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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尚意带来了一些附属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论书及人”。由于尚意的主导是抒情，情本乎心，心及乎人，于是人的去取就被着重提了出来，评书者兼重评人，以人及书，书如其人。到后来，甚至对书的好恶倒不加注意，而津津于书家的个人品质了。
“论书及人”的观点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魏晋和前此的秦汉，大量的书法作品是以碑志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碑志的书者大都是不上士流的没有社会地位的工匠，书碑是职业，自然也不会留下姓名，所以没有形成这种观点的社会条件，盛唐以后，虽然书者的身份从一般的工匠变为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但由于书的尚法，着重于法度的严谨，对书家个人的意趣与性格在书中的流露却不够注意。以法（技巧）去要求书，就书本身即可做到，人的因素对于欣赏书法似乎不那么重要，所以也没有“论书及人”的追求，只有到了张旭、怀素的写意派出现以及在宋代蔚为风气以后，书家的性格、情感在书中有了较为直接的流露与反映，这种特殊的欣赏标准才有了丰富而强大的基础。
南宋 张孝祥《休祥帖》
论书及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人品决定书品，重视书家个人品德，清代朱和羹云：“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
这种品德大致以封建时代的忠孝观念为标准，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公然宣称：“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
不满于就书论书，认为前人书皆佳，但真正能传后世的，主要还是以人的名望与影响，这种观点就人而言是有道理的，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单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匠，自然无能力使自己的书流传后世。但由此而认为书的水平不重要，单单就一“贤”字做文章，却又见出了他作为写意派先导人物无法避免的过激的偏见。到了南宋的书家兼词人张孝祥，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种偏见发挥到极端的地步：“字学至唐最胜，虽经生亦可观，其传者以人不以书也。褚、薛、欧、虞皆唐之名臣，鲁公之忠义，诚悬之笔谏，虽不能书，若人何如哉。”
欧、虞、褚、薛的人品是否如此无懈可击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虽不能书”也会传世，这应该说不是欣赏书法艺术，而是在收藏一件艺术品，把它与书法等同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欧、虞等人是“名臣”，这给他们书法成为珍贵的纪念品流传后世提供了条件，但是否具有艺术价值，则还是要就书法本身而论，“名臣”的身份是不能左右书法的标准的。
唐 柳公权《蒙诏帖》
唐 欧阳询《张翰帖》
欧阳修还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论证：“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
在当时，这一类的叙述多得不计其数，人品的地位在书的领域里被明显地拔高了，这样做的结果给书法本身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北宋 欧阳修《灼艾帖》
（一）书法与政治思想，道德风尚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密切了。书家在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时，更注意到自身的政治素养，不得不要求自己在做一个艺术家的同时也做一个刚正的政治家，最低限度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书法的艺术地位。否则，即使是权势再大的宦臣也无济于事。正面的例子是苏东坡。《宋人轶事汇编》载有一条关于东坡书法的轶闻：
东坡南窜，议者请悉除其所为文，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子由为赋，坡自书。时为守者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内，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内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属僚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毀，墨本价益增，仲先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
即使是元祐之禁时，人们尚且阳奉阴违，不愿意毁他的书，一俟禁稍弛，马上争相搜求，还以碎石提高墨本身价。这里固然有对他书法的崇拜，但处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其中还有贵游）不怕政治迫害而能如此，就不单单是艺术欣赏问题了，而是有崇拜苏东坡的高尚人格的因素在内，人们仰慕他的为人也仰慕他的书作，由书及人，以人论书，这又岂是靠政治压力所能禁得了的？反面的例子是蔡京。以蔡京的书而论，虽不是划时代的大家，但也有相当的成就。然而，即使他生前如何自吹自擂，以权相的身份造成多大的影响，甚至《宣和书谱》还为他作了长篇颂辞，也仍然无济于事，宋人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里评曰：“验其字体，则豪放而具有骨力，激越而竞波澜，使名节足以齐驱，则亦何羡乎两难，然而所立所趋，其视忠惠何啻汙池之于太山，故虽鬻驵，尚得而唾弃之。”并在最后不无感叹：“书之以艺称者，斯亦足以观矣！”
岳珂这段评价并没有十足的意气用事，他把书法与人品分开来，肯定了蔡京书法的豪放激越，惋惜他的名节不直，导致书为名所累。但他还是重人品不重书品，“尚得而唾弃之”的表态证明他是以名节为主要评判标准的。
北宋 蔡京《雪江归棹图卷跋》
（二）在评论时不免有过激的倾向，仍以蔡京为例：人奸不等于书也一定奸，因人废书的做法不是科学的态度。岳珂的评价虽然比较实在，但也有“唾弃之”的过激之词，其实，既然唾弃又为什么把它编入《宝真斋法书赞》呢？书与人之间是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这不是l+1=2的简单组合，蔡京的为人该唾弃不等于他的书也非唾弃不可，书自有书的艺术价值在。关于历代对蔡京书法的不公正看待，曾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朱和羹在《临池心解》里说到蔡京也有绝技，只是“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
他说得比较婉转，但从口气上看，他是不认为蔡京的书可以因其人而废的，安世凤《墨林快事》谈得比较直截了当：“卞胜于京，京胜于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幸与不幸也若此。”
对诸蔡的艺术评价是否得当且不论，他把这种偏向归结为幸运与不幸运，暴露出绝对地因人废书所带来的副作用。王世贞也说到：“盖有书笔无书学者，要之不可以人废也。”
应该看到，这两位评论家在根深蒂固的绝对化地因人废书的潮流面前，能坚持己见，不随大流，也不怕被人戴上“为奸臣辩护”的帽子，实在是不多见。第一说明了他们的勇气，第二也说明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因人废书的反面是以书判人，这同样是一种不科学的机械的治学方法，明代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娴雅，远接右军，第过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把赵子昂的妍柔归结为他没有为宋皇朝守节而到元朝去做官，这实在是牵强附会。子昂的妍柔自有其性格、审美等各方面的原因在，但与到元朝为官这一具体事情却没有必然联系。怪不得清代的钱泳要为子昂打抱不平了。他反问张丑：“褚中令（遂良）书，昔人比之美如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恐怕起张丑于地下质之，他也会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了。
有趣的是连宋代理学权威朱熹，面对这种“论书及人”的潮流，也无法抗拒，有时还被弄得很尴尬，《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记载他自己的“自供”：“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公（珙）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亡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以不端也。”朱夫子竟会被弄得“余嘿然亡以应”，还从这里悟出一个“取法必端”的道理来，简直令人吃惊。这个哲学巨匠疏忽了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书家的身份与成就是两码事，并不成正比例，不能相互肯定或否定，如果依刘珙的逻辑，那么也是“唐之忠臣”的赳赳武夫如郭子仪、李愬，即使他们目不识丁，难道也要去学他们的字不成？刘珙学了“唐之忠臣”的字，未见得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而朱夫子学了“汉之篡贼”的字，也照样在宋代书坛上占一席之地，可见关键在于所学范本的艺术价值，而不在于书者的政治道德价值。从这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论书及人”的风尚在当时的巨大影响，连朱夫子这样的“圣人”尚且抵挡不住，又何论其他呢？
南宋 朱熹《城南唱和诗卷》（局部）
就书家本身的立身处世而言，“论书及人”的风尚反映了在当时重视人品，对自己的要求不限于一个普通艺术家的进步观点，这无疑是积极的。但不可否认它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于形而上学泛滥，忽略艺术特点，简单地用政治模式来衡量，机械地、片面地看问题，这种不客观的评判标准自然不能认为也是积极的，对其影响应该予以正确的恰如其分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