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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先和童年

我的家乡在西西里岛:我的祖父母来自靠近巴勒莫的卡马拉塔,外祖父母则来自阿吉拉,靠近卡塔尼亚。祖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是个理发师,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祖母叫薇拉·津巴多(Vera Zimbardo),我父亲叫乔治·津巴多(George Zimbardo)。我母亲玛格丽特·津巴多(Margaret Zimbardo)和她的家族来自岛的另一边,她未出嫁时的名字是玛格丽特·比西契亚(Margaret Bisicchia),是一个鞋匠的女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出身卑微,未曾受过教育。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西里移民潮中移居美国。我的父母出生在美国,我是第二代。

我在纽约市一个叫南布朗克斯的地方长大,那是个贫民区。那里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当时我们并不懂得这些。对我们来说,那是个令人喜爱的地方。我可以说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因为我父亲对工作没什么热情,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他是个理发师,但他不喜欢招待别人,反而喜欢被人侍候。因为他是家里生了7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所以总是被当作小王子一样。我还记得,多年以后,他早已长大成人,但他的姐姐们仍然会把他当作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对音乐有着惊人天赋,很有鉴赏力,能够演唱完美的高音。在听了一首歌之后,不到半小时,他就能把这首歌演奏出来。他会演奏各种乐器,包括钢琴、曼陀林、小提琴和吉他,小提琴拉得尤其出色,还会唱歌和跳舞。他一直是种种聚会的中心人物。

他很早就结婚了,他和我母亲玛格丽特有4个孩子,彼此间年龄依次相差一岁半。在当时,多子并不是件好事。我出生于1933年3月23日,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当父亲失业时,我们就会接受家庭救济,每月都能得到一张支票,还可以在食品站获得免费的食物,在特殊的服装店获得免费的衣服。一切都是免费的。但这不是生活,而是羞辱。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去大工厂领衣服的情景。

在那些日子里,男孩们小时候穿短裤,7~9岁时会换成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的灯笼裤,10~12岁时才会得到第一条长裤。儿童灯笼裤有两种,一种是用细条纹布做成的,另一种则用宽条纹布做成。宽条纹布做成的裤子在走路时会发出噪声,然后每个人都会因此嘲笑你。我在服装店里一堆一堆地翻找,试图挑些没那么难看的衣服,但它们看起来都一样。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说:“乞丐不配挑三拣四,随便拿点儿,然后就滚吧。”我记得那时我哭着说:“我不是乞丐!而且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你这么粗鲁,根本不配在这儿领薪水!”贫困带来的耻辱是穷人们不愿提起的。后来战争爆发了,我父亲开始对电子产品感兴趣。他没有相关背景,也没有接受过培训,于是和一个受过培训的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收音机店,赚了些钱。

1947年,我父亲根据接线图自己做了一台电视机。他的师父是一个波多黎各人,那人在我们公寓楼下开了一家收音机店,地址是东151街1005号。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要知道那可是1947年,电视机才刚刚发明。那只是一个6寸的小屏幕,但我们却用它看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洋基队对道奇队。我记得我让其他孩子来家里看比赛,每人收费50美分。那会儿真是太棒了!唯一的问题是我父亲不喜欢工作。我曾试图说服他:“爸,这可是一条赚钱的路子。你有手艺,而且我们都会帮你的。我们可以再做一台,每个人都想买。”但是他说:“不,我已经做出一台了,挑战已经完成。对不起,我没兴趣了。”

这是件挺让人难过的事。然后我意识到,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教育。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很喜欢上学。学校里秩序井然,干净整洁,没有混乱。在这里,贫困被抛在了脑后。那时候的老师令人钦佩,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深入这些有时会很危险的贫穷社区,不仅教会我们学科知识,还授予我们生活智慧,告诉我们环境卫生以及个人清洁的重要性。我还记得老师教我们怎样摆餐桌。就在那时,我意识到了教育的特殊意义,并为此十分感激。

我一直是个不错的学生。我从PS 25转到一所名为PS 52的初中男校。毕业后,我在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初中时我的身边就一直全是男生,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待在全是男生的学校。史岱文森高中很棒,学术水平很高。但是后来,我还是转到了布朗克斯区的詹姆斯·门罗高中(James Monroe High School),因为那里有很多可爱的女孩子,而且我有些朋友也去了那里。1947年底,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北好莱坞。我父亲的7个姐姐和2个弟弟都住在那里,他们都希望我们能搬过去,这样全家人就能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决定搬家,还是乘坐一架DC-3小型飞机过去的。有人说这架飞机在一部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卡罗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主演的电影里出现过。这一趟旅程非常昂贵。

从拉瓜迪亚机场到伯班克要花24小时,停三四站,但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很令人兴奋。可惜,1948年好莱坞发生了大萧条。电影行业担心会被电视取而代之,很多防务公司也失去了政府合同。我们到了那里后,父亲却找不到工作,我们比在纽约时更穷了,不过身边的环境很美。

在北好莱坞的生活很艰难,但同时又是如此美丽。我之前在布朗克斯,那里到处都是混凝土、钢铁和沥青。我总会在讲课的时候展示布朗克斯的照片。不仅仅是运动场周围的房子很单调,连运动场上也只有沥青。周末的时候,你必须爬过栅栏才能到里面玩,因为运动场周末不开放。想象一下,那里没有绿色,没有草,没有花,也没有树。我每年至少要去一次圣玛丽公园,这需要步行7个街区,但在整个南布朗克斯我只知道在那里有一棵桦树,当我们做类似印第安村庄这种项目时就需要用到它。当时我去切了一小块桦树皮,做了一艘小独木舟,这么多年了,我还留着它。而北好莱坞截然不同,到处都是花草树木。但是这样一个宛若天堂的地方却变成了我的噩梦。 fAqV1oHLc9yA/3ke/gVh8ntobUKZFhgLkovXiT1LTYSt+uJQF0r2pq/puzvvlIfA



医院之神降临吧

这个故事要从我5岁时说起。我一直是个很受欢迎的孩子,在这方面专门下过不少功夫。我总是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体育队的队长、副队长。这是由于我童年时期的经历。5岁半的时候,我得了双侧肺炎和百日咳。百日咳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那是1938年11月,当时的贫民区有很多传染病。人们住得很近,生活在疾病多发的环境里,就像空气中有毒一样,一切都可能对人造成损害。世界上任何一个贫民区都是如此。染上肺炎时,我才5岁半。在曼哈顿的东河大道上有一所叫威拉德·帕克医院(Willard Parker Hospital)的传染病儿童医院。那里的孩子都来自纽约,从两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州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住在这种医院里,直至康复。

我在那里待了6个月,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的复活节。药物匮乏是很大的问题。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都还不存在。 所有这些患有白喉、猩红热、小儿麻痹症等种种病症的孩子,都是无法治疗的,只能躺在床上。当时甚至也没有锻炼的概念,所以孩子们只能躺在床上伸展一下身体。事实上,这样只会导致情况恶化,肌肉萎缩。孩子们都濒临死亡。我还记得那时的景象,长长的房间里,目之所及只有一张张并排摆放着的床。

医生有时会过来看看,拿起我的病例,问一句:“你感觉如何?”我经常说:“唉,糟透了。”然后他们就在病例上打个钩。护士也会过来,但仅仅是来量体温而已。

早上醒来后,我问护士:“比利去哪儿了?”

护士回答:“哦,他回家了。”

“他为什么没跟我道别呢?”

“嗯,他赶时间。”

第二天,玛丽的床上也变得空荡荡的了。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护士的掩饰。事实上,每天都有孩子死去。护士不可以说孩子死了,所以只能说他们回家去了。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得不参与这场戏。我们都想回家,但并不想以那样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收不到父母的来信,更没有任何电话打来,不过穷人家里反正也没有电话。只有每周日才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整整一周的等待漫长得无法想象。周日那天,我父母带着家里的其他孩子来看我,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巨大的玻璃墙。护士会把我的床推到墙边,让我用电话和他们交谈。当然,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泪流不止。

我哭是因为想要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哭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真的很糟糕。当时,我脸色十分苍白,而且双侧肺炎与百日咳也让进食变得尤为困难。这两种疾病结合在一起,会让人难以吞咽,也难以呼吸,所以无论吃什么都很难受。我日渐消瘦,这让他们一直哭个不停。医院只能同时接待4组访客,当第5组人进来的时候,护士就会把我的床移开。我想标准的探视时长应该是两个小时,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后来,母亲在冬天又怀上了我的妹妹薇拉(Vera)。我有两个弟弟唐纳德(Donald)和乔治(George),年龄依次相差一岁半。乔治患有无传染性的小儿麻痹症,所以他的一条腿上戴着支架。

那时候纽约的冬天非常冷,经常下雪。从我们在布朗克斯的家里到火车站要走6个街区;到达后,大概要坐半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再到医院所在的东河路还要走五六个街区。一旦下雪,我母亲就不能来了,显然我们家是没有车的。他们也没办法提前打电话通知我说不来了,于是我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却一个人都没等来。这种情况令我极其沮丧。

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能学着像大人一样应对这一切。事实就是这样。我发现,我不能依靠医生,不能依靠父母,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依靠自己和上帝。我变得非常虔诚,每天早上都会祈祷:“上帝,请您保佑我。我很煎熬。我想活下去,我想变得健康、强壮、勇敢、聪明。我需要您的帮助。”我还会说“我出院后会做个好孩子”“请您让我尽快好起来吧”之类的话,在白天的时候也会做几次祷告。

我的家人并不信教。我父母从来不去教堂,但他们会鼓励我带弟弟们去。我相信上帝不会杀小孩,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孩子死去,所以每当夜幕降临之时,我就以为是魔鬼来抓孩子了。这时候,怎么做才好呢?每到晚上,我就会向魔鬼祈祷,求它不要选我。我现在还是感到很愧疚,因为每次我都会说:“看,这儿还有这么多孩子呢!虽然他们都是好孩子,但是如果您非要带走一个的话,请不要选我。”接着,我就会把自己蒙在被子底下,然后再睡觉。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那时其实是在练习自我催眠,因为我每次都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也不会做梦。

后来,我完善了这种自我催眠。在纽约大学任教时,我真的在曼哈顿的莫顿·普林斯催眠诊所(Morton Prince Clinic of Hypnotherapy)接受了培训,也用催眠做了很多研究。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时候,开了一门关于催眠的大课。我会在课上做很多示范,教授如何积极使用催眠的能力。 fAqV1oHLc9yA/3ke/gVh8ntobUKZFhgLkovXiT1LTYSt+uJQF0r2pq/puzvvl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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