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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世界格局即将发生巨变时，置身于其中的人会有所感知，心中会随之产生如幼草萌芽般的疼痛，所见的景象随即变化，地平线也开始延伸拓宽。玄奘便诞生于动荡的时代，彼时的世界呈现出朦胧的巨变征兆。
恰逢古代中国改朝换代之时，古罗马帝国也挥别了古典时代，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沙漠中悄然诞生、蔓延，整个世界共同迈向崭新的“中世纪”时代。
思及金发碧眼的商人们骑着骆驼、良驹，沿着延绵约一万千米的通道自由地往来于东亚和地中海各国之间，我就能感受到充溢于整个时代的磅礴之气。
玄奘之所以能够在那条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更远、更久，穿行更广袤的空间，或许是因为他心底酝酿出的某种悸动，可以与亚洲和阿拉伯世界逐渐形成的新世界之胎动产生共鸣。
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十七年，玄奘在旅行和学习中度过，他回国之后便将自己足迹所及、刻于心底的7世纪西域和中亚欣欣向荣之景，详细地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本记录了玄奘独自亲历中亚世界时所见所闻的书，不仅在一千多年后成为同类著作中对近代考古学家最有参考价值的指导书，还因为其记录的准确性、描述的丰富性，至今不失为一本上乘的指南。考古学印证的事实越多，人们就越不禁要为玄奘的伟大记录所倾倒，为其锐利的视角而叹服。
《大唐西域记》全书共十二卷，卷一和卷二深入描写了丝绸之路和与其相连的古代道路干线，让读者仿佛穿越了时空，同玄奘一起重新踏上那段“艰险重重，跋山涉水”的丝路之旅。
“丝绸之路”这一雅称，极具历史的沧桑之感，又饱含象征性的浪漫。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丝绸和丝绸制品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这恐怕是在深知丝绸交易价值的时代创作出来的一种传说，实际上真正的起源时间应该更早。
考古遗迹中出土的丝绸制品表明，公元前5世纪，即战国时代，丝绸已经广泛流行于中国周边各国。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历史》一书中指出，当时亚欧大陆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这条贸易通道上的交易物品主要是谷物、毛皮等实用品，并未提及丝绸这类轻便且价值很高的物品。
业内普遍认为，从罗马人的著述中，可以找出丝绸制品在东西方物品交易中不仅具有交换价值，还具有象征价值的证据。早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就已经对来自赛里斯（中国）的“精美布匹”——丝绸有所了解。从奥古斯都大帝时代的诗人普布留斯·维吉尔的《农事诗》中的某一节，我们也可以了解到，2世纪时，亚历山大的天文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首次在世界地图中写入“丝绸之国”（中国）这一地名，和丝绸传入西方不无关系。虽说丝绸传入得早，但当时罗马人还不知道这种流光溢彩的美丽布匹其实是以蚕丝纺织而成。据亨利·玉尔和亨利·高第合著的《东西交涉史》记载，罗马人直到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时代，即6世纪之后，才了解到丝绸制品的实际由来。
即使到了阿拉伯帝国时代，丝绸的价值依然居高不下，其文化交流的象征性价值也随之提高。《古兰经》有如下描写：“真主必定要使信道而且行善者进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在其中得享用金镯和珍珠作装饰，他们的衣服是丝绸的。”可见黄金、珍珠和丝绸都是交易中最为贵重的物品。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之所以把这条古往今来连接东西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也许正是因为他想将丝绸作为多元化贸易和交流的象征。虽然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特指“公元前2世纪—2世纪，以丝绸贸易为中心的贸易通道”，但在今天看来，丝绸之路不仅是贯穿亚洲东西两端，连接东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国际性贸易通道的总称，还是包含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随着欧洲的东方学研究方向从西亚转向亚洲内陆，日本对丝绸之路的关注也逐渐增加，涌现了一系列学者：曾师从李希霍芬的白鸟库吉（著有《西域史研究》）、大谷光瑞率领的大谷探险队（著有《新西域记》）、桑原骘藏（著有《东西交通史论丛》）、藤田丰八（著有《东西交涉史研究》）、羽田亨（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论》）、石田干之助（著有《长安之春》），以及松田寿男（著有《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他们基于前人的研究，为丝绸之路学做出了诸多世界性贡献，这些贡献值得人们为之自豪，也是理应被后世牢记的文化遗产，值得代代传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虽然东西方呈对立态势，但世界总体上还是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在此期间以日本为代表，各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旅途多艰，反而更让众人感叹古代探险家的伟大，许多以旅途中的不便或困难为乐的旅者被吸引而来，在这条亚洲古道上徜徉。考古学家、作家、诗人、画家、摄影家……都带着各自的梦想和憧憬，享受着自己的旅程。
然而，无情的战争击碎了人们探寻丝绸之路的梦想。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笼罩在阴云之下；而21世纪竟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被炸毁所带给人们的沉痛中拉开了序幕。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再豪迈，听起来依旧那么空洞。大自然如此包容人类，人类却公然与它对立，走上过分干预它的不归路。
保护虽然也是人之所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人为地重塑世界。卢梭曾说“保护是探索遵循自然规律之路”，而海德格尔则说“若不顺应森林之法的召唤调整自己的行为，保护就无从谈起”。
丝绸之路，如今又再次以其遥远和深藏的奥秘，唤醒了我们内心那股被遗忘许久的、几近枯竭的力量。探索丝绸之路的来历，追寻往来于此路的各国行人的足迹，侧耳倾听道路的召唤，还可以捡回一些时间，用于反省心智迷乱的当下。
即使决定出发，还是会担心路途的遥远。若是像玄奘所写的“自……行数百里”，那我们一步都迈不动。那么，那个时代的一里到底有多长？
业内关于唐代一里的长度议论已久。桑原骘藏在其名著《张骞远征考》中提出“汉唐的里程并无太大差异”，他在比较、探讨了既有结论之后，作出如是说明：“李希霍芬主要基于玄奘的游记，主张玄奘所走过的二百五十里相当于赤道一度。由此可得，一里约等于四百四十米。”地理学者森鹿三延续这一说法，说明了过去以尺为基准测量里程的原委，而后写道：“关于唐代的尺，（狩谷）棭斋
测量了收藏于法隆寺的尺八，那时候的一尺，大约是曲尺的八寸八厘三毛三丝三忽不尽……根据棭斋的这一说法计算唐代一里的长度，如果以小尺为单位，约等于曲尺的一千四百五十六尺（四百四十一米）……再回过头看，此处的一里约等于四百四十一米，和李希霍芬的看法相差无几。”（“汉唐一里的长度”，《东洋史研究》第五卷六号）本书通篇引用的《大唐西域记》均出自水谷真成
译本，水谷也基于森的学说表示“可视玄奘所说的一里约等于四百至四百四十米”。本书也采纳了这一见解。
收拾好行囊，我们该出发了。
我认为，丝绸之路用它通过所有形式展现出来的、至今仍然引人入胜的光辉，以及因此呈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璀璨文明打动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驰神往，是抚慰心灵的浪漫之源。如果能和玄奘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必定能收获更多心灵上的触动。踏上这段玄奘走过的未知旅途，梦幻也会萦绕我们的内心。凭借玄奘如实记录的旅途见闻，开启一场阅读之旅吧。放飞你的思绪，前往思想的彼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