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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今文有魯、齊、韓三家。古文有毛。鄭玄初學《韓詩》；後就《毛傳》作《箋》，間用韓義。 《采蘋》、《賓之初筵》兩詩皆難毛。 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於是三家與毛之争，一變而爲鄭、王之争。諸儒或申鄭難王，或申王難鄭，紛紛不定。至唐修《五經正義》，用毛《傳》鄭《箋》，而其争乃息。 王肅之書，今亦已亡。然毛、鄭相違處，《正義》中申毛難鄭之言，實多用王説。
讀《詩》第一當辨明之事，即爲《詩序》。案釋《詩》之作，凡有三種：（一）釋《詩》之字句者，如今之《毛氏詁訓傳》是也。（一）釋《詩》之義者，如今之《詩序》是也。（一）推演《詩》義者，如今之《韓詩外傳》是也。三家詁訓及釋《詩》義之作，今皆已亡。 三家詩亦有序，見《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 魏、晉而後，《毛詩》專行者千餘年。學者於《詩序》率皆尊信。至宋歐陽修作《詩本義》，蘇轍作《詩傳》，始有疑辭。南渡而後，鄭樵作《詩辨妄》，乃大肆攻擊。朱子作《詩集傳》，亦宗鄭説。而《集傳》與毛、鄭之争又起。《小序》之義，誠有可疑；然宋儒之疑古，多憑臆爲説，如暗中相搏，勝負卒無分曉，亦不足取也。清儒初宗毛、鄭而攻《集傳》。後漸搜採及於三家。始知毛、鄭而外，説《詩》仍有古義可徵；而《集傳》與毛、鄭之争，又漸變而爲三家與毛之争。時則有爲調停之説者，謂《詩》有“作義”“誦義”；三家與毛所以異同者，毛所傳者作義，三家所傳者誦義；各有所據，而亦兩不相悖也。其激烈者，則徑斥《小序》爲杜撰，毛義爲不合。二者之中，予頗左袒後説。此非偏主今文，以事理度之，固如是也。
何則？《詩》分《風》、《雅》、《頌》三體。《雅》、《頌》或有本事可指；《風》則本民間歌謡，且無作者可名，安有本義可得。而今之《詩序》，於《風詩》亦篇篇皆能得其作義，此即其不可信之處也。《詩序》究爲誰作，説極紛紜。宋以後之説，亦多憑臆測度，不足爲據。其傳之自古者，凡有四説：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 《正義》引沈重説。 以爲子夏作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作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首創，而毛公及衛宏加以潤飾增益者，《隋書·經籍志》也。肅説不足信，《隋志》亦係調停之辭。所當辨者，獨《後書》及《詩譜》兩説耳。予謂兩説之中，《後書》之説實較可信。今毛《傳》之義，固有與《小序》不合者。 如《静女》。 且其序文義平近，亦不似西漢以前人手筆也。 毛《傳》之義，所以與《小序》無甚抵牾者，非毛先有《序》爲據，乃《序》據毛《傳》而作耳。《序》語多不可信，決非真有傳授。鄭樵謂其採掇古書而成，最爲近之。
《詩序》有大、小之别。今本《小序》分列諸詩之前，而《大序》即接第一首《小序》之下。 自“風，風也”以下。據《正義》。 《小序》之不足信，前已言之，《大序》亦係雜採諸書而成，故其辭頗錯亂。但其中頗有與三家之義不背者。 魏源説，見《詩古微》。 今姑據之，以定《風》、《雅》、《頌》之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其言風之義者也。又云：“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其言雅之義者也。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其言頌之義者也。案：《詩序》言風與頌之義，皆極允愜，惟其言大、小雅，則似尚欠明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分别大小之義，實較今《詩序》爲優。蓋三家義也。
今《詩》之所謂風者：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凡十五國。周南、召南爲正風。自邶以下，皆爲變風。王亦列於風者，《鄭譜》謂“東遷以後，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也。” 《正義》：善惡皆能正人，故幽、厲亦名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及境内，是以變爲風焉。 十五國之次，鄭與毛異。據《正義》：《鄭譜》先檜後鄭，王在豳後，或係《韓詩》原第邪。
《雅》之篇數較多，故以十篇爲一卷。其中《小雅》自《鹿鳴》起至《菁菁者莪》止爲正，自此以下皆爲變。又分《鹿鳴》至《魚麗》，爲文王、武王之正《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爲成王、周公之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爲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黄》，申毛者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則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爲厲王之變《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又分《文王》至《靈臺》，爲文王之正《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爲武王之正《大雅》。《生民》至《卷阿》爲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爲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爲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爲幽王之變《大雅》。 皆見《釋文》及《正義》。 正《小雅》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惟有《小序》。《毛詩》並數此六篇，故《詩》之總數，爲三百十一篇。三家無此六篇，故《詩》之總數，爲三百五篇。小、大《雅》諸詩之義，三家與毛，有同有異，不能備舉。可以《三家詩遺説考》與毛《傳》、鄭《箋》對勘也。
《頌》則三家與毛義大異。毛、鄭之義，謂商、魯所以列於《頌》者，以其得用天子禮樂；今文家則謂《詩》之終以三《頌》，亦《春秋》“王魯新周故宋”之意，乃通三統之義也。又《魯頌》，《小序》以爲季孫行父作，三家以爲奚斯作。《商頌》，《小序》以爲戴公時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三家即以爲正考父之作。
詩本止《風》、《雅》、《頌》三體，而《小序》增出賦、比、興，謂之六義。案此蓋以附會《周禮》太師六詩之文。然實無賦、比、興三種詩可指。故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賦比興？鄭答謂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可摘别。” 《正義》引。 “鄭意謂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也。” 《正義》説。 因此故，乃又謂《七月》一詩，備有風、雅、頌三體，以牽合《周禮》籥章豳詩，豳雅，豳頌之文案：賦者，叙事；比者，寄意於物；興者，觸物而動； 譬如實寫美人爲賦。辭言花而意實指美女爲比。因桃花而思及人面，則爲興矣。 作《詩》原有此三法。然謂此作《詩》之三法，可與《詩》之三種體制，平列而稱六義，則終屬勉强；一詩而兼三體，尤不可通矣。竊謂《周禮》之六詩，與《詩》之《風》、《雅》、《頌》，其豳詩、豳雅、豳頌，與《詩》之《豳風》，自係兩事，不必牽合。鄭君學未嘗不博，立説亦自有精到處，然此等牽合今古，勉强附會處，則實不可從也。又今文家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四始， 見《史記》。蓋《魯詩》説。 乃以其爲《風》及大、小《雅》、《頌》之首篇；而《小序》乃即以《風》、大小《雅》、《頌》爲四始，亦殊不可解。
治《詩》之法，凡有數種：（一）以《詩》作史讀者。此當横考列國之風俗，縱考當時之政治。《漢書·地理志》末卷及鄭《詩譜》。最爲可貴。案《漢志》此節本劉歆。歆及父向皆治《魯詩》。班氏世治《齊詩》。鄭玄初治《韓詩》。今《漢志》與鄭《譜》述列國風俗，大同小異，蓋三家同有之義，至可信據也。何詩當何王時，三家與毛、鄭頗有異説。亦宜博考。以《詩》證古史，自係治史一法。然《詩》本歌謡，托諸比、興，與質言其事者有異。後儒立説，面面皆可附會，故用之須極矜慎。近人好據《詩》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於《詩》之本文，片言隻字，皆深信不疑；幾即視爲紀事之史，不復以爲文辭；而於某《詩》作於何時，係因何事，則又往往偏據毛、鄭，甚者憑臆爲説，其法實未盡善也。（一）以爲博物之學而治之者。《論語》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此當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關動植物諸書。（一）用以證小學者。又分訓詁及音韻兩端，毛《傳》與《爾雅》訓詁多合，實爲吾國最古之訓詁書。最初言古韻者，本自《詩》入，今日言古韻，可據之書，固猶莫如《詩》也。（一）以爲文學而研究之者。當先讀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詩》義，觀詩人發憤之由， 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由作。 及其作詩之法。《詩》本文學，經學家專以義理説之，誠或不免迂腐。然《詩》之作者，距今幾三千年；作《詩》之意，斷非吾儕臆測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者，是爲善讀書，若如今人所云“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詩”之類，羌無證據，而言之斷然，甚非疑事無質之義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何君言採《詩》之義曰： 《公羊》宣十五年注。 “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其重之也如此。夫人生在世，孰能無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會之中，束縛重重，豈有言論自由之地？斯義也，穆勒《群己權界論》 嚴復譯。 言之詳矣。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轉托諸謡詠之間。古代之重詩也以此。夫如是，《詩》安得有質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據字句測度，即自謂能得作詩之義邪？《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説》，咸非其本意。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此乃古學家攻擊三家之辭，其端已肇於班固時。其後乃採取古書，附會《詩》義，而别製今之《詩序》。謂三家皆不知《詩》之本義，而古學家獨能得之也。其實《詩》無本義。太師採《詩》而爲樂，則祇有太師採之之意；孔子删《詩》而爲經，則祇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猶今北京大學編輯歌謡，豈得謂編輯之人，即知作此歌謡者之意邪？三家於詩，間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 如《芣苢》、《柏舟》之類。 此必確有所據。此外則皆付闕如。蓋《詩》固只有誦義也。以只有誦義故，亦無所謂斷章取義。我以何義誦之，即爲何義耳。今日以此意誦之，明日又以彼義誦之，無所不可也。以爲我誦之之意，則任舉何義皆通；必鑿指爲詩人本義，則任舉何義皆窒。《詩》義之葛藤，實自鑿求其本義始也。
治《詩》切要之書，今約舉如下：
《毛詩注疏》 今所傳《十三經注疏》，乃宋人所集刻。其中《易》、《書》、《詩》、《三禮》、《左》、《穀》，皆唐人疏。疏《公羊》之徐彦，時代難確考，亦必在唐以前。《論語》、《孝經》、《爾雅》皆宋邢昺疏，亦多以舊疏爲本。惟《孟子疏》題宋孫奭，實爲邵武士人僞托，見《朱子語録》。其疏極淺陋，無可取耳。唐人所修《正義》，誠不能盡滿人意。然實多用舊疏，爲隋以前經説之統彙，仍不可不細讀也。特於此發其凡，以後論治諸經當讀之書，即不再舉注疏。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 宋人説《詩》之書甚多，讀之不可遍。此書多駁宋人之説，讀之可以知其大略。
馬瑞辰《傳箋通釋》、陳奂《詩毛氏傳疏》 以上兩書，爲毛、鄭之學。
陳喬樅《三家詩遺説考》、魏源《詩古微》 以上兩書，爲三家之學。魏書駁毛、鄭，有極警快處。其立説亦有不可據處。魏氏之學，通而不精也。輯三家《詩》者始於宋之王應麟。僅得一小册。陳氏此書，乃十倍之而不止。清儒輯佚之精，誠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齊詩》牽涉緯説。如欲明之，可觀迮鶴壽《齊詩翼奉學》，及陳喬樅《詩緯集證》兩書。意在以《詩》作史讀者，於《詩》之地理，亦須考究。可看朱右曾《詩地理徵》。意在研究博物者，毛《傳》鄭《箋》而外，以吴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爲最古。與《爾雅》、毛《傳》，可相參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