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也者，非一成不變之物，而時時在改作之中者也。所謂改作者，非徒曰正其誤謬，補其闕略而已。蓋其所取之材料，實有不同焉。而材料之不同，則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於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國家設立。其易於偏重政治者，勢也。人類之作事，恆有其惰性，前人創行焉，則後人率循而不敢越。抑不僅此，古代國小而俗樸，舉一國惟在上者之馬首是瞻，斯時廟堂之政令，蓋誠爲舉國之樞機。即在後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强制在下者，使之變易其外形，所及廣而收效宏，蓋無逾於政治者。此自來作史者，所以於他方面皆失之忽略，而獨於政治則喋喋不休也。然政治之力，雖能改易舉國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僅及外形而止。況於國大民衆，中樞之命令，不能遍及，社會程度日高，一心聽令又非古昔之比，雖欲變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試觀近代，政治轉移社會之力，較機械爲何如乎？

一曰偏重英雄。此由古代事權，恆操於一二人之手之故，其實英雄全恃憑藉，亦全恃命運，試以身所接構之人，較其成功者與敗績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遠可知。又英雄之稱，實由庸衆所賜，而庸衆識力不及，往往以矯誣僥幸之徒爲英雄，而真英雄轉非所識。試觀往史，有衆所唾駡，或以爲無足重輕，而今聲價日增者。亦有衆所歸美之人，今斷覺其一錢不值者。而先知先覺，眼光過於遠大，與恆人相去太遠者，尤易爲世所繆辱。驗諸並世，此等情形，尤隨在可見，特人莫之察耳，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衆之程度可見矣。庸衆之程度可見，而其所評定之英雄可知矣。即謂英雄之成功，非全僥幸，然必能利用事勢，乃能成功，則確不可易。時勢造英雄，盈天地間皆是。英雄造時勢固非無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視之者也。故真能促進社會之過程者，皆非世所謂英雄，而世所謂英雄，則皆隨波逐流之徒也。

一曰偏重軍事。此由外觀之興亡，每因軍事而起，其實國之興亡，由於戰之勝敗，而戰之勝敗，初不在於勝敗之時，事至習見，理亦易明。時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國而不用兵者，即在淺演之世，勝負專決於兵，亦不過能懾服之，使不我抗而已。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無跡，亦必别有設施，我族同化異族之事，即其佳證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軍事，三者弊亦相因，以政治軍事，古多合而爲一。而握有此權者，苟遭際時會，恆易有所成就，而爲世人目爲英雄也。此蓋往史最大之弊。自此以外，猶有五焉。

一曰用以奬勵道德。其義又有二，一以維持社會之正義。如往史之講褒貶，重激揚是。一資爲立身之模範。如以善人爲法，惡人爲戒是也。

一曰用以激勵愛國愛種族。今日之史，猶未能合全世界爲一。乙部大宗，大抵一國家一民族之史也。 即一國種族甚多者 ， 亦仍以一族爲主 ， 如中國之史 ， 以漢族爲主是也 。同族同國之人，其相親愛，本已異於異族異國，況於今日種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爲他族所征服，往往爲之奴隸牛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圖自保，又不能無國家爲利器乎？況於古代褊狹之見，又有留詒至今，未能湔除者？愛國愛族，誠未嘗不可提倡，然蔽於偏見，致失史事之真，則繆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謬誤，蓋未易枚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爲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爲者，則尤不足道矣。

一曰借以傳播神教。教徒所作之史恆有之。試讀《蒙古源流考》，觀其妄援吐蕃，以爲有元帝室之祖。又試讀梁任公佛教初輸入一篇，則見白馬馱經之説，本道教徒之讕言，而其後輾轉附會，轉用以詆毁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跡，無一可信。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往者梁任公撰克倫威爾傳，稱揚其革命之功，基督舊教所出之匯報，乃務反之。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經之寓言，侈陳佛之靈跡。信孔教者，亦喜引讖緯怪説，以見孔子之殊異於人。此皆予所親見者也。其智與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馬馱經之説者何異？此等事，在今世，誠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衆。然在往昔，則惑世誣民甚深。並有更無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經典者矣。中國信教，不如外國之深。教徒奸亂歷史亦不如外國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帶迷信性質。如劉知幾《疑古》、《惑經》兩篇，往昔論者，多詆爲非聖無法是也。

一曰偏重生計。此弊舊日無之，祗病視之過輕耳。今之過信唯物史觀者，則頗有此弊。史事因果至爲繁複，誠有如釋家所謂帝網重重者，偏舉一端，縱極重要，必非真相。況於戴藍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藍；戴黄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黄；意有偏主，讀一切書，觀一切事，皆若足爲吾説之證，實則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講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實皆隆古部落共産之世。今日社會學者所慨慕，夫豈古人所不知，然終不謂生計制度一變，天下遂可臻於大同郅治。以社會之事，經緯萬端，故非偏舉一端，所可概也。

一曰偏重文學。史之源出於傳述，傳述之語，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動人。而事之真遂因之而隱。荷馬史詩，本類唱本者無論矣。即學者所傳，亦多不免此弊。《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懾離枝，西臣大夏。夫離枝即後世之鮮卑，大夏極近，亦當在今山西境。齊桓盟會，晉獻訖未嘗與，獻公死而國亂，齊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師徒以征並北之遠夷。《左氏》謂山戎病燕，不過在今北平境，《公羊》謂其旗獲而過魯，則並在今山東境矣，安能遠及長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傳，致兹不諦。先秦兩漢，多有此病，魏晉而降，務華飾而失真，趙宋以還，好學古而不切，近世文字，雖稍平實，然好講史法，務求簡潔雅馴，失實處仍不少也。

以上所舉，皆史家之弊。至於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兒童不能瞭解，曲説史事，致失真相者。學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難言史學，然其人數甚多，影響頗鉅，則亦不可不慎也。 今日粗識之無之輩 ， 以及耳食之徒 ， 論 三國事 ， 無不誤以演義爲史實者 ， 可知通俗教育 ， 影響之大 。

偏重之弊，厥有三端：一曰不重之事，易於漏略。二曰所重之事，易於擴大。 無論有意無意 。三曰原因結果，易於誤認，而史事之真相失矣。史籍無論如何詳博，斷不能舉天下事一一記載，終不能無所去取。去取必憑史家之意，意向稍歧，而史籍之誤滋多矣。此古人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也。

今日史家，異於往昔者，有一語焉。曰：求情狀，非求事實。何謂求情狀非求事實。曰：梅定九氏言之矣。梅氏之言曰：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説。元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至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曆本之，爲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七十二所。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爲南北差，測日食爲東西差，里差之説，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愈遠，差積愈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爲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曆至近日，屢變益精，以此。

夫史學之進步，亦若是則已矣。今日之政治，非夫古代之政治也。今日之風俗，亦非復古代之風俗也。以政治、風俗之不同也。生於其間者，其所作爲，與其所成就，自亦不能無異。然政治、風俗之不同，非旦夕可見者也。烝民之生雖久，而其有史則遲，大化之遷流，豈不知往事者所能睹，則以爲國家社會之爲物，亘古如兹。猶前劇後劇，舞臺初未嘗更，特般演於其上之人物，有不同而已。庸有當乎？試舉兩事爲證。

韓信之破陳餘也，曰驅市人而戰之，而戚繼光之御衆，則紀律極嚴，其兵至能植立大雨中而不動，讀《練兵實紀》一書，猶可想見其規制之密，訓練之勤焉。彼能驅市人而戰之乎？使驅市人以戰，而亦可獲勝，繼光何爲紛紛然，何繼光之不憚煩？然則繼光之才，不逮韓信邪？非也。信距戰國之世近，其民固人人能戰，故劫之以勢，則皆勝兵。若未習戰之白徒，則務固其勢，以壯其膽，猶且慮其奔北，若蹙之必死之地，彼非嘩潰，則相擠入水耳。不觀漢高彭城，苻堅淝水之敗乎？古人所處之時不同，爲尚論所不容遺，猶天文之有歲差也。

昔人之論佛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者吾不信也。此語最中肯綮。彼教怪誕之言，論者本有兩説：一以爲皆實語。一則以爲寓言。神教非吾儕所知，以哲理論，則後説爲當矣。然則佛固誕謾，不如孔子之真實邪？須知佛所處者爲印度，孔子所處者爲中國，佛之説，亦印度舊説，非其所自創。猶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虞夏商周之舊物，非其所自爲也。以印度舊説之誕詆佛，亦將以詩書禮樂之違失罪孔子乎？此與訾孔子不通梵文，佛不以華言著書何異，古人所處之地不同，爲尚論所不可遺，猶天文之有里差也。

此等理，原非古人所不知，然於異時異地之情形，知之不悉，及其論事，終不免以異時異地之事，即在此時此地境界之中，猶評外國戲劇者，設想其即在中國舞臺之上，其言必無一得當矣。職是故，今日史家之先務，遂與昔時大異，彼其重情狀，不重事實，非吐棄事實也。其所求者，皆足以考證一時一地社會情形之事實云爾。社會之情形既明，而一切事實，皆不煩言而解矣。求明社會情形之事實如何？曰：有二。

一曰重恆人。諺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斯固然，然不知兵之勇怯，亦安知將之良否？讀前所論韓信、戚繼光之事可見矣。故英雄猶匠人，其所憑藉之社會猶土木。非有土木，匠人固不能成室，而匠人技藝之優劣，亦視其運用土木如何耳。成一時一地之情形者，恆人之飲食男女，日用行習也。英雄猶浮屠之頂，爲衆所著見，不待考而明，恆人猶全浮屠之磚石，易見忽略，故非詳加考察不可也。

一曰重恆事。恆事者，日常瑣屑之事也。亦易見忽略，然實爲大事之基。鮮卑者，東胡之裔，東胡蓋古之山戎也。方其未强盛時，齊桓伐之而捷，秦開却之而克，至匈奴冒頓攻之，遂奔北逃竄，一若絶無能爲者。然至檀石槐、軻比能，遂方制萬里，使邊郡之士夫爲之旰食，何哉？蔡邕之言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馬利疾，過於匈奴。證以金室初興，厚值以市商人所携之兵甲，滿清猾夏，實起撫順之互市。而鮮卑盛强之原因，可想見矣。寧城下通胡市，後書之記此，固以見漢撫馭之略，非以著鮮卑强盛之由，而吾儕連類鈎考，乃能别有所得。知風化乃知山崩，地表之變動，海岸綫之升降，固不讓火山之暴發，洪澤湖之陷落。不知平時，固無由知革命也。平時實漸進之革命也。

學問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昔人不知各時各地情形之不同，則無論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處，而史事悉成例外矣。知之，則事實之形狀不同，而其原理則一。匯萬殊歸一本，而公例斯立。此固凡學問之所同，不獨史也。 PplkbpyTfgJvkC4DCiho37viMipnQlRy6U2rGksn6iOG4MFXPPNO30k2qXk7AE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