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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有史學麽 |
説到此,就覺得舊有史學的無用。把史部的書翻開來,自然全部都是記載。爲之羽翼的,則從性質上言之,大致可分爲三種:(一)注釋:因前人書中之名物、訓詁,後人不易明了而爲之説明; 自隋以前 , 史學 並有專門傳授 ; 唐初猶然 , 即由於此 。《 隋書 · 經籍志 》 説正史惟 《 史記 》、《 漢書 》, 師法相傳 並有解釋 。《 三國志 》 及范曄 《 後漢 》 雖有音注 , 既近世之作 , 並讀之可知 , 可見其注釋專爲 文義 。 此爲注釋之正宗 。 若裴松之之注 《 三國志 》, 廣搜佚聞 , 則實屬補充一類矣 。 名物 、 訓詁 , 時代相近之作 , 雖大體易知 ; 然一時代特殊之語 , 亦有相隔稍遠 , 即不易瞭解者 , 官文 書及方俗語皆有之 , 實亦需要解釋也 。(二)考證:前人書有誤處,爲之糾正;(三)補充:任何一部書,不能將應有的材料搜集無遺,於其所未備的,爲之補足。 如清人所補各史表 、 志即是 。這種著作,往往費掉很大的精力,其成績亦誠可欽佩,但亦只是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確的事實而已;尋出其間理法之處實甚少;更不必説如馬克斯般,能發明社會發展的公例了。然則飽讀此等書,亦不過多知道些已往的事實而已,於現在究有何用?無怪近來論者説中國史料雖多,却並不能算有史學了。這話似是,其實亦不盡然。一切書籍,從其在心理上的根據説來,亦可分爲三種:即(一)根於理智的,是爲學術;(二)根於情感的,是爲文辭;(三)根於記憶的,是爲記載。中國書籍,舊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子雖分爲兩部,乃由後世特尊儒學而然,其實本係同類之物,此在今日,爲衆所共喻,無待於言。經、子自然是屬於理智的。史部之書,與屬於記憶者相當,亦無待言。集部之書,多數人都以爲屬於文辭,其起源或係如此,但至後來,事實上即大不然。我國學術,秦以前與漢以後, 此以大致言之 , 勿泥 。有一個大變遷,即古爲專門,後世爲通學。 此四字本多用於經學 , 今用爲泛指一般學術之辭 : 即專門二字 , 本指治經而墨 守一家之説者 , 通學則兼採諸家 ; 今所用專門指專守經 、 子中一家之説 , 通學則指兼採諸家 也 。在古代,研究學問的人少,學問傳佈的機會亦少,有研究的人,大都只和一種學説接觸,所以不期而成爲專門,直到東周的末年,始有所謂雜家者出現。 此就學術流别言 , 非指今諸子書 。 若就今諸子書而論 , 則因 ( 一 ) 古書編纂錯亂 。( 二 ) 有許多人 , 又特别爲著書之人所喜附會 , 殆無不可成爲雜家者 。 如 《 晏子春秋 》, 兼有儒 、 墨之説 , 即因儒 、 墨二家 , 並欲依託晏子 ; 管子名高 , 更爲諸家所欲依 託 , 則其書中 , 儒 、 道 、 法 、 兵 、 縱横家之言 , 無所不有矣 。 其一篇中諸説雜糅者 , 則編纂之錯 亂爲之 , 蓋古簡牘難得 , 有所聞皆著之一編 , 傳録者亦不加分别 , 有以致之也 。至後世則不然了,除西漢經生錮蔽的,還或墨守一先生之説外;其大多數,無不成爲通學,即無不成爲雜家。一人的著述中,各種學説都有,實跨據經、子兩部; 此爲學術上一大進步 , 前人泥於尊古之見 , 以爲今不如古 , 誤矣 。 後世分别 子 、 集 , 亦自謂以其學專門與否爲標準 , 然其所謂專門者 , 則其書專論一種事物耳 , 非古所 謂專門也 。而同時,這種人又可係熱心搜輯舊聞的人,遇有機會,即行記載。又集部的編纂,以人爲主,其人自己的行事,亦往往收入其中。 如 《 諸葛忠武集 》 等即此類 , 實無其人執筆自作之文字也 。 後世之名臣奏議等 , 尚多如此 。 文人之集 , 固多但載其作品 ; 然注家亦多搜考行事 , 務求詳實 , 與其自己的作品 , 相輔而行 。
如此,則集部之書,又與史部無異。所以前人的文集,譬以今事,實如綜合性雜志然,其内容可以無所不有。把書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只是藏庋上的方便,並非學術上的分類。章實齋的《校讎通義》,全部不過發揮此一語而已。 要作學術上的分類 , 除編類書莫由 , 見第五節 。所以我們要治史,所讀的書,並不能限於史部。在後世不能不兼考集部,正和治古史不能不兼考經、子相同。向來治史的人,於集部,只取其與史部性質相同,即屬於記載的一部分;而不取其對於社會、政治……發表見解,與經、子相同的一部分。那自然翻閲史部之書,只見其羅列事實,而不覺得其有何發明,使人疑中國只有史料,並無史學了。
所以如此,亦有其由。前人著述,或其議論爲他人所記録,涉及歷史的,大致可分爲三種:第一種所謂别有會心。即其人之言論,雖涉及古事,然不過因此觸發,悟出一種道理,與古事的真相,並不相合。此等言論,雖亦極有價值,然另是一種道理,初不能用以解釋或評論史事。 如蘇子瞻論荀卿 , 謂李斯之焚書 , 原於卿之放言高論 , 此特鑒於當時黨争之 愈演愈烈 , 有所感而云然 , 事實之真相 , 並非如此 。 後來姚姬傳作 《 李斯論 》, 又説斯之焚 書 , 特以逢迎始皇 , 使其所遇非始皇 , 斯之術將不出於此 , 亦特鑒於當時風氣之詭隨 , 立朝 者多無直節 ,“ 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 ” 而云然 , 史事之真相 , 亦並非如此也 。 此即兩先生亦 自知之 , 其意原不在論古 , 特借以寄慨 、 託諷而已 。 若據此以論荀卿 、 李斯 , 便成笨伯了 。第二種則綜合史事,而發明出一種道理來。 有專就一類事實 , 加以闡發的 。 亦有綜合多種事實 , 觀其會通的 。 又有綜合某一時代 、 某一地域的各種事實 , 以説明該時 代 、 該地域的情形的 。 其内容千差萬别 , 要必根據事實 , 有所發明 , 而後足以語於此 。 空言 闊論無當也 。這正和希羅多德所謂尋出事實間之理法者相當,在史學中實爲難能可貴。然第三種專從事實上着眼。即前所云注釋、考證、補充三類,力求事實之明了、正確、完備,與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確之事實相當者,亦未可輕。因第二種之發明,必以此爲根據,此實爲史學之基礎也。此即所謂章句之學。“章句之學”或“章句之士”四字,習慣用爲輕視之辭,然欲循正當之途轍以治學問者,章句之學,又卒不能廢,實由於此。“ 章句 ” 二字 , 最初係指古書中之符號 , 其後古書日漸難明 , 加以注 釋 , 亦仍稱爲章句 ; 注釋之範圍日廣 , 將考證 、 補充等一概包括在内 ; 章句之稱 , 仍歷時未 改 ( 説出拙撰之 《 章句論 》, 曾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 後又收入其 “ 國學小叢書 ” 中 )。 今且勿論 此等詳細的考據 。 章句之學四字 , 看做正式治學者與隨意泛濫者不同的一種較謹嚴的方 法 ; 章句之士 , 則爲用此方法以治學的人 , 就够了 。 此等人 , 大抵只會做解釋 、 考證 、 補充一 類的工作 , 而不能有所發明 , 所以被人輕視 。 然非此不能得正確的事實 , 所以其事卒不能 廢 。 異於章句之士 , 能尋出事實間的理法者 , 爲世所謂 “ 通才 ”, 其人亦稱爲 “ 通人 ”。 天下 章句之士多而通人少 , 故能爲章實齋所謂 “ 比次之業 ” 者多 , 而能著作者少 。 近數十年來 , 專題論文 , 佳篇不少 , 而中國通史 , 實無一佳作 , 並稍可滿意之作而亦無之 , 亦由於此 。 章 句之學和通才 , 實應分業 , 而難兼擅 。 因大涵者不能細入 , 深入者不易顯出 , 不徒性不相 同 , 甚至事或相尅也 。 劉子玄嘆息於才 、 學 、 識之不易兼長 , 實未悟分業之理 。 然人宜善用 所長 , 亦宜勤攻己短 。 性近通才者 , 於學不可太疏 ; 性善章句者 , 於識亦不可太乏也 。中國人的史學,實在第二、第三兩種都有的。向來書籍的分類,只把性質屬於第三種之書,編入史部;其屬於第二種的,則古代在經、子二部,後世在集部中。淺人拘於名義,以爲中國史學,限於史部之書,就謂其只有史料而無史學了,這實在是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