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好哥们米尔格拉姆

回到纽约的门罗高中。米尔格拉姆说，问题在于：是我从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呢，还是环境改变了呢？我们都认为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的对话发生在1948年。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米尔格拉姆做了第一个证明情境的力量胜过个体倾向的研究。几年后，我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是某个权威命令人们去做错事；而在我的实验中，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会鼓励他们以一种专横、暴虐的方式使用权力。这一切都始于高中时期我和米尔格拉姆坐在一起，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我在北好莱坞高中受到冷遇。我们都认为这是环境的因素，而不是个人性格的原因。

我们都是情境主义者。用米尔格拉姆的话说就是：在陷入某种情境之前，你又怎么能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呢？1948年，他还是个高中生，战争刚刚结束没几年，他担心的依旧是：他和家人会不会被投入集中营？每个人都说：“斯坦利，别傻了。他们是纳粹，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不是那种人。”我还记得他的回答：“在陷入某种情境之前，你又怎么能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呢？”我敢打赌，在纳粹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之前，德国人也说过和我们类似的话。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好人，低估了环境是如何驱使我们做坏事和好事的。我十分赞同这一点。

这就是两个情境主义者最初的温床。我还想补充一句，当米尔格拉姆的研究 刚刚起步时，他并没有得到赏识，反而受到了很多关于伦理方面的批评。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他拍了几部非常好的电影，并亲手制作了一部名为《服从》（ Obedience ）的纪录片，展示了人们如何反抗权威直至最后屈服。你可以在电影中看到人们的焦虑，看到他们的犹疑与担忧。在心理学的历史上，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被试进入实验情境之后受到的负面影响。之前也有一些视频，比如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研究，但并没有负面到这种程度。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揭示了人性之恶 。

后来，我在1971年8月15日至20日做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并在美国心理协会的演讲中提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实验是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后续，但我们关注的不是个别情境的力量，而是制度和角色的力量，这个研究是关于角色扮演的。米尔格拉姆也在台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当时主要是通过电话交流。我参与了他的一些研究的评审。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1984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51岁，很遗憾。当时他正在做一些极富创造性的研究。

另一个巧合发生在2015年。当时有一部关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生活与研究的电影《实验者》（ Experimenter ）上映了，恰好在同一时间，也是在圣丹斯国际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关于我的监狱研究的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也首映了。

在他完成研究50年后、我完成研究44年后，两个高中同学的两项研究都出现在了电影当中。《实验者》讲述了很多有关米尔格拉姆的生活、妻子和孩子们的故事，薇诺娜·赖德（Wynona Ryder）在其中饰演他的妻子。这部电影从更深的层次展现了他的个人背景。电影中有一段关于服从权威研究的精彩剧情，但我觉得这部分在电影中占的时间太长了。他还做了其他一些小研究，比如丢信方法与六度分离理论。但是，当普通观众看过了关于服从权威实验的刺激情节后，就不会觉得这些小研究有什么意思了。在关于这些小研究的部分中演员的表演很出色，但电影的这一部分不够有吸引力。

最后，作为一个小补充，当我在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上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和导演见了面。实际上他好像身兼数职，既是编剧也是导演。我问了他一件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在电影中两次出现了奇怪的东西。第一次是米尔格拉姆离开实验室，穿过一条走廊，对着镜头讲述他关于服从实验的想法，希望实验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实验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这时，一头大象从他的身后走过。那是一头巨大的非洲象，足足有3米多高的那种。

第二次，在后来一个更加奇怪的场景里，米尔格兰姆走出实验室，说道：“1984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首先，很明显，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把这一年设为他经典小说的时间背景，这部小说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性。其次，我在这一年死去了。”他继续说着话，身后经过了同一头大象。我觉得这一幕毁了整部电影。我问导演：“为什么要这么拍？”他的回答是人们都喜欢大象。我很想说“这是我从一个导演那里听到过的最愚蠢的回答”，但我忍住了。

我还想再说一个关于米尔格拉姆的故事。十几年前，在纽约，似乎是在东部心理协会（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会议上，我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主题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他们的得意门生。

库尔特·勒温、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都是已故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我邀请到了他们的学生来谈论他们的生活和贡献。现场观众很多，可能有几百人。有趣的是，约翰·萨比尼（John Sabini）说，与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相比，米尔格拉姆从来就没有过多少学生。为什么呢？原因还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因为他不经常提及学生的功劳，比如在服从实验中，他用16～19个不同的实验变量测试了1 000人，但没有一个人被提及。米尔格拉姆没有亲自管理被试，也没有亲自进行那些测试。他邀请了一个高中生物老师来做这些事，但此人也仅仅在脚注中被提了一句。作为一名研究生，你必须发表文章，那是在学术界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可能大家都听说了米尔格拉姆不愿与人分享聚光灯的光芒。

萨比尼一直在说和米尔格拉姆一起工作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在他讲完之后的提问时间，很多人都举手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说：“你在胡说什么呀，他是世上最刻薄的老师！”“我讨厌上他的课，讨厌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有三四个学生这样骂了他，然后，又有另一些学生举手说：“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是最善良、最体贴的人，他的去世让我心碎！”这时我突然插嘴说：“等一下，这不可能啊！你们是什么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你们又是什么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学生们回答说，分别是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前和之后。

很明显，他变了。在心脏病发作之前，他是个“刻薄的老师”；心脏病发作后，他成了一个可爱的人。我没什么证据，但事实如此。我也和他一起工作过。我不知道他的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他是非常典型的A型人格，很喜欢评价别人，专横跋扈，喜欢占据主导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获得成功。但现实是他得到的支持很少。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研究，却没有获得终身教职。他那时只是一个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得到了很多赞誉，却没有获得终身教职。

后来，米尔格拉姆去了哈佛大学。当时哈佛大学的教员们分成了两派。在这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中，以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为代表的一半人支持他，另一半人则反对他。他在哈佛也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耶鲁和哈佛是他梦寐以求的两个地方，对当时的心理学家来说，学术界的精英都在耶鲁和哈佛。他最终来到了纽约城市大学，这是一所刚刚起步的学校，相对于耶鲁和哈佛来说，这是巨大的退步。作为一个纽约人，他回到了家乡。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开始研究城市压力。在他之前，城市压力根本不算是一个研究主题。

老专家们与他在学术上对峙，不愿意批准他的终身教职，都仅仅是因为伦理问题而已。他们认为大学里不应该发生这种伤害人的事情。反对他的一方以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为代表。凯尔曼当时是哈佛大学教授，正在写一本书《服从的罪行》（ Crimes of Obedience ），基本上关注的是服从的消极一面。用凯尔曼的话说，米尔格拉姆讨论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服从一个下达了违背道德良知的命令的权威者？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是出于米尔格拉姆对纳粹国家的兴趣。但这些都被忽略了。人们只是说，这个研究违反了伦理，伤害了他人。

糟糕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对被试做事后解说。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实验时长取决于被试是否一直坚持电击，一次实验可能会持续45～55分钟，于是留给事后解说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在他的研究中，那个遭到“老师”电击的所谓的“学生”，其实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者同谋。实验结束后，无论“老师”是否一步步地将电击强度增加到了450伏，实验者和同谋者都会出来解释说：“嘿，你并没有真的电击他，他是我们的人，我们其实是在研究服从权威的问题。”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试的罪恶感减轻了，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然而另一方面，心理上的罪恶感依然存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有可能严重地伤害到某个人。令我担心的是，以后不会再有人进行这类研究了。后来，我为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权威的新书作序，还在《耶鲁评论》（ Yale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都是理解人类天性的重要性。

在米尔格拉姆做实验时，还没有知情同意这种概念，也没有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Human Subjects Research Committee）。事实上在我看来，有一个最违反伦理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被人贴上这样的标签。那是土耳其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所做的研究，他把穷孩子送到乡下的免费夏令营，家长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参加的其实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夏令营。在营地里，实验者故意把孩子们分成两个相互对抗的小组，一组叫老鹰队，一组叫响尾蛇队，并在两队之间挑起冲突。

孩子们变得野性十足。这个研究的理念就是制造冲突，然后看看他们如何解决。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宿营地水源短缺，孩子们需要凝聚成一支队伍，齐心协作。人们在提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总是说它展现了孩子们如何解决组间冲突。但实际上，从实验伦理的角度看，这是在让孩子们彼此仇恨，而且是在一个不可控的环境里。孩子晚上到处乱跑，而辅导员只有寥寥几位。实验过程到底有多糟糕，我们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孩子们是否曾经彼此斗殴。显然，他们曾经相互咒骂。还有一点也很明确，如果阅读原始资料，你会发现一些孩子直到最后还在说“我讨厌响尾蛇队”或者“我讨厌老鹰队”。

我认为，这才是有史以来最违反伦理的研究。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家长被欺骗了，毫不知情；孩子们也被欺骗了，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孩子们深受其害。但奇怪的是，这个研究反倒被认为展示了人们如何解决冲突而非制造冲突，成了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1971年，当我决定进行监狱研究的时候，在斯坦福的确有一个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估计应该刚刚成立不久。我被要求填写一份标准表格，描述我们想要做些什么。我还承诺了一些条款，比如：必须提供最低限度的充足饮食；将被试收监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实验中会给被试造成一些压力；被试费为每天15美元；研究预计为期两周；还有“如果在任意时间有任何人表示希望退出实验”，我就必须将其释放。

实际上，委员会里真的有人过来，查看了我们在斯坦福的那间地下室。研究是在乔丹楼的地下室进行的，这座楼位于斯坦福主校区的棕榈大道尽头。委员会的人只提醒了一件事：这里只有一个出入口。因为我们把走廊的一端封锁了，在那里架设了摄像机，只在另一端有一扇门。这里没有窗户，当然也没有灯。他们提醒说，必须准备好消防器材，以防失火。这里的确对火灾毫无准备。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一件事；还有就是我必须把研究计划通知学生健康中心，让他们随时待命，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再就是我必须保证被试的一日三餐。

我对他们说：“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让家长过来探访几次，定期召开假释委员会听证会，并邀请一位监狱牧师 过来。”这是一个由孩子扮演警察和小偷的实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因为被试必须签字认可“我已被告知这是一个怎样的研究”。我们说“囚犯”和“狱警”将会随机分配，被试则说：“我会尽力完成自己的角色，无论研究持续一周还是两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知情同意书上并没有写明，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他们感觉受不了或者强度太大了，只要说一声“我要退出实验”就可以被释放。

每个学生都填了表。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让我们准备消防器材，结果很讽刺，这些器材被“狱警”拿来对付“囚犯”了。那里面可是令人直起鸡皮疙瘩的液态二氧化碳，喷射出的高压气体令对手胆寒。原本作为安全保障的东西，最终却被用于攻击。 SHknBGcqGsxWFni9MikT4dLUHwJszeGSsO+7bHsbNi6tiVkAIOYNkQT1pVKSjm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