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將如何？

不論什麽事情，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環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環境，這件事就全無意義了。現在試舉一個例。從前漢朝時候，有一個名將，唤做韓信。他有一次和敵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邊上，背對着水，這就是所謂背水陣，是犯兵家之忌的，因爲没有退路了。後來竟打了勝仗。人家問他，他説：這亦在兵法上，不過你們不留意罷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麽？我所用的兵，不是訓練慣統帶慣的，乃是臨時聚集來的烏合之衆，這和走到市集上，把許多趕集的人聚攏來，使之作戰一樣，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誰肯出力死戰呢？這是一件事。明朝時候，又有一個名將，唤做戚繼光。他練兵最認真。著有一部書，唤做《練兵實紀》，對於練兵的法子，説得很詳盡。清朝的曾國藩，本來是個書生，不懂得練兵的，他初出來練鄉勇，就靠這一部書做藍本，訂定一切規則。可見戚繼光這部書，對於練兵的方法説述的詳盡，也可見得他對於練兵的認真了。相傳當他檢閲時，適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動，可見他訓練之效。他所以南征北討，所向有功，絶非偶然了。這又是一件事。兩件事恰恰相反。在看重戰術的人，一定説韓信的將才在戚繼光之上，能不擇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訓練的人，則又要説韓信的戰勝只是僥幸；其實都不其然。韓信生在漢初，承戰國時代之後。戰國時代，本來是舉國皆兵的，所以在秦、漢之世，賈人、贅婿、閭左， 這亦是 當時所謂謫發 、 謫戍 。 謫是譴謫的意思 ， 發有罪的人出去作戰 ， 謂之謫發 ； 出去戍守 ， 謂之 謫戍 。 賈人 、 贅婿 ， 都不能算有罪 ， 然漢時亦在七科謫之列 ， 那不過因當時重農賤商 ， 贅婿 大概是没有田産的 ， 發他們出去當兵 ， 免得擾累農民罷了 。 閭左 ， 謂一條街巷的左半段 。 這是要發一條街巷裏居民的一半去當兵 ， 而古者地道尊右 ， 把右邊算上首 ， 所以發其左半 的人出去 ， 秦時曾有此事 。發出去都可充兵。韓信所用的兵，雖説没有經他訓練過，然戰争的教育，是本來受過的，對於戰鬥的技藝，人人嫻習，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够人自爲戰。戚繼光時代，則中國統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對於戰鬥的技藝，一無所知，若不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尚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爲陣，非斃於敵人鋒鏑之下，就要被驅入水了。所以韓信和戚繼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實則相成，若非知其環境，就無從瞭解其真相了。況且事實原因環境而生，若不知其環境，對於事實的性質，必也茫無所知，更何論瞭解其經過。然則對於史事，安可不知其環境呢？

然而我們現在，對於任何史事，總不能十分明白其環境，這是什麽理由？這自然是由於記載的缺乏了。記載爲什麽會缺乏呢？難道向來史家，對於不知環境則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麽？不，須知“常事不書”，爲秉筆者的公例。我們現在雖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時，不把他的環境説述清楚，以致我們不能瞭解，然使我們執筆爲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與古人，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將來讀書的人，還不免要追怨着我們。這是因爲著書的人，總得假定若干事實爲讀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頭萬緒，無從下筆了。你天天記日記麽？一個朋友，忽而今天來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預算範圍内的事情；這自然要記出來的。學校中的課程，個個星期是一樣；吃飯、睡覺，天天是一樣；那就決無逐日記載之理，至多每學期開學之初，把課程表抄一份在日記裏，以後每逢變動時，再加以記載；初記日記時，把吃飯和睡覺的時刻，記下一筆，以後則逢一頓宴會，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記載罷了。這就是所謂常事不書，是秉筆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會的變遷，雖然看不見，却無一息不在進行之中。雖其進行無一息之停，却又“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没人看得見一樣。然而隔着一個時間再去看，就移動了許多了。社會的變遷，亦是如此，必須隔若干年代，然後看得出。然而人壽太短，所以除非生於劇變時代的人，總不覺得它有多大的變動。尋常人所覺得的變動，總是聽見父輩、祖父輩，甚或是曾、高祖父輩的人所説的，這種説述的人，尚或出於傳聞而不是親見，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親切；而且這些零碎的事實，不能通其前後而觀之，則亦不過是一個一個小小的變動而已，並不覺得如何驚心動魄，把它記載下來的人，自然少了。隔了較長遠的時代，再把今昔的社會一加比較，固然也覺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變遷的時代，業已相離很遠，無從知其因變遷生出來的影響，自更無人注意及之了。所以社會的變遷，我們所知道的，怕不過百之一二，對於任何時代的情形，我們都是茫然，自然對於任何事件的環境，我們都不明白了。

不知環境，對於任何事情，總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對於任何時代，亦都不能明白，這却如何是好呢？所以現在的史學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謂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時代，雖然已往了，我們却要綜合各方面，使其時代的情形，大略復見於眼前。史事有“特殊事實”和“一般狀況”之分。對於特殊事實，普通的見解，總以爲時代愈接近的人，則知之愈真切，其實不然。這許多事情，往往要隔了一個相當的時期，然後漸明；再隔了一個較長的時期，然後大白的。因爲許多事情，都有其内幕，而其内幕，在當時總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泄，更不能宣泄；局外人既不能宣泄，亦或不肯宣泄；必隔了一個時期，其材料才得出現。而且局中人無論矣，即局外人，亦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關係，其見解總不能平允，見解既不能平允，自然所述不能真實，亦必隔了一個時期，此等關係漸成過去，其所傳的材料方能真確。又有許多事情，其内幕是永不宣泄的，所謂如何如何，只是後人據其外形，參以原因、結果，推測而得，這亦非待至事後各方面的材料大略出現之後，無從推測。這種便利，都是當時的人，或其時代較爲接近的人所没有的。所以特殊事實，看似當時的人最爲明白；時間愈接近的人則愈明白，其實適得其反。我們來談唐、宋、元、明時代的特殊事實，必有一部分非其時之人所知；將來的人談現在的歷史，亦必有一部分非我們所能及。至於一般狀況則不然，現在的上海，物質生活是怎樣？人情風俗是怎樣？將來的人，無論是怎樣一個專家，對於現在的上海，無論研究得如何精密，其瞭解的深切，總還不如現在久居上海的一個無甚知識的人。固然，他或有種種知識，爲現在的老上海所不及的，然這只是多知道了若干零碎的事實，對於現在整個上海的性質的瞭解，決出於現在所謂老上海者之下。若使現在的上海，發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使將來的專家，和現在的老上海，同來猜想其原因，逆料其結果，將來專家的所言，絶不如現在老上海之近理。所以以當時的人，瞭解當時的事，只是苦於事實的真相不能盡知，如其知之，則其瞭解之程度，必出於異時人之上。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緊。

已往者已往矣，何法使之再現？難道能用奇秘的攝影術，使古事再見；奇秘的收音機，使古語可聞麽？照尋常人想來，除非用現代的有聲電影，可以把現代的情形，留起若干來，給後人知道，已往的事，是絶然無法的了，其實不然。所謂一般狀況，乃是綜合各種事情而推想出來的，並不是指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若專指一人一事，那又是特殊事實了。我們現在，有許多前人所遺留下來的重大的特殊事件，尚且不能瞭解其時的社會，何況但保存一二瑣屑的事情呢？若説我們保存得多，則豈能把現代的情形，一一保存下來？還不過和前人一樣，假定若干事物爲後人所能知，則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其爲我們所逆料，以爲將來之人將不能知之事，則保存一二罷了。此與前人之所爲，亦何以異？至多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要以現代人之所爲，省却將來的人搜輯、推測之勞，決無其事。而史家的能力，就是在於搜輯、推測的。倘使能搜輯、推測，前代的情形雖然已成過去，仍有使之再現到某程度的可能。我們現在所苦的，乃是這種材料之少，而無從據之以資推測，然此種材料雖少，我們所用的搜輯的工夫，怕比他更少。況且我們於現存材料之外，還有發現新材料的可能。

所以現代史學上的格言，是“求狀況非求事實”。這不是不重事實，狀況原是靠事實然後明白的，所以異於昔人的，只是所求者爲“足以使某時代某地方一般狀況可借以明白的事實”，而不是無意義的事實而已。所以有許多事情，昔人視爲重要，我們現在看起來，倒是無關重要，而可以删除的。有許多事情，昔人視爲不重要，不加記載，不過因他事而附見的，我們現在看來，倒是極關重要的，要注意加以搜輯，上章所述的裹蒸和起麵餅，似乎就是一個例子。所以求狀況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

搜輯特殊事實，以求明瞭一般狀況，這是很難有刻板的方法可説的。大致説起來，亦不外乎所知者博，則所測者確，所以搜輯是最緊要的事。所搜輯的材料，大致説起來，亦可分爲物質狀況和社會狀況二者。譬如古代的地理，和現在不同，就是自然狀況有異， 譬如古代的長 江比現在闊 ， 所以南北戰争 ， 長江爲天險的性質較後世爲甚 。住宅、道路等亦然。又如考校某時代的學術思想如何，便可推測其時的士大夫，對於某種政治上的事件，懷抱何種感想？若再博考其時平民社會的情形，則又可推測其時的老百姓，對國事的態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對待國事的態度，就可解釋其時政治上某種事件，當局者何以要取某種措置的理由，並可評論其得失。這是舉一端爲例，其餘可以類推。“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則其戰術的不同，亦只是當然的結果，如風化之於山崩而已。 ZicanqHHopKHLWhz00ueQo+bIBY2a1Yzng+auC3N5ldS0gc0RhQA77CrtSqUBi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