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缀物”的背后

“固守过去不会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教益，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

当整个欧洲在1914年被卷入一场全面战争时，飞机这种发明不久的时髦机器，被普遍视为可有可无的战场“点缀物”。至于这种想法的产生，并不能全怪它那羸弱的性能或是极为糟糕的机械可靠性，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早在飞机发明之前，欧洲每一个主要国家的军事当局，便都确信他们已经掌握了“赢得战争所需的全部方法和工具”，而在飞机发明后“事情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对此，仅从人们如何对待地面战斗的态度，便几乎可以看到事情的全貌。自从19世纪中期大西洋两岸的大杀戮——美国内战期间的安提塔姆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与普法战争中的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战役——发生以来，军事专家们就已开始研究和重视武器不断增大的杀伤力。19世纪80和90年代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高爆炸药取代黑色火药成为枪炮弹头推进剂，从而改变了这类武器的射程和精确度。更大的爆炸力使得较小口径的步枪成为可能，它们以低弹道射击，射程最长达2000米，不仅可以轻松地对付进行攻击的步兵，而且可以有效地对付过去辅助步兵攻击、射程1000米左右的老式野战炮。另外，小口径枪支还使得步兵有可能携带更多弹药投入战斗，与此同时铜制子弹和弹舱装填进一步提高了射击速率。更何况，大炮的射程、重量以及发射准确度也有相应的提高。野战炮的射程增加到6000米，各种“减少后坐力的炮架”使之能够连续地快速发射，甚至射程1万米以上的机动重炮也已投入使用。由此，战斗范围从几英里扩大到几十英里，而且事实上依凭铁路向战场输送部队的能力扩大到了几百英里。不仅如此，新型炸药燃爆时几乎完全不释放烟尘，战斗人员只要原地不动，便基本上非常隐蔽……站在纯军事角度而言，这些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不过讽刺的是，对于当时各国的军事当局而言，即便是如此直观的军事技术进步也并没有引起他们的真正重视。那么职业军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要超出今天大多数人的意料。虽然1900年还是上校的斐迪南·福煦（后来成了元帅）在其法国军事学院授课的讲稿中写道：“显然……火力投送和火力控制在当今有极大的重要性。火力最有分量。战斗热情最高的部队、士气最为激昂的部队，总是渴望通过连续的冲锋夺取阵地。拥有火力优势……成了步兵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但他真正在意的却是“刺刀”以及有勇气使用这种武器的“精神因素”。对此，福煦以充满蛊惑力的笔调写道：“胜利的桂冠就悬挂在敌人的刺刀尖上，必须将它从那上面摘取下来，必要的话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搏斗。……要么逃跑，要么进攻，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进攻，然而以大量兵力成密集阵形进攻，那是安全所在。因为大量兵力——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使我们能够依靠我们掌握的物质优势压倒敌人的火力。用更多的大炮，我们可以使敌人的大炮变成哑巴，就步枪和刺刀而言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用所有这些东西。”尽管福煦的这段讲话后来成为广为人知的名言，但我们应当看到，他作为一名军事理论家的重要性和影响之所以受到了过分的重视，其原因无非是附和了不仅在法国军内、也在其他国家军内被非常广泛地持有的观点。

比如在19世纪末的英国陆军当中，最有才智和学识的军事理论家或许当推C.D.R.亨德森上校，此人满意地看到1880年《英国步兵条令》如何“让刺刀重新发扬光大。如同半岛战争时期只依靠刺刀的第二阵列被赋予迅速决胜的任务……普鲁士诸役之所以混乱，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漠视不朽的战术原则……因此，从战术角度衡量，它们是我们不应仿效的糟糕战例”。亨德森给下属部队展示的楷模是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的军队，他们总是以密集阵列进攻；他们懂得这么一点：“为了防止战役蜕化为两支堑壕坚固的大军之间旷日持久的较量，为了尽快取得决定性结果，仅仅依靠火力的发展是不够的。”诚然，在过去25年里，武器已经改变，然而——亨德森自信地断言——“无论是无烟火药还是连发式步枪，都不会必然带来急剧变化……即使连发式步枪和速射炮给战斗注入了一个新的可怕因素，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在机枪、速射炮和弹舱式步枪已经被普遍列装的情况下，“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依然如故”。——这就是我们所见的贯穿于那个世纪之交军事文献的主题，并在随后飞机已经发明的十年里，这一主题还将更加铿锵有力。

飞机发明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各国军队里继续像在德国军队里那样，得到如饥似渴的研读，而被经常引用的就是他强调战争中精神因素头等重要、物质因素相对不重要的段落——“战斗是靠人、而不是靠武器打赢的”。各国军事当局不但把克劳塞维茨著作的这些段落奉为圭臬，而且还加以引申和发展。对此，很有代表性的要数当时著名的法国军事思想“段子手”，阿尔当·杜·皮克那些比较短小精悍、文笔优美的小册子：“如果对人这一主要工具及其在作战紧要关头的精神状态缺乏准确的了解，那么在一支军队里就无法有效地规划任何东西。”“在战斗中，彼此较量的与其说是两股物质力量，不如说是两股精神力量，其强者将获胜……建立在物质优势之上的信心可以保持一时，即依凭令敌人难以接近而不受挑战；然而，当敌人不顾你的优越的杀伤手段，决心短兵相接时，这信心就崩溃了。敌人的士气对你的影响将会由于信心的丧失而增大，他的精神力量将会压倒你的精神力量……因此，拼刺刀……换句话说就是冒着炮火奋勇挺进，会日复一日地产生越来越大的威力”。虽然其间在南非爆发的布尔战争，已经为这种忽视技术进步一味强调“精神因素”的观点敲响了警钟——英军在莫德尔河、柯伦索、马格尔丰坦以及斯皮昂-柯普等地遭受阻击，伤亡惨重，并且在许多地方被布尔防御者的火力打得被迫投降。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人们从中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对此，英国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参谋官E.A.奥尔瑟姆少将写了一篇评论，可谓概括了西方主要国家军事当局的反应：“有些人从在南非的经验推断，冲锋或者至少是端着刺刀的冲锋已经过时，成了垃圾战法……然而刺刀根本不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仅靠火力并非总能足以将斗志坚决、纪律严明的敌人逐出阵地……冲锋甚至比此前取得火力控制更重要。这是战斗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人们广泛认为，日俄战争的真正教益在于，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士气，而且不仅是军队的士气，还有作为军队士气之源的整个国家的士气。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人们受这种结论影响之深，连在一贯对重视军事技术进步有着良好传统的德军内部（正是凭借对军事技术进步的敏感，普军在1870年打进了巴黎），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比如，当时德国上校威廉·巴尔克就在其大部头的战术学教科书中告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倾向于加强自我保护本能，减弱自我牺牲精神……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趋于损害人的神经系统，过去时代的那种狂热、那种宗教热情和民族热情不见了，最终人类自身的体力也会部分地萎缩……（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士兵投入战斗，使他们保持足够的精神勇气，以阻止个人过早的精神和心理衰颓。”作为这种共鸣的一个结果，在德军内部的某些小圈子内，甚至出现了对刚刚卸任的总参谋部长官施里芬伯爵的“批判”，指责其制定的战争计划过于注重物质因素，依赖数量优势，但未能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能够比其他部队更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部队将证明无可匹敌；或者，领导的勇敢、大胆和天才在战争中至关重要”。

总之，“步兵应着号角吹鸣，战鼓隆隆，肩并肩地以密集阵列向前发动进攻。昂首挺胸，不怕牺牲……冒着最猛烈的炮火，甚至面对防守坚固的战壕，奋力夺取之”。在飞机发明后的10年时间，这一唯“精神因素”的信条而不是对技术的崇拜越来越适合当时的社会氛围。站在今天的视角看来，这显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却的的确确发生了。法国作家厄内斯特·普西夏里在其小说《武器的召唤》（ L'appel aux armes ）中鼓吹需要建立一支“自豪和凶猛的军队”，大战爆发前夕在公众中非常走红。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同样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同时期的英国和德国作家也表达了完全一致的情绪。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信条对左翼激进分子也大有吸引力，他们一直声称“军事士气实质上是个民众爱国情感问题，不需要经过几年服兵役或是购买昂贵的武器才能造就。既然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机枪和速射炮都被军人和公众嗤之以鼻，那么飞机这种发明不久的时髦机器，又有什么理由不被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物”呢？事实上，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曾说过一段名言——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飞机大规模投入军事应用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