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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讀舊史宜注意之點 |
中國史家，既以作史惟恐其不出於人爲宗旨，所以其所最尊重的，爲其所根據的材料的原文，不但帶有原始材料性質的正史如此，即根據正史等書而編纂的史籍，亦係如此。譬如編年史，在前一卷中，還稱舊朝的君主爲帝，於新朝的君主，則但稱其名；到後一卷中，就可改稱新朝的君主爲帝，而於舊朝的君主，則改稱爲某主了。此其最大的理由，固爲所謂“窮於辭”，然在前一卷中，所用的還多係前朝的史料，在後一卷以後，則所用的多係後朝的史料，必如此，原文的多數，乃易因仍，亦不失爲一種理由。這似乎滑稽，然細思之，稱號原無關褒貶，亦無甚可笑也。 近人好將前代帝王的謚號撤去 ， 改稱其姓名 ， 如稱漢武帝 爲劉徹是 。 此實甚無謂 。 無論謚法或廟號 ， 均不含有尊重或褒美之意 ， 而漢武帝是一個皇 帝 ， 則不可以不知 。 稱之爲漢武帝 ， 則就其名稱 ， 已使人知其爲某一朝的一個皇帝矣 。 若 其名爲徹 ， 則即不知之 ， 亦無甚妨礙 ， 正不必徒勞人之記憶也 。舊史作者，多須改入自己的口氣，因此，雖極尊重原文，終不能無改動，但其改動亦有一定的體例，讀書多者，自能知之。
昔人作史的體例如此，所以舊時史籍，多不能作編纂的人的話看，而只能作其所根據的原文的作者的話看，而史籍的性質，是隨時代而不同的，於此，就重煩讀者的注意了。
怎樣説史籍的性質，隨時代而不同呢？原來孤見最難傳播，所以一個時代，史事傳之後來的，必係其時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一種説法，而其説多非真相。然則事實的真相，有没有知道的人呢？那自然是有的。然在口説流行的時代，對人無從談起，即或談起，亦無人爲之傳述；在使用文字的時代，未必皆筆之於書，即或筆之於書，其書亦少人閲讀。經過一個時期，此等較近真相的説法，就隨其人之衰謝而烟消雲散，而其流傳下來的，只是西洋史學家所謂“衆所同意的故事”了。所以歷史的内容，實和其時的社會程度，很有關係，此點最宜注意。 或謂其時社會的程度既然甚低 ， 何以其時的人機械變詐 ， 曾與後世無異 ？ 殊不知爲 機械變詐之事者乃個人 ， 傳歷史則羣衆之力 ， 個人之突出者 ， 各時代皆有之 ， 社會之進化 ， 則自有其一定之程序也 。
從大體上分劃，過去的歷史，可以分做三個時代，即：
（一）神話時代。這時候，人們還未知道人與物的區别，其文明程度，自然是很低的。然而其時代却是很早的。邃古的史料，大都隱藏於其中。這種材料，在中國人所認爲正式的史籍中，似乎不多。因爲衆所共認爲最早的正式的史籍爲《史記》，當其編撰之時，社會的文明程度已頗高，故於此等説法，多不之取。《五帝本紀》説“百家之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馴”，而所取者專在《大戴禮記》、《尚書》一類書，即其明證。然最早的史事，實無不隱藏於神話中，不過經過程度較高的人的傳述，逐漸把它人事化，讀者不覺其詭異，就共認爲雅馴罷了。如能就此等人事化的材料，加以分析，使之還原，還是可以發現其神話的素質的。如《詩經·商頌》説“禹敷下土方”，《書經·禹貢》亦説“禹敷土”，讀來絶不見有何神怪之跡，然若將《山海經·海内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作爲敷土的注脚，即可見其中原含有神秘的成分，不過傳《詩》、《書》的人，不復注重於此，僅作爲一句成語傳述，而不復深求其中的意義罷了。此等分析的工作，近來所謂疑古派，曾做了一些，雖其説不盡可信，亦於史學有相當的益處。但神話真的有價值，僞造的則轉足淆亂史實，用之不可不極謹慎而已。 將中國神話保存 得最多的爲 《 山海經 》。 此書非 《 漢志 》 所著録的 《 山海經 》，《 漢志 》 所著録的 《 山海經 》， 乃講 建設之書 ， 即古所謂 “ 度地居民 ” 之法 ， 讀 《 漢志 》 原文可見 ； 今書蓋漢以前方士之記録 ， 薈萃 成編者 ， 二書偶然同名耳 。 次則 《 楚辭 》， 其中 《 離騷 》、《 天問 》 等篇 ， 亦多含古代神話 。 緯書 似係神話淵蔽 ， 然出漢人造作 ， 多失原形 ， 用之須極謹慎 。 道家書中 ， 亦保存一部分神話 ， 則又承緯書之流，其可信的程度更低了。
（二）爲傳奇時代。這時代流傳下來的史跡，都係人事而非神事，似乎其可信的程度增高了。然其所傳的，離奇怪誕實甚，而真相反極少，所以運用起來，要打的折扣還很大。譬如西周，確實的情狀，我們雖不之知，然其文明程度，決不至十分低下，則無疑義。而自幽王滅亡以後，百餘年間，其地爲戎、狄所據， 幽王被殺 ， 事在公元前771 年 。 其 後秦文公收岐以西之地 ， 岐以東仍獻之周 ， 事在公元前750 年 ， 然周實不能有 ； 至秦穆公乃 東境至河 ， 則已在公元前7 世紀中葉了 。把其文明摧毁殆盡。直至戰國時，東方諸侯還説秦人雜戎、狄之俗，擯之使不得與於會盟之列。而秦地所以土曠人稀，使秦人能招三晉之人任耕，而自以其民任戰者，亦由於此。然則西周的滅亡，是何等大事，然其真相，我們乃絶無所知，所知者則一褒姒的物語而已。此與蒙古自遁入漠北後，至於達延汗之再興，只傳得一個洪郭斡拜濟的物語何異？ 見 《 蒙古源流考 》。 蒙古自遁入漠北 以後 ， 至達延汗再興以前 ， 其自己所傳的歷史 ， 實遠不如 《 明史 》 所著者之翔實也 。 回紇自 漠北走西域 ，《 新唐書 》 所載 ， 事跡頗爲明白 ， 而回紇人自己 ， 却僅傳唐人鑿破其福山 ， 以致 風水被破壞 ， 自此災異迭起之説 ， 亦同此例 。 見 《 元史 · 亦都護傳 》。以此推之，《左氏》所載夏姬的事跡，亦寧非此類？不過其粉飾的程度較高而已。此等性質的傳説，至漢初實尚不乏，斷不容輕信爲事實。 試舉俗所謂鴻門宴 之事爲例 。 按當時反動之思想正盛 ， 其視列國並立 ， 轉爲常局 ， 一統轉爲變局 ， 所欲取法 者 ， 則東周之世 ， 天子僅擁虚名 ， 實權皆在霸主之局 。 不過戰國時七國之君 ， 皆已易公侯之 稱而爲王 ， 所以當時之人 ， 所擬臨制諸王之名爲帝 。 齊湣王與秦昭王並稱東西帝 ； 秦圍趙 之邯鄲 ， 魏又使辛垣衍間入圍城 ， 勸趙尊秦爲帝是也 。 戲下之會 ， 以空名奉義帝 ， 而項羽以 霸王之稱爲諸王之長 ， 即係實現戰國以來此種理想 。 在當時 ， 安有一個人想據有天下 ， 再 做秦皇帝之理 ？ 其後漢雖滅楚稱皇帝 ， 然其下仍有諸王 ， 則與秦始皇的盡廢封建 ， 仍異其 局 。 在當時 ， 人人之思想 ， 皆係如此 。 蒯徹勸韓信中立於楚 、 漢之間 ， 韓信不聽 ，《 史記 》 説 由韓信自信功高 ， 漢終不奪我齊 ， 韓信再老實些 ， 也不會相信漢高祖是個知恩報恩 、 不肯背 信棄義的人 。 不過自當時想來 ， 皇帝任意誅滅諸王 ， 實不能有此事耳 ， 此乃自古相傳之國 際法也 。 漢高祖盡滅異姓諸王 ， 乃係半靠陰謀 ， 半靠實力 ， 並非法律上的權利 。 而滅異姓 諸王後 ， 亦不能不改封同姓 ， 仍不能一人據之 ， 恢復秦始皇之舊局面也 。 漢帝對諸王權力 之增大 ， 乃由滅異姓 、 封同姓 ， 中央與列國間 ， 有宗法上統屬的關係 ， 亦非自古相傳天子之 國對諸侯之國的權利。然則，當秦朝甫滅之時，安有一人敢萌據有天下、繼承秦皇帝之地 位之想？范增説：與項王争天下者必沛公，豈是事實？且軍門警衛，何等森嚴，安有樊噲能 撞倒衛士，直達筵前，指責項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間誠有離席休息之時，且或歷時頗久， 然亦必有一個限度，乃漢高祖可招張良、樊噲等同出，與噲等脱身回向本軍，張良度其已 至，然後入謝。筵宴間的特客，離席至於如此之久而無人查問；帶有敵意的賓客，與數人間 行出軍，亦無人盤詰，項羽的軍紀，有如此之廢弛者乎？張良獻玉斗於范增，范增受而碎 之，駡項王“竪子不足與謀”，且當場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增年 已七十，素好奇計，有如此之魯莽者乎？種種事跡，無一在情理之中。然則漢高祖與項羽 此一會見，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傳者，亦一則想像編造的故事也。此等傳説，在秦、漢間 實未易枚舉。且如指鹿爲馬之説，又豈可以欺孩稚邪？
（三）爲傳説時代。此期的史實，其最初的來源，仍爲人口中的傳説，但其所説很接近事實，絶非如傳奇時代的離奇怪誕了，然仔細思之，其中所含的文學成分仍不少。譬如《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詳述魏其的外高亢而内實勢利，喜趨附；武安的器小易盈，驕縱齷齪；以及灌夫的粗鹵任氣，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可謂窮形盡相。這斷不能憑空杜撰，自然其中多含史實。然觀其篇末説武安侯死時，竟有冤鬼來索命，即可知篇中所言，亦仍不可盡信了。此類材料，在唐、宋史中，實尚不免，試觀《舊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多載時人評論之辭可知。至《元史》以後，則漸少了。
口傳較之書面，易於變動，所以史事出於傳述的，無意之中，自能將無味的材料删減，有趣的材料增加。這正如《三國演義》，其原始，實係説書先生的底本，不過鈔撮歷史事實，以備參考，其内容，實和正式的史籍，無甚同異，然到後來，逐漸將説時所附會增益的話，亦行寫入，與舊來鈔撮的材料，混雜一處，久之遂稍離其真，又久之則面目全非了。試觀其愈説得多的部分，離真愈遠；而説得少或不甚説及的部分，則仍和正式史籍無甚異同可知。史籍來源出於傳説的，其性質實亦如此，不過程度不同罷了。天下有文學好尚的人多，有史學好尚的人少。史學要推求事實的真相；文學則必求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晦暗的事情明朗化。從前軍閥紛争的時候，彼此之間，日日鈎心鬥角，使政治日益紊亂，社會大受影響，這自然是人民所深切關心的。然而多數人，都喜讀其時所謂小報，其中内幕新聞之類最受歡迎；而於大報，則能認真閲讀者較少。此無他，大報多記事實的外形，其所以然之故，須據事實推求；小報則説得頭頭是道，如指諸掌，不徒使人相説以解，並可作茶餘酒後的談助而已，然其所言乃無一得實。此其故何哉？人之做事，無不受環境的制約。 利用環境 ， 雖可馴服環境 ， 然必能利用 ， 乃 能馴伏之 ， 即其受環境的制約 。所以對於某一個人的行爲，苟能熟知其環境者，自易明了其所以然，正不必從幕後窺測，然要熟悉各方面的情勢甚難。若將某一個人的行爲，歸之於其人的性格，或則云由於某一策士的陰謀，或又云由於某一事件的挑動，則其説甚易瞭解。如此，複雜的事情就簡單化，晦暗的事情就明朗化，合乎多數人的脾胃了。這種情況，距今不過數年，總還是我們所親歷，至少是得諸“所聞”的。其來源靠得住麽？然而歷史事實的來源，如此者亦不乏。
任何人都有一種感覺，讀古代的歷史，瞭解及記憶均較易，時代愈後則愈難，因此薄今而愛古。其實適得其反。這正和人們喜歡讀小報而不喜歡讀大報相同。歷史的材料有兩種：一種自始即爲記録，偏於叙述事情的外形，官文書爲最，私家所作碑、銘、傳、狀等次之；一種則原始出於口傳，經過若干歲月，始著竹帛，野史、小説等之來源，大率如此。官文書所説的，固然是官話；碑、銘、傳、狀等，亦多諛墓之作，然其夸張、掩飾，自有一定的限度， 能僞事之内容 ， 不能僞事之外 形 。 如爲貪官污吏作傳者 ， 可云其未曾貪污 ， 不能云其未曾作官吏 ； 可諱飾其激成民變之 事 ， 不能云民未曾變也 。而且極容易看得出來。將這一部分剥去，所剩下來的，就是事實了。用此等材料所作的歷史，將僅剩一連串事實的外形，於内容則全未涉及，而要由讀者去推測，最使人感覺苦悶。且讀者之推測，乃係後世人的猜想，似不能如並時之人觀察所得者的精確。然其結果多正相反。這實由後人的推測，在其事實完全暴露之後，易於原始要終，加以推論；並時的觀察家，則無此便利， 史事有一般情 形 ， 有特殊事件 。 一般情形 ， 後人所知者 ， 總不能如當時人之多且確 。 如今之北京 、 上海 ， 是何情形 ？ 將來史家雖竭力考索 ， 總不能如今日身居北京 、 上海之人是也 。 特殊事件 ， 則 正相反 。 身處其時者 ， 往往於其真相全屬茫然 ， 有所推測 ， 亦多誤謬 ； 而將來之人 ， 則洞若 觀火 。 實因事實的全部 ， 悉行暴露 ， 則其中一枝一節之真相 ， 自然明了 ， 不待推求 ， 且甚確 實也 。 枝節悉行明了 ， 全體亦無遁形矣 。而其物亦本係今内幕新聞之流也。 非 必著述者有意欺人 ， 其所聞者固如是也 。讀史者於此義，亦必不可以不知。《 嘯 亭續録 · 國史館 》 條云 ： 國初沿明制 ， 惟修列聖實録 ， 附載諸臣勛績 、 履歷 、 官階 。 康熙中 ， 仁廟欽定 《 功臣傳 》 一百六十餘人 ， 名曰 《 三朝功臣傳 》， 藏於内府 。 雍正中 ， 修 《 八旗通志 》， 諸王公大臣傳始備 ， 然惟載豐 、 沛世家 ； 其他中州士族 ， 勛業懋著者 ， 仍缺如也 。 所取皆憑 家乘 ； 秉筆詞臣 ， 又復視其好惡 ， 任意褒貶 ， 皆剽竊碑版中語 。 純廟知其弊 ， 乾隆庚辰 ， 特命 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内 ， 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 ， 將舊傳盡行删薙 ， 惟遵照實録 、 檔册所載 ， 詳録其人生平功罪 ， 案而不斷 ， 以待千古公論 ， 真修史之良法也 。 後又重修 《 王公功績表 傳 》、《 恩封王公表傳 》、《 蒙古 、 回部王公表傳 》 等書 ， 一遵是例焉 。 按列傳以碑版 、 家乘爲 據 ， 舊有是法 ， 初非修史者敢任其好惡 ， 然清高宗猶以是爲未足 ， 而只許依據實録 、 檔册 ， 蓋 不許天下之人有是非 ， 而欲其一遵當朝之是非 ， 其無道可謂甚矣 。 然詳録其事 ， 案而不斷 ， 以待後人論定 ， 則比次之法 ， 固應如是 ， 不能以其出於清高宗之私意而非之 。 近代修史 、 立 言務求有據 ， 記事側重外形 ， 固爲衆所共趨之鵠 ， 亦非清高宗一人之私意所能爲也 。
説到此，則並可略論今後作史的方法。現在史學界所最需要的，實爲用一種新眼光所作的史鈔。史鈔之鈔，非今所謂照本鈔謄之鈔。今所謂照本鈔謄之鈔，昔人稱爲寫、録等，不稱爲鈔。昔人所謂鈔，乃撮其精要，而刊落其餘之謂。史鈔之作，晉、南北朝時最多，讀《隋書·經籍志》可見，唐以後就漸少了，這亦可説爲史學衰替之一端。史學上的需要，隨時代而不同，而每逢學術上的趨向幡然大變之時，則其變動尤劇。今日讀昔人所作的歷史，總覺得不能滿意者以此。編撰新歷史，以供今人的閲讀，人人能言之。然其所作之書，多偏於議論，並未將事實叙明。此在熟於史事的人，觀其議論則可；若未熟史事的人，欲因此通知史事，則勢有所不能。此實可稱爲史論，而不可稱爲史鈔；而其所發的議論，空洞無實，或於史事全未瞭解，但將理論硬套者，更無論矣。
史鈔合作，必將前人所作的歷史，（一）仍爲今人所需要者因仍之；（二）其不需要者略去；（三）爲今人所需要，而前人未經注意者，則强調之使其突出，乃足以當之而無愧。至其文字的體裁，則最好能因仍原文，不加點竄；而自己的意見則别著之，使讀者仍能與我們所根據的原材料相接觸。如此，分量易多，怕只宜於專門研究的人，而不適於普通的讀者。供普通讀者閲覽之作，怕不能不入自己的口氣重作。但根據某書某篇，最好一一注明，使人易於查核；而其改易原文，亦最好有一定的體例，使讀者即不查核，亦易分别。此亦爲編撰最要之義，不可不注意及之。
至於搜集材料，則目前最緊要之事，實爲作史料匯編。除史部固有之書外，更宜將經、子、集三部中有關史事的材料，大舉搜集，分爲兩部分：（一）屬於記事的，即前所云足以證明、補充、訂正史事的，與史部的記載，相輔而行；（二）爲昔人有關史事的見解，此不必論史之作，凡涉及社會、政治，而其中包藴史事者，皆當採取。因爲此等作品，一方面表現昔人對於社會、政治的見解，一方面亦即表現其對於史學的見解。史學的有用，正在於此。使治史學者能多與此等材料接觸，自然胸次恢廓，眼光遠人，雖性近章句之士，亦不至流於拘泥、瑣碎了。這於史學的進步，實在是大有關係的。 更推廣言之 ， 則編纂大類 書 ， 實爲今後的急務 。 學術本須分類 ， 況自專門變爲通學 ， 一人的著作中 ， 可以無所不有 ， 則每治一門學問者 ， 勢非讀遍天下之書不可 ， 夫豈事所可能 ？ 故必合羣力 ， 舉一切書籍 ， 按 學術分門 ， 編成大類書 ， 以供治學者之取材而後可 。 此其分門固極難確當 ； 所輯得者 ， 亦僅 限於普通人所能見得 ， 非有特别之眼光不能搜得者 ， 所遺必多 ， 然苟能盡普通人之力 ， 忠實 爲之 ， 已足爲治學者省無限精力矣 。 編輯大類書 ， 需要很大的物力 ， 勢非政府不能爲 。 歷 代之政府 ， 亦多行之者 。 最早者如魏世之 《 皇覽 》； 最近者如明代之 《 永樂大典 》， 清代之 《 圖 書集成 》 是也 。 然政府所辦之事 ， 恆不免官僚主義 ， 故如 《 大典 》、《 集成 》， 均不見佳 。 今日 的情勢 ， 已與往時不同 ， 甚望文化高潮來臨之日 ， 政府能以此爲當務之急也 。 史學所涉甚 廣 ， 好的史料匯編 ， 有時亦可供治他學者之用 。
向來古書名著選讀等，係專讀一兩部書。現擬試改一法：於多種書籍中，選讀若干篇，俾學生知識較廣，如欲深研，亦可多識門徑。選讀之書，隨所想到，舉例如下：
《禮記·王制注疏》《 注 》 與 《 疏 》 須全讀 。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 擇讀一篇 ， 以見清儒疏釋之法 。
陳立《白虎通義疏證》 擇讀一篇 ， 以見古典制 。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 擇讀一篇 ， 以知今古文異義所在 。
《管子》 擇有關典制者 ， 與 《 輕重 》 各讀一兩篇 。《老》、《莊》、《荀》、《墨》、《 間詁 》。《韓》、《商》、《孫》
《吕氏春秋》 擇讀一兩篇 ， 以見古人政論 。《淮南》
《史記》 選讀與經學有關者 。《 高祖本紀 》 與 《 漢書 》 對讀 。《 世家 》， 此合 《 春秋 》 與 《 系世 》 而成 。《 列傳 》 隨體例選讀若干篇 。
《漢書》 除與 《 史記 》 對讀者外 ， 再讀 《 志 》 一兩篇 。
《後漢書》 與 《 三國志 》 擇同一人之傳 ， 讀一兩篇 ， 以見史例簡嚴 、 恢廓之異 。
《晉書》 擇讀一兩篇 ， 以見史家多採雜説之例 。
《宋》、《齊》、《梁》、《陳》、《魏》、《齊》、《周書》 與 《 南 》、《 北史 》 對讀一兩篇 ， 一以見 《 南 》、《 北史 》 删削之例及其弊 ， 二以見 《 南 》、《 北史 》 以私史增補官書處 。
《新》、《舊唐書》的《昭宗紀》 對讀 ， 以見宋後立例修史者與前此但整齊官書者 之異例 。《 四裔傳 》 中選一兩篇對讀 ， 以見新書之增事及其妄改文字 。
《宋》、《明史》 擇讀一兩篇 ， 以見晚近憑官書傳狀修史之例 。
《通鑒》 擇讀一兩卷 ， 必須連胡 《 注 》、《 考異 》 讀 。
《綱目》 隨 《 通鑒 》 讀 ， 以見二書體例之異 。
《通考》 擇讀一兩門 。
《通志》 就 《 二十略 》 中擇讀一二 。
《經世文編》 擇讀一兩卷 ， 此章實齋重文徵之意 ， 俾知奏議文集之重要 。
《宋儒學案》、《明儒學案》 擇讀一二 。
《四庫書目提要》 讀數卷 ， 以啓目録學之門徑 。
《日知録》、《廿二史札記》 讀數卷 ， 以見讀書之貫穿事實及鈎考有關致用之問 題 。《十七史商榷》 中亦可選數條 。
《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 鈎考一事者 ， 隨選讀之史翻閲 。
《癸巳類稿》， 此書爲經生中最有思想者 ， 又多治雜書 ， 可選讀一二 。
以上係隨意舉例。教授時除指示閲讀方法外，即與學生於閲後討論，或竟破除尋常上課形式亦可。學生人數不能多。
此項科目於歷史系自最有益。他科 大體以社會科學爲限 。欲取材於中國舊籍者亦次之。國文系學生修習者，可以植根柢於經、子、史之中，不致但就文論文。又有志學文者，亦可專闢一部分時間，就文學方面講授或討論。
〔名稱之由來〕《史通》有《六家》、《二體》篇，《隋志》只認其一，今沿用之，此體稱紀、傳、表、志體，簡稱紀傳體。
正史之名，係在所載的史事較重要、較完全、較正確之觀念下成立。
何種史事爲較重要的？就舊日之觀念言之，可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總序》之言爲其代表：即（一）理亂興亡，（二）典章經制。
正史皆借政府之力而成。即纂述出於私人，材料亦必得自政府。自南北朝以前，皆由（一）私人，（二）政府委任私人撰述，故其性質爲獨修；唐以後皆由政府設局，合多人之力編纂，故其性質爲衆修。二者各有所長，但至後世，因材料日多，獨修已成爲不可能。
正史最重要之性質爲保存材料。編纂者之才、學、識，固有高下之不同，然大體皆知注意於此。
因此，正史本不能看作一人之著述，即獨撰者亦然。
古人之著作，原可兩説並存，史家尤然，如《舊唐書·高宗王皇后傳》爲其最顯著之例，故後人譏古人矛盾，古人不應負責處甚多。
凡正史皆非極精審之作，甚至係不精審之作，僅就某一時期所能得之材料，加以編纂而已。此中又分兩問題：（一）材料不全，此撰述者不能負責；（二）編纂草率，此則撰述者應負其責，而其中最重要之關鍵爲未作長編。
正史並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時所據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體上即爲原始的史料。
在正史材料的預備中，國家所設立的史官，作用極大，欲知其略，可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及拙撰《史通評》中此篇之評。
中國史學家之見解，大體可分三期，皆因事勢而變：（一）初期：注重搜輯史料，加以編纂。此期所欲討論者，爲去取編纂之法，劉子玄之《史通》，爲其代表。（二）感覺前人所搜史料范圍太狹，力求推廣。看鄭樵《通志·總序》，可知此等見解。（三）第二期之見解仍在，但書籍日多，感覺其不勝讀，乃分（甲）比次史材與（乙）著述爲兩事。前者所以供作史者之取材，後者則以供閲讀。前者愈多愈好，故並要有增加材料的辦法（亦可謂之保存）。而撰述既成，所據材料仍須保存勿失，以便他人可以校勘或重作。章實齋之《文史通義》涉史學者，幾於全部發揮此思想。
正史所根據之材料，自《漢書》以下，大致相同，即皆以史官所記爲本，此顯而易見，不待論。惟《史記》所據，較爲難明，以鄙意觀之，重要者有四：（一）左史，《春秋》類，記事；（二）右史，《尚書》類，記言，其流爲“語”，如《國語》、《論語》，此類書由記言擴及記行，爲列傳所本；（三）《系世》，合此及左史，大致爲本紀、世家所本；（四）典志，八書所本，表原於古代的譜，乃一種著述的體例，内容無定。
凡正史，愈後愈近於客觀，因所據者：（一）愈多書面而非口説，難於走樣；（二）愈多官書注重事之外形，而不以意測度其内容，即私家著述，亦因史學程度之增高，大體上後代較前代爲翔實，但歐、宋改作文字有失真處爲例外。
以爲正史文字古奥難解，此乃誤解。反之，正史均甚接近其時之口語。晉、南北朝、隋、唐之史，雖所載文字頗多靡麗，叙事處亦不然。歐、宋爲例外，然宋之文爲澀體，歐亦不然。讀正史所應謹慎者，特在其中多時代語、方俗語、官書語，或難解，或易誤解也。
正史非初治史學者急讀之書，因其以人爲系統，將事實拆散。初學最要者，讀《通鑒》及在《文獻通考》中擇讀切於政治經濟者十餘門，此最爲基本，《通鑒》須連《考異》與胡注讀。昔人論史之書如《日知録》、《廿二史考異》、《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等，可泛濫，略見昔人治史之法。
表——表之爲用甚廣，後世國史亦均用之，約舉如下：
書所以記載典章制度，《史記》中凡八篇，《漢書》以下概稱志，志之重要者：
以上各志河渠地理，治歷史地理者必讀，其餘則普通治史者，皆不可不讀也。
世家以記有土之君，但其德行功業甚高，本身雖非諸侯，而子孫受爵榮譽，可比一國之君者，亦列世家，《史記·孔子世家》是也。除《史記》外，後世用之者甚少，《晉書》之載記，亦可稱世家之變例。
列傳載帝王君主以外之人，可分二種：
（一）依時代之先後，順次編排，不另立名目者，此普通之列傳也。（二）匯集同類之人，共爲一傳，且爲之特立名目者，是爲類傳。此例亦起於《史記》，如《刺客列傳》、《貨殖列傳》是也。後世沿用其例者甚多，普通如《儒林傳》、《文苑傳》等是。特殊者如《五代史》之《伶官傳》，《元史》之《釋老傳》等是，類傳與普通之傳不同者，以其不與時代先後編排也。但普通之傳，雖不立名目，亦有具類似之性質者，如開國時羣雄之傳，必排在最前，叛臣逆臣必排在最後是也。此外以同類相從者尚多，但仍以時間先後爲標準耳。
傳中最特别者，爲外國傳。普通之傳，皆以傳人；外國傳，則以傳國。《晉書》另載記，亦可稱外傳之變例也。正史者列於學官之史也，立於學官，本漢人語。漢時“官”與“宫”通，立於學宫之意，即當時學校中所刊之課本也。後世學校僅存其名，然在法律上，課程有常所習之書，亦有規定應科舉者亦然，經之立於學官者，謂之正經；史之立於學官者，謂之正史，正史之名，由是而起也。
立於學官之史，原不必拘定體裁，但在事實上所立，皆爲《史》、《漢》等一種體裁之史。夫正史固立於學官之名，非體裁之名也。以體裁名之者，或謂之表志紀傳體（世家少故略去）。此名固較顯明，但正史二字沿用已久，表志紀傳之名，又較累重，故用者甚少，立於學官之史，何故專取此一種體裁乎？厥故有二：
（一）向來史家紀事，注重理亂興衰，典章經制兩種現象。 馬端臨 《 文獻通考 》 序説 ， 此非馬氏之私言 ， 足以代表一般人之意見 。我國歷史記載大事者，除正史外，尚有編年、紀事本末、政書三者，但三者各有所偏，即編年史以時爲系統，紀事本末以事爲系統，專記理亂興衰，政書專記典章經制是也。惟表志紀傳之史，兩者兼賅，立於學官之書，必求完備，不容偏於一方面，此專取此種體裁之故一也。
（二）讀史當然以最初之本爲佳，與其讀第二第三次所編訂者，無寧讀第一次原本。蓋第二第三次所編之史，必以第一次之原本爲根據，故原本實爲原料，原則上原料恆不誤也。吾國習慣後一朝必修前一朝之史，所修皆爲表志紀傳體，故原料之史，恆屬此體，此亦其得立於學官之一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