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想象中复杂的战争”

虽然1914年时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思在战争爆发前几天还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大量人群游荡街头，在白金汉宫门前向国王欢呼，直到凌晨1点或1点半，还能听到遥远的喧闹声。战争，或者看上去可能引起战争的任何事情，总是受到伦敦群氓的欢迎……这种轻浮是多么可恶。”但令大众期待的战争却还是发生了。而飞机这种并不为军事当局所重视的机器，在一场“比想象中复杂的战争”中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尽管在1914年的那个致命的夏天到来之前，各国军事当局准备的“菜单”中，飞机的位置恐怕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但各国的航空部队还是按照一定的规模组织了起来，飞机在技术上也比两年前有所进步，而且型号明显增加了。在所有的航空部队中，以德国的为最大，因为他们在战前的两年中曾经进行过相当大的扩充。这支空中力量分为两部分：德帝国陆军航空勤务队和德帝国海军航空勤务队。当然，德国的扩充计划有很大一部分是放在“齐伯林”飞艇上的，指望用于战术和战略侦察（因为大型飞艇具有航程远和升限高的优点）。然而，德国人却始终忽视了“齐伯林”飞艇易受损坏这一事实——飞艇储满易燃气体，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战术情报，必须下降到可能被炮火击中的高度。在德国的全部飞机中，大约半数是“鸽”式单翼机，这种飞起来很稳的飞机是由奥地利人埃特里希研制并根据合同在德国生产的。其余的德国飞机大部分是LVG公司、阿维亚蒂克（Aviatik）公司和阿尔巴特罗斯（Albatros）公司制造的拉进式双翼机。基本的战术单位是由6架飞机组成的小队。共有41个小队，34个小队拨给集团军和军一级指挥官，作为野战飞行小队，其余7个小队拨给几个要塞，作为要塞飞行小队。这后面7个小队每队只有4架飞机。以威廉·西格特少校为首的航空督察处对这些小队实施行政领导。德军当局日益注意到航空部队的重要性，1915年3月批准成立陆军航空处处长办公室，第一任处长是赫尔曼·托姆森少校。

规模仅次于德国的是法国的陆军航空兵，由法国总参谋部的航空处领导。第一任处长是巴雷斯少校，后由迪·珀蒂少校接任。基本战术单位是中队，双座飞机中队有6架飞机，单座飞机中队有4架飞机。大部分飞机都是布莱里奥（Bleriot）、德佩迪桑（Deperdussin）、法尔芒（Farman）、莫拉纳·索尔尼埃和瓦赞（Voisin）等工厂的产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德两国的飞机在类型上存在颇大的差异。法国的飞机基本上有两类：轻巧、灵活的单座机和笨重、平稳的双座机。这反映了法国飞机设计思想上的两重性。在威尔伯·莱特于1908年前往欧洲之前，法国设计飞机的指导思想是飞机应能自由飞行，驾驶员的职责只不过是操纵它，就像司机开汽车一样。法尔芒和瓦赞等工厂制造的各种笨重的飞机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品。深受莱特兄弟设计思想影响的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真正的飞行只能是由一架基本上不稳定的飞机去完成，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需要有飞行员加以操纵，就像骑师驾驭骏马一样。德佩迪桑、布莱里奥和莫拉纳-索尔尼埃等工厂制造的更为灵活的飞机便是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指导下的产品。影响整个设计思想的另一个因素便是所使用的发动机的种类。当时，较大的飞机倾向于采用普通的水冷直列式发动机，因为这种发动机动力较大；而较轻型的飞机则倾向于采用法国人塞甘研制成功的气缸旋转式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气缸围绕曲轴排列成星型，使发动机的长度大为缩短。但不同于普通星型发动机之处在于，气缸旋转式发动机的气缸围绕曲轴旋转，而曲轴则固定在机身上，螺旋桨安装在旋转的曲轴机匣上。这种气缸旋转式发动机的重量轻，机械结构简单而紧凑，因此在“骑师”派的设计师中是颇受欢迎的。安装这种发动机的飞机以机动飞行性能好著称。

德国飞机的设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国“汽车司机”派相似。德国发明了汽油发动机之后，进展迅速，很快便使其成为一种性能可靠、功率很大的飞机推进装置，因此德国人有可能集中力量研制重型、快速而并不特别灵活的推进式双翼机。德法两派的主要不同在于，德国人更注重诸如流线型这样的设计细节，而法国人却仍满足于速度低和结构复杂的、笨重的推进式双翼机。英国的空中力量也分为两部分：皇家飞行队和皇家海军航空勤务队。皇家飞行队建立于1912年4月，最初拥有陆军和海军各一个联队，但1914年7月又成立了皇家海军航空勤务队，作为一支独立的航空部队隶属于海军。皇家飞行队的基本战术编成是中队，每个中队辖3个小队，每小队有4架飞机，中队上面是联队和旅。皇家海军航空勤务队的编成是小队、中队和联队。皇家飞行队的第一任指挥官是准将戴维·亨德森爵士，但在1915年8月由休·特伦查德上校接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各国使用的飞机中，皇家飞行队的飞机种类大概是最杂的。1914年8月，英国航空兵的总兵力为56架飞机，主要是各种型号的B.E.2型、阿弗罗（AVRO）公司的504型、法尔芒的长角式、布莱里奥的Ⅺ型以及形形色色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公司的侦察员式、莫拉纳-索尔尼埃公司的飞机和索普威斯的泰布洛德式。与法德两国不同，英国人甚至从未打算把同型别的飞机编在一个中队内，而是常常将一架快速单座飞机或侦察员式配置在由五花八门的低速侦察机组成的中队内。

显而易见，英国是十分依靠法国的飞机的，这是极其不幸的事情。这意味着皇家飞行队在大战的开始阶段不得不依赖法国的生产能力，而只有当法国能够满足其本国的需要时，才能使英国得到补充和加强。事实上，英国的飞机工业直到1916年才开始能够满足皇家飞行队不断增长的需求。当时皇家飞行队使用的英国自己设计的最好的飞机大概是B.E.2型，然而即使这种飞机也表明英国在飞机设计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该型飞机是由杰弗里·德哈维兰于1912年在法恩巴勒的英国飞机工厂设计制造的。由于此种飞机是由政府设计的，因此不允许参加1912年8月在拉克希尔举行的军用飞机比赛。这次比赛的获胜者是一架动力超过B.E.2型70%的科迪尔式双翼机，但其设计显然较差，所以英国政府下令将B.E.2型投入生产。B.E.2型飞机是一种外形整洁的拉进式双翼机，装载一台70马力的雷诺发动机，各种性能就当时来说都很优异。德哈维兰预料他的飞机可能会遂行搜索侦察任务，因此在设计上注重飞机的安定性，以便观察员进行观察。然而，观察员却位于前座舱的位置，他上方的视线受到机翼的限制，下方的视线又受到许多张线和他周围机身的限制。如果安排在后座舱的位置，观察员将能更容易和更有效地遂行任务。按1914年的标准，最新型号的B.E.2b型仍可说是一种很不错的飞机。然而这种飞机的生产时间毕竟较早，观察员兼射手仍安排在前座舱的位置，无法充分发挥机枪的效能，而且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又过于安定，难以用机动飞行去摆脱敌机的攻击。B.E.2型的例子足以说明英国军方战前如何缺乏远见。这种飞机虽然能够很好地完成设计时预定的任务，但整体来说是缺乏远见的。

1914年卷入战争的其他国家航空部队的规模都很小，装备也差。在协约国这一边的有比利时和俄国。比利时本国没有制造飞机的能力，在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之后，法国便成为规模不大但作用不小的比利时航空部队的主要供应者。俄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也和该国的其他军事工业一样，组织得很差，但每月还能生产40架飞机，其中许多是获准在俄国制造的法国飞机。因此，俄国航空部队的补充主要依赖法国。在德国这一边的有奥匈帝国，该国只有一支很小的航空部队，飞机制造工业的规模也不大。但在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里面，尽管飞行员并没有取得值得注意的成就，却也研制成了几种先进飞机，其中以劳埃德C型和“不死鸟”C型双翼侦察机最为出名。以上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各参战国的航空部队及其所使用的飞机的情况。有些飞机的性能极佳，这在后来的岁月中得到了证实。有一些飞机则完全不能适应作战的严峻要求，很快便被抛弃。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在战前各国普遍组建起了军事航空部队，但无论这些部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装备的飞机是较好还是较差，“不受重视”都是它们的共同处境。然而我们同时应当看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导致的技术发展总是在不断影响战术和战略。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现实总是比理论狭小。例如，19世纪的战争方式并没有穷尽战争的所有可能性，拿破仑的各次战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总是变化，并且以不可估计、不可预见之事为表征，因而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完全反映现实，更谈不上完全解释现实。理论必须足够灵活和开放，以容纳不可估计之事，并且必须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有意思的是，如果上述理论反映了某种“更为接近真相的东西”，那么随着鼓吹“精神因素”的“信念”在战争的实践刚一开始便被撞得粉碎，面对一场“远比想象中复杂的战争”，人们对飞机的军用价值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欧洲的全面战争有其必然性，甚至可以说各国的人民对此早已“翘首以盼”。但即便如此，引爆战争的导火索仍是一个“意外”。对于哈布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索菲·肖特克）来说，1914年6月28日本是个吉祥日子。这一天是他们结婚14周年纪念日，为了表示庆祝，他们计划到6年前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一次特别访问。之所以将这次访问称为“特别”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的妻子索菲·肖特克女伯爵身份低微，原本不过是大公的堂姐伊萨贝拉公主的宫廷侍女，这令老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十分不满。虽然到了1909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稍发善心，授予索菲以霍恩贝格女伯爵的称号，许可她在舍恩布龙宫照料宫廷事务。但即使如此，宫廷礼仪仍然禁止她和她的丈夫同坐皇储的马车，也没有坐在剧院皇家包厢的资格。更尴尬的是，每逢宫廷大典，当索菲进入时，大门只能打开一半……也正因为如此，大公之所以要在这一天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显然是想使他的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从而成为一份再好不过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只可惜，在这个温暖、晴朗的星期天。一个叫加夫里洛·普林齐普的19岁青年，却用一把比利时造的小手枪和两颗子弹，在将费迪南德大公夫妇的爱情画上一个血腥句号的同时，也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推向了战神的宴席。“巴尔干国家里的一些混账事儿”会点燃下次的战火，俾斯麦早已言之在先，最终在1914年一语成谶。奥匈帝国出于那种老大帝国的好斗成性，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吞并塞尔维亚，就跟它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7月5日，德国向奥匈帝国保证，如果奥匈帝国因对塞尔维亚采取惩罚行动而使它卷入跟俄国冲突的话，它可以得到德国的“忠实支持”。这是一个事态发展为势不可当的洪流决堤的信号。奥匈帝国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6日拒绝了塞尔维亚的复文（尽管当时紧张不安的德皇也承认这篇复文“把发动战争的每一条理由都驳斥得体无完肤”），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并于次日炮轰了贝尔格莱德。当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时，人们还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局部性的，然而当俄国在7月29日下总动员令时，一切“局部化”的希望都被抛弃了。边界上战云压境。各国政府惊恐不已，挣扎着力求避免战争，但一切都是徒劳。国境线上的情报人员把每一支骑兵巡逻小队都上报为抢在动员令前头布防的队伍。各国总参谋部都为它们无情的时间表所驱使，拍着桌子要求及早发出调兵遣将的命令，生怕对手取得提早一小时行动的便宜。各国首脑都畏首畏尾，毕竟是要他们来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他们想要退缩规避，但是军事行动的时间表还是把他们推向前去。

俄国开始总动员的两天后，柏林向圣彼得堡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俄国被命令要“在12小时内停止对奥匈帝国和我们的每项战争措施”，并“明确地通知我们”。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回复，时限太短促，不能停止动员，但只要继续谈判，俄国部队将不越过他们的边境。沙皇尼古拉则发电报给表兄威廉二世：“了解到你是被迫动员的，但愿从你那里得到像我给你的同样保证，即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将继续谈判……”然而柏林的答复却是在8月1日宣战。至于柏林给法国的最后通牒，则是要求知道它“在俄德战争”中的态度。柏林给巴黎18个小时答复，并挥舞着铁拳说“动员就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战争”。虽然法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只要俄、奥、德之间还存在和平解决的希望，法国就应当在军事上保持中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的文官政府下令边防部队撤到边境后面6英里多，作为和平意图的证明。但是在宣战之前4天，德国的巡逻队就开始越境进入法国了。8月2日早晨，贝耳福的一个法国哨兵安德烈·珀若，查问一个中尉率领的德国巡逻队的口令，中尉立即向这个士兵开枪。法国兵举起他的步枪瞄准和射击了3次，打死了那个军官。安德烈·珀若下士然后丢下他的枪，摇摇摆摆走了几步，就倒下来死了——这是西线上被杀的第一个士兵。战争开始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夏爆发时，双方的将领们都盲目认为，凭借士兵的高昂士气，几个月内便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其中，正在按照“施里芬计划”将部队有条不紊展开的德国人要更乐观一些。1891年至1906年期间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国军官一样，是深受克劳塞维茨“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这一训示熏陶的。但这句名言令人扫兴，它指引的那条路，由于比利时的中立，是条涉足不得的禁途。更何况比利时的中立，又是德国同另外4个欧洲大国所永远保证的。既深信战争不可避免，又认为在可以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德国必须参战，施里芬于是决心不容这个比利时的难题成为德国的路障。普鲁士的军官有两类，一类是颈粗如牛，一类是腰细若蜂，他属于后者。戴着单片眼镜，老态龙钟，冷漠难近。他专心致志于职务，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雷格尔河波光闪耀，景色绚丽，一名副官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说：“一个不足道的障碍。”比利时的中立，他认定，也是这么一回事——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应毫不犹豫地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他的理由是“军事需要”。他写道，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施里芬在1906年即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6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八分之一的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直至大部分军队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居于第二位的敌人。他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打击的第一个敌人，是由于俄国有无穷的回旋余地，只要不断后撤，让德国人像拿破仑那样陷入一个漫无止境的战役，就可使德国的速战速决之计不能得逞。更何况法国近在咫尺，动员起来又较为迅速。德国和法国都只需两周时间就可动员完毕，在第15天就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俄国，按德国的预计，它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落后，得要6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大概已被打败了。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9个师来守卫，是个难以承受的风险。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所以，没有什么能像这位伟大的、已经亡故的将军的箴言能如此宽慰军心。只有在西线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国迅速投降。按施里芬的意见，只有采用包抄战略，利用比利时作为过道，德国才战胜法国。他的论证，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也的确是无可非议的。

1870年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政府，由于对普鲁士宣战而自我毁灭。普鲁士人在他们共同边境的战斗中摧毁了法军，然后长驱直入，包围和攻陷了巴黎。为了消除任何未来的法国军事威胁，新统一的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和包括要塞城市梅斯在内的洛林的一部分，使法国暴露于未来的入侵面前——法国军事工程师以沿着150英里法德边界的4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从瑞士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阿尔卑斯山开始，坚固的混凝土堡垒从贝耳福、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伸展开来。在厄比纳尔和土尔之间设计了一个宽阔的缺口，作为准备敌人进入的巨大陷阱，然后用从掩护得很好的混凝土箱形掩体中发射的交叉火力加以歼灭。凡尔登以北约20英里，就是卢森堡、比利时和崎岖的阿登森林。这使德国无法越过共同边境发动正面进攻。只要法军通向后方的道路畅通无阻，长期围攻并不能提供将敌人迅速歼灭的战机。只有采用包抄战略，才能从背面袭取法军，一举歼灭。可是法国的防线不论哪端都是中立国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时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绕到法军背后，又要不出法国国境，这对于德国总参谋部为入侵法国而准备的部队规模而言显然是不可能的。德国人在1870年确曾绕到法军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当时双方军队都为数很少，而今则是调动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包抄另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地盘、公路和铁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兰德平原则无一不备。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施里芬决定采用得自汉尼拔坎尼之战的战略。尽管自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著名的两面包抄战略以来，已时过两千年。野战炮、机关枪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施里芬仍然写道：“与两千年前相比，我们的战略原则不变。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重要的是粉碎敌人的侧翼……而以攻其后方完成消灭敌人。”

在施里芬的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施里芬将侵犯比利时列入他于1899年制订的第一个计划。该计划要求横切马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这个面积以后逐年扩大，及至1905年，已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将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一切决定于同法国的速战速决，虽经佛兰德做长途绕道，但毕竟比包围共同边界对面的要塞要快。施里芬没有足够兵力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抄。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一侧包抄的方式，从马斯河两岸铺天盖地越过整个比利时，像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样横耙全境，而后沿整个比法国界线进入法国，再循瓦兹河流域直下巴黎，德国大军将插入首都与调回应战的法军之间。这些法军离开它们的工事地带，就会在决定性的歼灭战中给吃掉。有意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一线部署较弱兵力，在施里芬计划中是个要着，这会诱使该地区的法军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法国人一心想收复失地，预料他们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要是他们果真进攻，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计划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可由左翼把他们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从他们背后取得决定性胜利。施里芬的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希望在战役展开以后，也可以由左翼发动反攻，实现一个地道的两面包抄——他梦寐以求的“庞大的坎尼之战”。但他为右翼保留最大实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因而他在计划中没有迁就这跃跃欲试的野心。可是左翼这方面的引诱却依然吸引着他的那些继承人。结果，虽然他于1906年退休，以后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于坎尼之战的著述，改进他的计划，编写指导他的后来人的备忘录。他死于1913年，终年八十岁。临终时犹喃喃地叨唠着：“必有一战，务使右翼强大。”

应该承认，施里芬计划的确存在将法国一击致死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这个计划需要有一个沉着、果断的人去实施。遗憾的是，作为施里芬的继任者，大战开始时时任德军总参谋部长官的小毛奇却并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性格忧郁的小毛奇将军，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没有施里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断精神。如果说施里芬的座右铭是“要胆大，要胆大”，那他则是“可别过于胆大”。他既担心左翼力量软弱不能抗击法国人，又唯恐剩下来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人。他甚至跟他的参谋人员辩论了同法国打一场防御战是否可取的问题，只是由于这种主张排除了“在敌人国土上打敌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罢。在入侵比利时问题上，参谋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场战事将是“保卫德国和为了德国生存”的一战。施里芬计划于是保存下来了。毛奇在1913年曾说：“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每年都要向施里芬的临终嘱咐开刀，从右翼借兵增强左翼。在1906年的施里芬计划中，要有97个师才能征服法国，其中的79个师组成经过比利时的“庞大突击旋转门”。但到了1914年年初，小毛奇却将这一计划修改为只派78个师到西面，53个师进行旋转的攻击。战争爆发后，他又调了两个军（4个师）去东线，进一步削弱了这支部队。对于小毛奇的这种错误判断，德军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按照小毛奇的日程表，要求动员第12日前打开列日通道，第19日拿下布鲁塞尔，第22日进入法境，第31日到达提翁维尔至圣康坦一线，第39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战争计划，其严格、其完整，犹如战舰的一纸蓝图，只可惜被大大削弱了的右翼使得满盘皆输。战争开始后，由于右翼兵力不足，以及其他障碍和延误，小毛奇被迫缩短了以梅斯为枢轴而转动的战线，以致德国军队只能开到巴黎的东面而不能加以包围。几个星期后，当德国人企图用正面突击攻占巴黎向马恩河进军时，正在仓皇后撤的法、英军队终于发现了实施反攻的机会。9月3日这一天，法国的一架侦察机发现德军已经不再是沿着巴黎的西部向前疾进，而是向东直插巴黎的内部，从而将他们的右翼暴露于外，使市内的法军有机会实施反击。结果，法军发动了意义重大的马恩河战役，止住了德军的挺进，这也是整个战争中德军突入法国的最远点。德军由于交通运输线拉得太长被迫从马恩河撤退。后来被人称之为“奔向大海”和“佛兰德交战”的战争奇观由此上演，9月16日至10月15日30天中双方拼命往北海方向跑，结果只是徒然地把战线延长了170至180千米。10月20日至11月15日的佛兰德交战不仅是西线的最后一次机动战，而且是以机动战开始，以阵地战告终。双方大量骑兵下马成徒步队形投入战斗；防御显示出比进攻有更大优势，双方一码一码地争夺阵地，战斗变成了血腥的搏斗。最终，双方统帅部不得不分别于11月15日和17日下令转入防御，建立筑垒阵地，固守自己的位置。双方纷纷深挖战壕，加强掩体，设置带刺的铁丝网，构筑固定阵地。自此，西线的机动战结束，彻底转入阵地战，横贯西线的400多英里的堑壕体系成了困扰交战双方的噩梦，这在令这场战争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同时，也迫使双方的军事当局开始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飞机的作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