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发生的战斗”

如前所述，飞机在战前仅被视作可有可无的战场“点缀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欧洲的战火刚刚被点燃的时刻，各国只准备去打一场短平快、持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运动战”，于是仅有的一点航空兵力大都作为轻骑兵的替代品被“装饰性”地派上了用场——有一部分被作为传令兵使用，但更多的是在前方遂行侦察任务，修正大部队的前进方向。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如我们所知，第一架重于空气的航空器仅仅是在战前11年方才开始飞行的，而且尽管1914年时飞机的性能比起3年以前已有很大的改进，但是技术仍很稚嫩。飞机的载重很小，可靠性也很低，而且飞行完全要受天气的支配。交战双方的飞行人员除最基本的侦察任务外，其他任务都无力承担，即使在侦察方面也没有接受过训练。因此，1914年的飞机能力有限，飞行员的经验也不足，指挥官们确定飞机的基本任务是侦察也是正确的。但话虽如此，这种对飞机用途的看法毕竟反映了目光上的极其短浅，因为自1909年在兰斯举行盛大的航空集会以来，飞机的技术性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继续提升的趋势是明显的。目光短浅的结果便是没有为建立一支有效的航空兵力而在基本的组织工作方面奠定基础。各国统帅部的高级军官们及其助手大都是在19世纪前半叶接受的军事教育，而飞机却是一种出现不久的时髦“玩意儿”，因此这些人持普遍怀疑的态度并不令人奇怪，但手下的中、高级军官同样没有能力担负起管理的责任，于是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已在担任航空勤务的上尉和少校们越级提升——这些人至少知道航空部队是怎么一回事。

可问题在于，这些被越级提升的军官既没有受过充分利用其指挥权的训练，也没有理直气壮地同那些名义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正统军官”打交道的权威。这就使那些积极性高、富于想象力的飞行军官们的热情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德国和法国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在飞机上安装机枪的试验；在英国和美国也有私人曾进行同样的试验。投弹试验在战前的飞行表演中深受公众的注意；1911年1月，一架莱特飞机曾在旧金山沿海进行过投掷实弹的试验。虽然结果并不特别成功，但须知此时一切都还处于非常幼稚的时期，需要有关当局的大力帮助。可真实的情况却令人灰心。尽管开战不久，空中对射的现象已屡屡发生——事实很清楚，如果值得派飞机去实施侦察搜集情报，那么同样也值得派飞机去阻止敌人搜集或传递情报。按这个推理来分析，多种形式的空战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了3个星期便取得了空中战争史上的第一个战果。1914年8月25日，由H.D.哈维·凯利中尉率领的英国皇家飞行队第二中队的一个3机小队（装备B.E.2）发现德国一架“鸽”式机正在对蒙斯南面的法军防线进行侦察。哈维·凯利中尉立即向德机靠近，在德机方向舵的正后方占位。另两架英机也在德机两侧占据了有利位置。靠得很近的英机使德国飞行员仓皇失措，他企图俯冲脱离。但这3架英机却死死咬住不放。逃跑已不可能了，德国飞行员只得匆匆选了一个地方着陆，然后弃机逃走了。英机也跟着着陆，经过搜索后没有找到那个德国飞行员，于是纵火将德机烧毁后，又重新起飞……这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也许有点逗乐，但它却清楚地预示着战火将向空中烧去。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皇家飞行队的这一战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意外”。虽然这些英国侦察机飞行员的逻辑在于，试图避开空战只能使对方有利可图，但在官方层面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荒唐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事实上，将手枪、步枪甚至是机枪带上飞机，与对方来一场空中对射的做法，在交战双方均遭到了明令禁止——统帅部的长官们认为这背离了“使用飞机的正确方式”，航空部队的军官们则缺乏据理力争的权威和底气。直到1914年9月，德国总参谋部的一份报告说：“经验表明，像新闻记者和小说家描绘的那种空中战斗，应当看作不过是神话，飞行员的任务是观察而不是战斗”。结果，虽然在空中展开厮杀的可能性，早在这次战争以前很久便有人预见到，但有关当局却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不过，随着堑壕战将战局令人沮丧地“锁死”，陈腐的观点不得不被清除出人们的脑海了。长期的堑壕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军事特点之一，各国军事当局在战前从未想过战争会以这种形态发生“僵持”。1914年年底，在交战双方试图在所谓奔向大海的赛跑中包抄对方的企图失败后，从瑞士边界一直延伸到大海，600多千米长的战线上，出现了一条布满战壕、隧道、掩蔽所和铁丝网的坚固防御线。头几个月挖掘的小型临时战壕很快变得更深且更复杂，逐渐地变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细防御工事体系，用铁丝网予以加强，并且首次防御性地大量使用机枪。这些防御工事的细节今天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壕沟并非笔直，而是锯齿形的。这就意味着一名士兵在壕沟里无法看到10米以外的东西。这种形状的壕沟在敌人从侧方进攻时会保护它里面的步兵，否则里面的所有部队都会暴露在敌军的火力面前，伤亡会很惨重。如果一颗炮弹落进壕沟内，它的弹片飞不了多远就会被挡住。壕沟面对敌人的一侧叫作胸墙，背对敌人的一侧叫作背墙。背墙使士兵们的后背不会为落在壕沟后方的炮弹的弹片所伤。如果敌军攻下了壕沟，那么原来的背墙就会成为胸墙。壕沟的两侧会用沙袋、木架和铁丝网进行加固。壕沟内的地面通常会铺上木板。士兵们的掩蔽洞位于支援战壕后部。英国的掩蔽洞通常有2.44～4.88米（8～16英尺）深，德国的掩蔽洞一般要深得多，距地面最近的也有3.66米（12英尺）深，有时甚至能达到3层楼的深度，士兵们通过混凝土台阶走到上方。为了使一名士兵可以在不暴露头部的同时观察到战壕外面，壕沟的胸墙上会有一些射孔。射孔可以简单到只是沙袋中的一个缺口，但它也可以使用钢板来保护士兵。为了击穿射孔，德军狙击手使用了穿甲子弹。还有一种观察战壕外部的方法便是使用潜望镜，它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一根木棍与两片镜子……

在这种堑壕体系的依托下，工业化支撑的军事技术很快确立了防御的绝对优势。漫长、稳定的战线形成后，交战双方采取了各种办法，不惜牺牲无数条生命，轮番向战线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以图突破防御阵地，摆脱堑壕筑垒系统的困扰。但在机枪和大炮统治战场的条件下，堑壕战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主要形式。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任何一次进攻都没有对防御阵地取得战略性突破。1915年西线爆发的一连串的进攻性战役中，进攻一方均使用了优势兵力、兵器，进行长时间的（有时长达7天之久）炮火准备。德军在4月22日的进攻中首次使用毒气。但防御一方依靠既有阵地和强大火力对敌方进行大量杀伤，大炮大显威风，机枪造成恐怖，将战场变成了弹丸密集飞舞的世界。因此，任何一次进攻均未达到战役目的。法英联军实施的第二次阿图瓦战役（1915年5月3日～6月18日），断断续续进行了6个星期，法军仅占领7千米宽、3.4千米纵深的土地；英军占领了6千米宽、900米纵深的土地，但却付出了13.2万人伤亡和空前的弹药消耗的巨大代价……由于每一次进攻都成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和巨大的消耗，所以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对峙中的交战双方数百万士兵，只是蜷缩在堑壕的泥浆之中，老鼠、跳蚤、虱子似乎无处不在，弹丸密集飞舞，一个个生命瞬间血肉横飞。战争完全成了令人束手无策的怪物。“人间地狱”，这几乎是士兵们在家信中引用最多的词。但恰恰是在这种局面中，飞机的价值开始凸显了，空战作为一种“被迫发生的战斗”，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首先，敌对的两道堑壕间形成了无人的死亡地带，但飞机却可以轻松飞越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这些飞越死亡地带的飞机有时也能够去扔几枚炸弹——战术轰炸乃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便一直在实施的战场侦察的必然产物：如果发现了敌人部队集结或拥塞在某处，为什么不设法轰炸将其消灭呢？不过，这还不足以成为导致飞机重要性上升，并重要到必须发生空中交战的真正原因。关键的奥妙依然来自地面，准确地说来源于野战炮兵与堑壕体系间的斗争。虽然与飞机的情况类似，在这场血肉横飞的全面大战爆发前，人们对野战炮兵的观点也存在着偏差——基于普法战争的经验，“炮兵决斗”与“近接战斗”是这一兵种的主要任务，而用野战炮兵来摧毁堑壕体系这类奇怪的东西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过。然而，当堑壕战的现实来临时，人们却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的工事体系，步兵凭借刺刀和“精神因素”无能为力，是炮兵支配着堑壕战，尽管这与战争初期野战炮兵被赋予的任务有了很大区别。对此，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是，一度被轻视的榴弹炮在各国野战炮兵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战前被普遍重视的速射炮则不那么“受青睐”了。榴弹炮最显著的优势是弹头/全弹重量比，其次是弯曲而非平直的弹道。在使用相同炮架时，装置榴弹炮的口径可以更大。举例来说，在76.2毫米口径速射炮（3英寸）炮架与96毫米榴弹炮（3.8英寸）两者炮架的重量几乎相同；但是前者所发射的炮弹重6.35千克（14磅），而后者为13.61千克（30磅），整整多出前者一倍。同样，119毫米（4.7英寸）加农炮与152毫米（6英寸）榴弹炮两者的炮架重量也相似，但是前者的弹重为27.22千克（60磅）、后者为54.43千克（120磅）。炮弹重量更大意味着炮弹的体积更大，可以装更多的火药、可以破裂出更多的碎片，不仅在直接命中的时候破坏性更强，就算没有命中只是接近弹时，更强烈的暴风与震波也能造成壕沟与工事更多结构上的损害。即使在一次大战时榴弹炮的射速没办法赶上速射炮/加农炮，但是战场上的法则很简单，谁可以最有效地打击敌人、谁就是最有效的武器——榴弹炮满足了人们想要摧毁躲在掩体中的敌人步兵、炮兵的渴望，步兵的角色只是协助炮兵完成任务。

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炮兵与堑壕体系间的斗争中，围绕着堑壕的摧毁与反摧毁，传统的“炮兵决斗”也被赋予了全新的色彩。堑壕战的大部分战役都表现为双方势均力敌的炮兵部队之间的野蛮轰击。但在法国东北部起伏的环境中，这样的方式意味着德法两军炮兵间至少隔着一个山头。如同战前许多炮兵专业文章所预测的，如此间隔让两军炮兵要侦察到对方都非常困难。盲目射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从山脊后面射来的炮弹可能意味着敌人炮兵在山脊后、山脊后方3000米或是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停滞的战线不但使炮兵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掩蔽他们的阵地，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他们的马匹、炮车等藏到让人找不到的地方。更何况，当时炮兵在选择优良阵地上的难度不大，这让炮兵指挥官可能将他的火炮放在任何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从而加大了在教堂钟塔上、山头上或是侦察气球上的观测人员寻找敌炮兵位置的难度。所有战前有关于反炮兵射击的理论与准则都成为空谈。面对这样的困境，各国军事当局想出了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经过短暂的种种尝试后便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飞机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应使人感到丝毫意外。与伤亡率惊人的载人观测气球相比，虽然无法用有线电话与地面取得实时联系，但飞机升限更高，机动性更好，这意味着不但更容易发现战线另一侧的敌炮兵阵地，自身也更不容易被击落。于是，随着堑壕战成为西线战场的主要战争形态，飞机很自然地被赋予了全新的角色——作为炮兵的空中之眼，实施侦察和火炮校射。

对此，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1914年年底刚刚升任少将的法国军官贝当提出的。在一份于1914年11月28日由霞飞将军发表的备忘录中描述了贝当的作战公式：攻击必须是有限目标的——这样的目标可以是一小段壕沟；攻击前应该实施搜索，即使是承受伤亡也无所谓；搜索应包括空中与地面的搜索，以便找出对攻击可能造成妨碍的德军侧防工事，同时派出攻击部队攻击这些侧防工事掩护主力攻击；攻击部队应打散成为小股由携带着梯子与爆破杆的工兵支援的步兵纵队，以便通过铁丝网；整个攻击必须由完整的时间表控制，以利各小单位相互协调。在攻击发起前炮兵应该射击德国人的第一线壕沟，当攻击发起后则转移到第一线后方发射密集炮火以阻绝德军增援，同时对于所有可能影响攻击的德军侧防阵地都必须指派火炮予以压制。至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解决之道，则与贝当提出并备受霞飞推崇的系统化攻击法相去不远，或者说是异曲同工——炮兵是关键，由飞机充当的“空中之眼”则至关重要。侦察机不但要在地图上标明双方的战壕（一开始为手画，后来改为照片），报告敌方部队的动向及炮兵位置，而且还要用信号灯或是旗语这类简单的方法报告炮弹的落点，以便己方炮兵进行调整。

不过，任何技术创新都可能产生逆反效应，这一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与运动战阶段的粗枝大叶相比，以侦察机充当炮兵的“空中之眼”的做法是必须进行反制的。换句话说，这次战争中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变成了本来地位不高的侦察机——堑壕战的残酷决定了这一点。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反制观测气球的经验，并为此发明了所谓的“气球炮”。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气球炮”或是类似的武器并不是有效的方法。虽然防空火力的首次有效使用，发生于战争之初一支法国步兵部队的射击行动中。当时这支法国步兵部队使用一次步枪齐射击落了一架德国飞机。不久进行高角度射击的机枪又提供了对低空飞行飞机的防御手段，同样安装在特制炮架上的速射炮也被用于向高空目标射击——大名鼎鼎的“1897年式75毫米野战炮”就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但这类急救式的防空武器对付在三维空间中运动的目标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夜间的情况尤为如此，即使使用了探照灯，它们在夜间的效果也很差。于是，在经过一些不太成功的尝试后，各国军事当局总算明白，对飞机最好的反制武器正是它自己。至此，飞机之间的战斗终于得到了“被迫的承认”，空战时代扭扭捏捏地来临了。 tCwwGe8Jwxb1WclhMedIhVDU703J6JuAuHajf7c48OW9IVAi8iRZPJVPE3friq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