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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着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每家报纸都有一则长篇报道，有的还特别写了社论。其中一些消息连我们都闻所未闻。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把它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在犯罪记录里，再没有比这个悲剧更为离奇的案子了。被害人用的是个德国名字，看不出有任何动机，而且墙上还写下了这个狠毒的字眼；一切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或革命党干的。社会党在美国的流派很多，死者无疑是因为触犯了它们不成文的法律，才被追踪到此，惨遭毒手。”这篇文章简略地提到了过去发生的菲默法庭案、托法娜仙液案、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之后，在结尾向政府提出忠告，主张今后对在英外侨应予以更加严密的监视。
《旗帜报》评论说：“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常常是在自由党执政下发生的。这些暴行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民心动乱和政府权力削弱的缘故。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停留数周，生前曾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卡彭蒂耶太太的公寓居住过。他是在私人秘书约瑟夫·斯特兰森先生陪同下到此旅行的。两人于本月四日星期二辞别女房东后，随即到尤斯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他们，以后就行踪不明了。后来，据报道，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瑞斯克顿路一所空屋中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他如何到达此处以及如何被害等情况，仍为不可理解的谜团，斯特兰森则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深感欣慰地得知，苏格兰场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二人同时侦查此案，深信该案不久必有分晓。”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这肯定是一件政治性犯罪。由于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憎恨，许多人被驱逐到了我们的国土上。如果对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加以宽容，不予追究，这些人有可能变成很好的公民。这些流亡人士之间，有着严格的“条规”，一经触犯，必予处死。目前必须竭尽全力寻获他的秘书斯特兰森，以便查清死者生前某些特别的习惯。死者生前寄住伦敦的地址业已获悉，这就使案情向前进展了一大步。该项发现完全归功于苏格兰场葛莱森先生的机智干练。”
早饭时，福尔摩斯和我一同读完了这些报道。它们似乎使他非常感兴趣。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论情况如何，功劳总是属于雷斯垂德和葛莱森。”
“那也要看结果如何呀。”
“哦，老兄，这毫无关系。如果凶手捉到了，自然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勤勉努力；如果凶手逃跑了，他们又可以说：虽然历尽艰辛，但是……不管怎么说，好事总是他们的，坏事永远归于别人。不管他们干什么，总会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笨蛋虽笨，但是还有比他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我们正说着，过道和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里面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我不禁喊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侦缉队贝克街分队。”我的伙伴煞有介事地说。话音刚落，只见六个街头流浪儿冲了进来，我从没见过这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于是这六个小无赖就像六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似的排成一排站在那里。“以后你们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其余的必须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一个孩子回答：“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我估计你们也没有找到，一定要继续查找，直到找到为止。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了每人一个先令，“好，现在去吧，下一次报告时，我等着你们带来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似的下楼去了。接着，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这些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绩，比一打官方侦探的还要显著。官方人士一露面，人家就闭口不言了。可是，这些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他们很机灵，就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他们就是缺乏良好的组织。”
我问道：“你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这个案子雇他们的吗？”
“是的，有一点我想要弄明白，而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啊！现在咱们马上就要听到些新闻了！你瞧，葛莱森正朝着咱们这里走来。他满脸都是得意的神色，我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你看，他站住了。就是他！”
门铃一阵猛响，一眨眼的工夫，这位金发的侦探先生就三步并用两步地蹿上楼来，一直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握着福尔摩斯冷漠的手大声说道，“向我道喜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调查得真相大白了。”
我似乎看出，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焦急的暗影。
“你是说你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吗？”
“正确的方向！真是的，我的老兄，连凶手都捉到了！”
“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卡彭蒂耶，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一边得意地搓着自己的胖手，一边挺起胸膛傲慢地大声说道。
福尔摩斯听了这话之后，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觉微笑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烟吧。”他说，“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办的。喝点儿加水威士忌吗？”
“喝点儿就喝点儿吧，”这位侦探回答说，“这一两天费了不少劲儿，可把我累坏了。你知道，体力劳动虽说不多，可是脑子绷得紧紧的。个中甘苦你肯定明白，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都是用脑子干活儿的。”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太过奖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扬扬自得地一口口吸着雪茄，忽然，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
“真可笑，雷斯垂德这个傻瓜还自以为高明呢，可是他完全搞错了。他正在寻找那位秘书的下落——这个家伙就像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和这个案子根本没有关系。我敢断言，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他讲到这里，得意地哈哈大笑，直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
“啊，我全部告诉你们。当然喽，华生医生，这是绝密的，只有咱们之间可以谈谈。首先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是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要登广告，等待人们前来报告，或是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出来，报告一些消息，但我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一百二十九号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
“想不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到那家帽店去过没有？”
“没有。”
“哈！”葛莱森放下了心，“有些细节，不管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你也不应该放过它。”
“对一个伟大人物来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引用名言似的说道。
“好，我找到了店主安德乌，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么大号码、这个式样的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陶尔魁里卡彭蒂耶公寓的住客德雷伯先生处的。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漂亮，干得很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我立刻就去拜访了卡彭蒂耶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十分不安。她的女儿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懂得的，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那是一股什么劲儿，只觉得全身兴奋得发抖。我问道：‘你们听到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雷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消息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她的女儿已经流下了眼泪。我越看越觉得她们对这个案子必定知道些什么。
“我问道：‘德雷伯先生几点钟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
“‘八点钟，’她不住地咽着唾沫，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他的秘书斯特兰森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九点十五分，一班是十一点。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女人一下子变得面无人色。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这位姑娘开口了。她的态度很镇静，口齿也很清楚。
“‘说谎是没有好处的，妈妈，咱们跟这位先生还是坦白好了。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德雷伯先生。’
“‘愿上帝保佑你！’卡彭蒂耶太太双手一伸，喊了一声，向后倒在了椅背上，‘你可害死你的哥哥了！’
“‘阿瑟也一定愿意咱们说实话。’这位姑娘坚决地回答。
“我说道：‘你们最好还是全都告诉我吧。这样吞吞吐吐的，还不如不说。而且，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是你，爱莉丝！’她妈妈高声叫道，一边又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全都告诉你吧，先生。你不要以为，一提起我的儿子我就着急，是因为他和这人命案子有什么关系。他完全是清白的，可我顾虑的是，在你们或别人看来，他似乎是有嫌疑的。但是，这绝不可能。他的高贵品质、他的职业、他的过去都能证明这一点。’
“‘你最好还是把事实和盘托出。相信我，如果你儿子真的清白无罪，他绝不会受到什么冤枉。’
“‘爱莉丝，你最好出去一下，让我们两个人谈吧。’于是她的女儿就走了出去。她接着说：‘唉，先生，我本不想把这些告诉你，可是我的女儿已经说破，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也只好说出来吧。我既然打算说，那就一点儿也不保留。’
“‘这才是明智之举。’
“‘德雷伯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特兰森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我看到他们每只箱子上都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由此可见那是他们最后到过的地方。斯特兰森倒是一个沉默寡言、有涵养的人，可是他的主人——真糟糕，完全不一样。这个人举止粗野，行为下流。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德雷伯就喝得大醉，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还没有清醒过来。他对女仆们态度轻佻下流，简直令人厌恶极了。最糟糕的是，他竟然又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女儿爱莉丝。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说八道，幸好，女儿很单纯，不理会他。有一次，他居然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她。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就连他的秘书都骂他简直不是人。’
“‘可是，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我问道，‘我想，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将房客撵走。’
“卡彭蒂耶太太被我这么一问，不觉满脸通红。她说：‘要是在他来的那天我就拒绝了，那该有多好。可是，我受了很大的诱惑。他们每人每天房租是一镑，一个星期就是十四镑；况且现在正是客人稀少的淡季。我是个寡妇，我的儿子在海军里服务，花费很大。我实在舍不得白白放过这笔收入，于是就容忍下来。可是，最近这一次，他闹得太不像话了，我才据理把他撵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后来我看他坐车走了，才放下心来。我的儿子正在休假，这些事我一点儿都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脾气暴躁，而且又非常疼爱他的妹妹。这两个人搬走之后，我关上大门，心里才算搬掉了一块大石头。天哪，还不到一个钟头，又有人敲门，原来是德雷伯又回来了。他的样子很兴奋，显然又喝了不少。他一头闯进屋来，当时我和我的女儿正在屋子里坐着；他先语无论次地说什么自己没赶上火车；后来，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和爱莉丝说话，还建议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对我女儿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任何法律也管不了你了。我有的是钱，不必管这个老婆子，现在马上跟我走吧。你可以像公主一样幸福。”可怜的爱莉丝非常害怕，拼命躲着他。可是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硬往门口拉，我吓得大叫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儿子阿瑟走了进来。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到又是叫骂又是扭打，乱成一片，可把我吓坏了，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后来抬起头来一看，只见阿瑟站在门口大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阿瑟说：“我想这个浑蛋再也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了。让我出去跟着他，看看他到底干些什么。”说完这话，他拿起帽子，向街头跑去。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到了德雷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消息。’“这就是卡彭蒂耶太太亲口说的情况。她的叙述经常被自己的喘息打断，有时说话的声音又非常低，我简直听不清楚。可是，我把她说的话全都速记下来了，不会有什么差错。”
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哈欠，说道：“这的确很有趣。后来呢？”
这位侦探继续说：“卡彭蒂耶太太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全案的关键所在。于是，我用一种对待女人非常有效的眼神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回家的时间。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自己会开门进来的。’
“‘你睡了之后他才回来的吗？’
“‘是的。’
“‘你几点钟睡的？’
“‘大概是十一点。’
“‘这么说来，你的儿子最少出去了两个小时。’
“‘是的。’
“‘可不可能出去了四五个小时？’
“‘也有可能。’
“‘在这几个小时里他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的嘴唇都白了。
“当然，说到这里，别的就用不着多问了。我找到卡彭蒂耶中尉的下落之后就带着两个警士把他逮捕了。当我拍拍他的肩头，警告他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的时候，他竟肆无忌惮地说：‘我想你们抓我，是认为我和那个坏蛋德雷伯的被杀有关吧。’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倒是他自己先说出来了，这就更令人觉得可疑了。”
“十分可疑。”福尔摩斯说。
“那时他还拿着她母亲所说的追击德雷伯用的大棍子—一根很结实的橡木棍子。”
“那么你的高见如何？”
“啊，根据我的看法，他追赶德雷伯一直到了布瑞克斯顿路。这时他们又争吵起来。争吵之中，德雷伯狠狠挨了一棍，也许正打在心窝上，虽然送了命，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当夜雨很大，附近又没有人，于是卡彭蒂耶就把尸首拖到了那所空屋里。至于蜡烛、血迹、墙上的字迹和戒指等等，不过是把警察引入迷途的一些花招罢了。”
“做得好！葛莱森，你确实大有长进，看来迟早会出人头地的。”福尔摩斯以称赞的口气说。
“我认为，自己这件事办得还算干净利落。”这位侦探沾沾自喜地说，“可这个小伙子自己却供称，他追了一程之后，德雷伯发觉了，然后坐上一辆马车逃走了。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过去船上的老同事，陪这位同事走了很久。可问他同事的住址时，他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前后情节非常吻合。好笑的是雷斯垂德，他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恐怕不会有什么成绩。嘿！正说他，他就来了。”
进来的人果然是雷斯垂德。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楼，跟着就走进屋来。以往无论从他的外表、行动还是衣着上都看得出来的那种扬扬自得和信心百倍的气派，此刻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他神色焦虑，愁容满面，衣服凌乱不堪。他到这里来，显然是有事要向福尔摩斯请教，因为一看到自己的同事，他就显得忸怩不安、手足无措起来。他站在房子中间，两手不住地摆弄着帽子。最后，他说道：“这的确是个非常离奇的案子，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葛莱森得意地说：“啊，你也这样看吗，雷斯垂德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找到那个秘书斯特兰森先生了吗？”
雷斯垂德心情沉重地说：“那位秘书先生，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在郝黎代旅馆被人谋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