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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要从我5岁时说起。我一直是个很受欢迎的孩子，在这方面专门下过不少功夫。我总是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体育队的队长、副队长。这是由于我童年时期的经历。5岁半的时候，我得了双侧肺炎和百日咳。百日咳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那是1938年11月，当时的贫民区有很多传染病。人们住得很近，生活在疾病多发的环境里，就像空气中有毒一样，一切都可能对人造成损害。世界上任何一个贫民区都是如此。染上肺炎时，我才5岁半。在曼哈顿的东河大道上有一所叫威拉德·帕克医院（Willard Parker Hospital）的传染病儿童医院。那里的孩子都来自纽约，从两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州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住在这种医院里，直至康复。
我在那里待了6个月，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的复活节。药物匮乏是很大的问题。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都还不存在。
所有这些患有白喉、猩红热、小儿麻痹症等种种病症的孩子，都是无法治疗的，只能躺在床上。当时甚至也没有锻炼的概念，所以孩子们只能躺在床上伸展一下身体。事实上，这样只会导致情况恶化，肌肉萎缩。孩子们都濒临死亡。我还记得那时的景象，长长的房间里，目之所及只有一张张并排摆放着的床。
医生有时会过来看看，拿起我的病例，问一句：“你感觉如何？”我经常说：“唉，糟透了。”然后他们就在病例上打个钩。护士也会过来，但仅仅是来量体温而已。
早上醒来后，我问护士：“比利去哪儿了？”
护士回答：“哦，他回家了。”
“他为什么没跟我道别呢？”
“嗯，他赶时间。”
第二天，玛丽的床上也变得空荡荡的了。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护士的掩饰。事实上，每天都有孩子死去。护士不可以说孩子死了，所以只能说他们回家去了。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得不参与这场戏。我们都想回家，但并不想以那样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收不到父母的来信，更没有任何电话打来，不过穷人家里反正也没有电话。只有每周日才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整整一周的等待漫长得无法想象。周日那天，我父母带着家里的其他孩子来看我，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巨大的玻璃墙。护士会把我的床推到墙边，让我用电话和他们交谈。当然，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泪流不止。
我哭是因为想要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哭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真的很糟糕。当时，我脸色十分苍白，而且双侧肺炎与百日咳也让进食变得尤为困难。这两种疾病结合在一起，会让人难以吞咽，也难以呼吸，所以无论吃什么都很难受。我日渐消瘦，这让他们一直哭个不停。医院只能同时接待4组访客，当第5组人进来的时候，护士就会把我的床移开。我想标准的探视时长应该是两个小时，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后来，母亲在冬天又怀上了我的妹妹薇拉（Vera）。我有两个弟弟唐纳德（Donald）和乔治（George），年龄依次相差一岁半。乔治患有无传染性的小儿麻痹症，所以他的一条腿上戴着支架。
那时候纽约的冬天非常冷，经常下雪。从我们在布朗克斯的家里到火车站要走6个街区；到达后，大概要坐半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再到医院所在的东河路还要走五六个街区。一旦下雪，我母亲就不能来了，显然我们家是没有车的。他们也没办法提前打电话通知我说不来了，于是我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却一个人都没等来。这种情况令我极其沮丧。
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能学着像大人一样应对这一切。事实就是这样。我发现，我不能依靠医生，不能依靠父母，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依靠自己和上帝。我变得非常虔诚，每天早上都会祈祷：“上帝，请您保佑我。我很煎熬。我想活下去，我想变得健康、强壮、勇敢、聪明。我需要您的帮助。”我还会说“我出院后会做个好孩子”“请您让我尽快好起来吧”之类的话，在白天的时候也会做几次祷告。
我的家人并不信教。我父母从来不去教堂，但他们会鼓励我带弟弟们去。我相信上帝不会杀小孩，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孩子死去，所以每当夜幕降临之时，我就以为是魔鬼来抓孩子了。这时候，怎么做才好呢？每到晚上，我就会向魔鬼祈祷，求它不要选我。我现在还是感到很愧疚，因为每次我都会说：“看，这儿还有这么多孩子呢！虽然他们都是好孩子，但是如果您非要带走一个的话，请不要选我。”接着，我就会把自己蒙在被子底下，然后再睡觉。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那时其实是在练习自我催眠，因为我每次都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也不会做梦。
后来，我完善了这种自我催眠。在纽约大学任教时，我真的在曼哈顿的莫顿·普林斯催眠诊所（Morton Prince Clinic of Hypnotherapy）接受了培训，也用催眠做了很多研究。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时候，开了一门关于催眠的大课。我会在课上做很多示范，教授如何积极使用催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