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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少作，但也是一部于我的学术生涯而言有“定调”之功的著述。当时写作时我25岁。不仅是第一次写书，而且是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提交。之前撰写单篇学术论文有过，但撰写学术著作却是第一次。所以，也可以说是“处女作”。
浙江美术学院招收有史以来的第一届书法篆刻研究生，在当代书法史上是一个破天荒的举措。潘天寿院长的倡导在前，沙孟海（文史、文物考古、书法篆刻理论的学术形象）、诸乐三（诗、书、画、印兼能的艺术形象）参与辅导，而在执掌主持专业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陆维钊先生。三位大师级人物共同出手，决定了书法篆刻专业的起步即当时最高标准也是最高水准，没有之一。我以最年少的23岁，跻身这一行例，自认为是人生不可有再的超级大幸。所以直至今日，陆、沙、诸师虽早已作古，但一旦有找我出力的事情，一定会出席站台以壮恩师声威，遇有问题，也必义无反顾、尽全力促成。
于我而言，这是报师恩于万一，是责无旁贷必须要做的。
入学之初，针对我们五个同学，陆维钊先生为我们确定了研究方向，我被指定为主攻研究宋代书法史。并因此阅读了大量的宋代史料，尤其是文学史、绘画史、书法史、篆刻史的内容。一轮书读下来，以宋代为中心，也陆续出了许多综合性的成果。比如在这部学位论文之外，关于宋代绘画的花鸟画构图形式的研究、文人画起源研究、宋代篆刻史研究、宋代词学研究、宋代钱币学研究和宋代吴越国外交史研究等等，究其初源，都是拜陆师的“定调”“定鼎”之赐。在书法史和综合的艺术史上，“宋代”和“近现代”，一直是我的两个专注点。而宋代方向的确定，于我的整个学术生涯而言，更堪称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尚意书风郄视》初稿成，陆师已驾鹤西去，沙师为指导、审阅论文的导师。在我把这部厚厚的手抄文稿呈交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赴龙游路沙府拜见这样一位在1927年已以《近三百年书学》享誉天下的大师，仰望星空、高不可攀；我的幼稚与粗浅肯定是难以掩饰，而且暴露无遗。但一个25岁年轻人的少作，又一定是老人家爱护有加的。殊不料，一个多月后，沙老叫我去取论文时，厚厚一册中夹了密密麻麻二百多张半指宽的白长纸条。我战战兢兢地问沙老为什么不把修改意见直接批在页面上？他的回答竟是这样的：“我的意见也不一定对。不如直接写在稿子上，你可自行斟酌。如可取，你自己改入；如不妥当，将白纸条抽去即可，不影响原来文稿，也省得你再重抄一遍了。”
这是让我大为感动的恩师的回答。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没有打印机、电脑，也没有互联网，十万字长篇书稿，均是一字一字抄来。但沙师对我一个二十多岁，年龄上足可做他孙子的青年学生，竟是如此的谦和、温暖而且尊重；在学术上严格把关的同时，在许多细节上仍然用心维护。能遇到这样的师尊，真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厚福啊！
一篇学位论文，烙上了如此的学问记忆，与我的其他著作相比，含金量自是不同。
论文完稿后通过答辩，我得以顺利毕业，同时留校任教，在各专业报刊上写了许多专栏文字。不久又逢喜事，香港《书谱》杂志主编吴羊璧先生，正好与拍《少林寺》的李翰祥导演同到杭州。有朋友介绍，说杭州有一青年学者，才华很好，又是沙孟海老高足，且吴先生已在1986年全年的《光明日报》上拜读过我的《历代书法欣赏》连载文章，吴先生觉得，我们既编辑书法专业刊物《书谱》，就需要广泛联系优质作者，希望在杭州一见。见面寒暄之后，问及近况，我答正有一《尚意书风郄视》，长论十万言。吴羊璧先生笑谓：“《光明日报》可以不拘一格连载青年学者文章，我们《书谱》是专业刊物，更不可不为之张目。”结果此一论文，在1987—1988年分六期连载于香港《书谱》杂志。当时中国内地的书法刊物不多，且若论印刷编校质量，相对水平都一般。《书谱》在梁披云先生主持下，编印考究，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影响极大。我从事书法实践居多，而作为“书学理论家”的形象，其实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关于这部论文的最后一个故事，则与沈鹏先生有关。当时沈老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们毕业待分配时，有一天我一个人正在教室里，忽然沈鹏先生从大楼走廊处走进来，笑吟吟地说来看看沙老的弟子们。其他几位师兄不在，自然就是我陪他说说话。沈先生不问你们写什么书法，而是问：“振濂在读什么书？”我回答：“刚刚忙完毕业论文。”他拿起我桌上的厚册论文，说：“你在做宋代书法啊？”于是翻开论文目录，说：“‘尚意’观念自古以来说者很多，但说清楚者很少，这样十万字的规模，可以出一本书了。”后来沈先生回北京，嘱我将论文邮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出版书法类图书还不成风气，非常不容易，大约到1990年才问世。想必沈鹏先生在此中策划运筹、斡旋催促，花了不少力气。20世纪80年代之初，书法自身还不脱“写字”工具旧立场，在艺术上还不成风气，更没有独立的专业意识，而我却能有机会出版自己的学位论文，没有天赐大机遇，是万难做到的。
《尚意书风郄视》凝聚了陆维钊师（确定方向选题）、沙孟海师（严格审阅批点）、香港《书谱》吴羊璧兄（面向港澳台之刊物连载）、沈鹏先生（出版单行本）四老的关爱和提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构成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有趣的学术信息圈。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这样的典型是极其罕见的。
当时学校规定要求，一篇硕士论文如果能保质保量，一般两万字上下即可合格。而我其间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思考，胸中块垒，不吐不快，一气呵成，竟写了十万字，整整扩大了五倍。当时也有师友善意提醒：“写得越多错得越多，两三万字足矣，只求顺利毕业即可，何必自找麻烦？”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对一个学术课题的钻研，是基于一种学问兴趣，与毕业与否、或对错评价与否没有太大关系。要先以自己认为最好、最合适的方式来实践推进。
正是在这样的长篇大论的谋篇布局中，我不自觉地关注和侧重到一些独特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个性上来，从而形成了一定的个人风格。
首先，认识到书法史研究之观念的提取梳理当为首要。
20世纪80年代初，整体上的书法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正处于很有活力但成熟稳健不够的状态。许多文章是大而空的“大字报式”的宣教动员和号召励志，也有不少是鋀钉琐屑的技法秘诀解释。没有书法史事实作为依托，当然不成。但当时的书法史，也大都是书家人名小传的拼合或名碑名帖的介绍，即我们所说的“名人录”“点鬼簿”，谈不上有什么思想。
正宗的做法，当然还是从书法史开始。又必须是从大量阅读文献掌握第一手资料开始。但仅仅是证明“我是我”尤其是常识的“我”，即使“活儿”做得再细，除了功力深厚令人叹服之外，它还是内向内省的，是证明已有的正确“无误”。我当时年少气盛，殊不愿意就这样终日敲头钻脚、数黑论黄、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老死牖下。在已有几篇单篇考证论文的同时，反而对书法史中相对于事实史而言的“观念史”开始产生浓厚兴趣——以文献去支撑、发掘、梳理观念，似乎是一个更有诱惑力、更令人兴奋的目标。
于是，在书法史研究讨论中，重视文献史的立场，是“它是什么”；而重视观念史的立场，是“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比如晋、唐、宋、元大家名作如云，我们要弄清楚它，就得有事实排比和文献支撑，以声明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晋之“韵”、唐之“法”、宋之“意”、元明之“态”，这韵、法、意、态就不仅仅是历史事实，它还是一种观察视角和阐释立场。它更牵涉到思维、思想、思辨，牵涉到梳理演绎分析归纳和逻辑因果互证之展开。
有优秀的学者从事文献学研究，把一个个事实考订整理清楚贡献给学术界，我当然钦佩不已，而且许多场合下还庆幸可以借助、依靠之。但学术本有分类分工，我自己的兴趣点，则是在观念史。我在关心“是什么”的同时，经常更会想“为什么是这样”“怎么会成这样的”“什么原因才导致这样的”等等。陆维钊先生已经规定了我的宋代书法史专攻方向，列出了大概的读书范围。比如要花大量时间粗读或精读《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宋史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职官志考证》，还有当时陆续出版的《宋元笔记资料丛刊》甚至《宋人轶事汇编》这样的辑录书。而宋代书法之“尚意”，“意”明显是一种观念提示。那么，从《六一题跋》以下《东坡题跋》《山谷题跋》，米芾《海岳名言》《书史》以下直到南宋诸家论书文献著述，当然也在必读书范围之内。但和历史学研究生的读法不一样，我更关注浩瀚的史料于我的宋书尚“意”主题的关联度。合则用之、不合则存之搁置之。其实，站在当时视野局限下认为“不合”的；也许随着写作推进，一周或一月后却认为更“合”也未可知。
其次，在学术语言上，尽量是深话浅说，一目了然，不故弄玄虚，故作高秘。重在观念思维框架的搭建，因此一开始就不采用一种写通史如宋代书法史或宋书“尚意”史式的铺陈罗列叙述排比，而是一种“论文”即“论”的架构。
比如“问题的提出”章是先有问题，如后来我们对博士生强调的学术研究首在“问题”意识。“尚意书风的具体内容”章涉及“定义”“抒情功能”“表现方式”及“论书及人”观念。“尚意书风探源”章分理论、实践、欣赏三条线索的“意”的探源。“尚意书风思潮运动”章的主角、反角之不同立场，其实它牵涉到文艺理论的许多内容：分为正面的观点主张和创作实践过程，以及反对立场的各种表述。
其后，选择了两个书法以外的比较点：“‘尚意’与禅宗”章，讨论宋书“尚意”的思想史来源；“‘尚意’书风与绘画”章讨论书画同源，包括书意画意、书学画学、中国画中的写意画。最后则是“尚意”学说在后世的影响。
它完全不是传统式书法史研究的顺时序线性展开的述史方式，而是以一个浓缩的学术观念聚焦点即以“问题”为核心而向四面八方徐徐展开。每一轮展开时必须依凭逻辑因果关系，还要搜寻大量史料以作印证之。它的方法不是客观事实的描述，而是印证和证明，或套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它应该是“史观为体史料为用”。“史观”并不是想入非非、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大量阅读思考中得来。《尚意书风郄视》的成书，则是第一次这样的尝试，有了这第一次，也预示着这一模式在未来有可能获得进一步拓展并走向成熟的可行性。事实上，在我后来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治史论文著作的写作，各种专题涉猎的数量很多，但大都是努力试图从纷繁的书法史现象中归结出一个“问题”、寻找出一个“观念”形态，才可以提纲挈领，循序渐进地展开。
四十年间的前半期即从1980—2000年，当代书学界的研究风气，有“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不同分野。“史料学派”筑基于考古学文献学，根基深厚，又有大量高校系科的支撑，还有如大师傅斯年的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更是理直气壮，不可一世。而“史观学派”本来也有顾颉刚这样的大师，其名言是“累层地建造起来的中国古史”，但在一段时间里，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强势介入历史研究，使得“史观”一系的社会评价不高。“史观”云云，竟成为肆意歪解的非学术标签，即使像史学大家如郭沫若、冯友兰等，为迎合非常时期的特殊时事，也多有以政治观念曲解历史事实的失误之举。但我仍然坚持认定，“史观学派”作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存在价值，本来是不容置疑的，有些已有的差错，只是在具体的应用方面出了问题。但无论哪一类型的历史研究，“思想”肯定不能也不会缺位。倘若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屈从于本学科以外“观念”的强加干预，而是从书法自身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观念”，那么它一定是这个时代的书法史研究极其稀缺因而又是极其需要的。
书法史研究中的“史观学派”类型，是我们通过长期实践、以严肃的学术立场努力创造营构起来、又具有充分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学术类型。以此看1981年写成的《尚意书风郄视》，虽然当时还有稚拙之处；但因了有恩师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的耳提面命和精心审阅，特别是沙师的200多条白纸修改意见；更有香港《书谱》一年半的连载和199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这些都表明，它的产生和存在，是有着其时其地充分的书法学术基础，并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书法“故事”的。
2020年5月
于杭州西溪永和十二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