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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书法艺术上强调意趣的，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汉年间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扬子云。西汉时还没有像样的书法理论，但就在这一鳞半爪的零星记载中，却闪烁着当时书家那种早熟的智慧火花。扬雄对书法的著名论断，就是被称为“千古绝唱”的“书，心画也”
这短短的口号。在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书法中法与意的不同区别时，扬雄就已经在为书法必须抒情而大声疾呼，更可贵的是还把它作为不以书家意愿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总结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锐眼和卓识所致，千百年来，不管书法发生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变化，不管是扬雄当年作为依据的乱头粗服的篆草隶草，还是后来变格为千姿百态的小草狂草等等，都无法逃脱扬雄的预言。即以此而论，他也是一个不朽的人物了。当然，如果就艺术的大范围而不仅限于书法的话，那么还可以找出更早的论述，《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所论到的诗、歌、舞、蹈，都是源于“在心为志”与“情动于中”。真佩服这些古代的理论家，他们怎么能在瓮瓿瓦缶时代就发现了这样深刻的艺术哲理？他们哪来的这么成熟的智慧？
自扬雄首倡“抒情”大旗以后，对此道进行详细释义的有功之臣是汉代的蔡邕，这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说：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这是书论中的精华，自他以后，历千年而不衰，直到明代项穆还说：“书之为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书必舒散怀抱，至于如意如愿，斯可称神。”
比较一下这两段文字，简直如出一辙，说蔡邕的理论影响笼罩书坛，真是不为过誉。
自然，蔡邕不仅仅是说出了书当抒情这个简单道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不过是扬雄第二而已。蔡邕以他的精湛的修养，在有意识地把“法”与“意”进行对比后，突出地提到了“意”的统帅作用，这才是作为伟大人物的蔡邕有独创性的真正贡献。且看：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自然者，人之意趣，即天性也，阴阳形势者，书之法度也，蔡邕指出只有有了意趣这个根本，才产生了法度形势。而不是先有法度再产生意趣。他并没有简单地空洞地对书法的抒情进行唯心主义的解释，而是脚踏实地地进行了探研。很明显，他的理论比扬雄的话更进一步也更具体了。自蔡邕提出了“法”与“意”这一对矛盾并强调“意”即抒情以后，随着历代书家的不断实践、完善、补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意为旗帜的严密体系，我们可以从理论、实践、欣赏三方面加以简单的考察与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