的并不是我。’
“‘但是，你粉碎了她那颗纯洁的心！’我厉声喝道，把毒药盒子送到他的面前，‘让上帝裁决吧。挑一粒吃下去。一粒可以致死，一粒可以获生。你挑剩下的一粒我吃。让咱们瞧瞧，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公道，或者说，咱们都是在碰运气。’
“他吓得躲到一边，大喊大叫起来，哀求饶命。但是，我拔出刀，直抵他的咽喉，一直到他乖乖地吞下了一粒，我也吞下了另外一粒。我们面对面，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有一两分钟之久，等着瞧究竟谁死谁活。当他的脸上显出痛苦表情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已吞下毒药。他当时的那副嘴脸我怎么能够忘记呢？我看他那副样子，不觉大笑起来，并把露茜的结婚戒指举到他的眼前。这一切只是一会儿工夫，因为那种生物碱的毒性发作得很快。一阵痛苦的痉挛使他的脸都扭曲变形了。他两手前伸，摇晃着，然后惨叫一声，一头倒在了地板上。我用脚把他翻转过来，用手摸了摸他的心口。心不跳了，他死了！
“这时，血一直从我的鼻孔中向外流个不停，但是我并没有在意。不知怎的，我灵机一动，便用血在墙上写下了一个词。这也许是出于一种恶作剧的想法，打算把警察引入歧途，因为当时我的心情确实非常轻松愉快。我想起在纽约曾发生过一个德国人被谋杀的事件，死者的身上写着‘拉契’这个词。当时报纸上曾经争论过，认为这是秘密党干的。我想，这个使纽约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词，可能也会使伦敦人困惑不解。于是，我就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墙上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写下这个词。后来，我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发觉一个人也没有，周围依然是狂风骤雨。我赶着马车走了一段路之后，把手伸进经常放着露茜戒指的衣袋里，忽然发现戒指不见了。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东西是她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我想，可能是在我弯身察看德雷伯尸体时，把它掉下去了。于是，我又赶着马车向回走。我把马车停在附近的一条横街上，大着胆子向那间屋子走去，因为我宁可冒任何危险，也不愿失去这枚戒指。我一走近那所房子，就和一个刚从那里出来的警察撞了个满怀。我只好装作酩酊大醉的样子，以免引起他的怀疑。
“这就是伊诺克·德雷伯死时的情形。我之后要做的事，就是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斯特兰森，这样就可以替约翰·费里尔报仇雪恨了。我知道斯特兰森当时正在郝黎代旅馆里。我在旅馆附近徘徊了一整天，可是他一直没有露面。我想，大概是因为德雷伯一去不返，所以使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斯特兰森这个家伙确实很狡猾，他一直是谨慎提防着的。但是，如果他认为只要待在房间里不出来，就能安然无恙，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很快，我就发现了他卧室的窗户。第二天清晨，我利用旅馆外面胡同里放着的一架梯子，趁着阳光朦胧的时候，一直爬进了他的房间。我把他叫醒，对他说，很久以前他杀了人，现在是偿命的时候了。我把德雷伯的情况讲给他听，并且要他同样挑选一粒药丸吃下。他不愿接受我给他的活命机会，从床上跳起身，直向我扑来，卡住了我的喉咙。为了自卫，我一刀刺进了他的心房。不管采用什么办法，结果都是一样，因为老天决不会让他那只罪恶的手，挑到无毒的一粒。
“我还有几句话要说，说完了也好，因为我也快完了。事后我又赶了一天马车，因为我想加把劲儿，积蓄起足够的路费，好回美洲去。那天，我将马车停在车场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破衣褴衫的少年打听是否有个叫杰弗森·霍普的车夫。他说，贝克街二二一号乙有位先生要雇他的车子。我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就跟着来了。以后我所知道的事，就是这位年轻人用手铐轻轻地把我的两只手铐上了，铐得那么干净利落，是我平生少见的。诸位先生，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你们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凶手，但是，我却认为自己和你们一样，是一个执法官。”
他的故事讲得这样惊心动魄，他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又是这样深刻，因此我们都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听得出神。甚至连那两位久经历练的职业侦探，也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讲完了之后，我们都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只有雷斯垂德速记供词的最后几行时，铅笔落纸的沙沙声，打破了室内的寂静。
福尔摩斯最后说：“还有一点，我希望多知道一些。我登广告之后，你那个前来领取戒指的同伙究竟是谁？”
这个罪犯对我的朋友顽皮地挤了挤眼睛：“我只能供出自己的秘密。但是，我不愿牵连别人。我看到你的广告之后，想到这可能是个圈套，但也可能真是我所需要的那只戒指。我的朋友自告奋勇来瞧一瞧。我想，你一定会承认，这件事他办得很漂亮吧？”
“一点儿也不错。”福尔摩斯坦诚地说。
这时警官正颜厉色地说道：“那么，诸位先生，法律手续必须遵守。本周四，这个罪犯将要提交法庭审讯，诸位先生届时要出席。开庭之前，他将由我负责。”说完，他按了一下铃，于是杰弗森·霍普就被两个看守带走了。我的朋友和我也离开了警察局，坐上马车回贝克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