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經之法

吾國舊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由來已久。而四者之中，集爲後起。蓋人類之學問，必有其研究之對象。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爲主者，是爲史。就現象加以研求，發明公理者，則爲經、子。固無所謂集也。然古代學術，皆專門名家，各不相通。後世則漸不能然。一書也，視爲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視爲研求現象，發明公理之經、子一類，亦無不可。論其學術流别，亦往往兼搜並採，不名一家。此等書，在經、史、子三部中，無類可歸；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稱之曰“集”。此猶編新書目録者，政治可云政治，法律可云法律，至不專一學之雜志，則無類可歸；編舊書目録者，經可曰經，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叢書，則不得不别立叢部云爾。

經、子本相同之物，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此等見解，在今日原不必存。然經之與子，亦自有其不同之處。孔子稱“述而不作”，其書雖亦發揮己見，顧皆以舊書爲藍本。故在諸家中，儒家之六經，與前此之古書，關係最大。 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補苴綴拾，固非；今文家之偏者，至謂六經皆孔子手著，前無所承，亦爲未是。六經果皆孔子手著，何不明白曉暢，自作一書；而必僞造生民，虚張帝典乎？ 治之之法，亦遂不能不因之而殊。章太炎所謂“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賈、馬不能理諸子，郭象、張湛不能治經”是也。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按此以大較言之，勿泥。 又學問之光大，不徒視前人之唱導，亦視後人之發揮。儒學專行二千年，治之者多，自然日益光大；又其傳書既衆，疏注亦詳；後學鑽研，自較治諸子之書爲易。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訓詁名物，尤爲百家所同。先明一家之書，其餘皆可取證。然則先經後子，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

欲治經，必先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勢。今案吾國經學，可大别爲漢、宋二流。而細别之，則二者之中，又各可分數派。秦火之後、西漢之初，學問皆由口耳相傳，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著之竹帛，此後人所稱爲“今文學”者也。末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爲據，而訾今文家所傳爲闕誤者，於是有“古文之學”焉。今文學之初祖，《史記·儒林傳》所列，凡有八家：所謂“言《詩》，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是也。東京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嚴、顔；皆今文學。古文之學：《詩》有毛氏，《書》有古文《尚書》，《禮》有《周禮》，《易》有費氏，《春秋》有左氏，皆未得立。然東漢末造，古文大盛，而今文之學遂微。盛極必衰，乃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僞古文之案，起於王肅。肅蓋欲與鄭玄争名，乃僞造古書，以爲證據。即清儒所力攻之僞古文《尚書》一案是也。 參看後文論《尚書》處。 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 二人皆糅雜今古，而皆偏於古。 鄭學盛行於漢末；王肅爲晉武帝外祖，其學亦頗行於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此後經學，乃分二派：一以當時之僞書玄學，羼入其中，如王弼之《易》，僞孔安國之《書》是。一仍篤守漢人所傳。如治《禮》之宗鄭氏是。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絶，乃相率致力於箋疏。是爲南北朝義疏之學。至唐代纂《五經正義》，而集其大成。 南北朝經學不同。《北史·儒林傳》：“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是除《詩》、《禮》外，南方所行者，爲魏、晉人之學；北方所守者，則東漢之古文學也。然逮南北統一，南學盛而北學微，唐人修《五經正義》，《易》取王，《書》取僞孔，《左》取杜，而服鄭之學又亡。 以上所述，雖派别不同，而同導源於漢，可括之於漢學一流者也。

北宋之世，乃異軍蒼頭特起。宋人之治經也，不墨守前人傳注，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其長處，在能廓清摧陷，一掃前人之障翳，而直凑單微。其短處，則妄以今人之意見，測度古人；據後世之情形，議論古事；遂至不合事實。自南宋理宗以後，程、朱之學大行。元延祐科舉法，諸經皆採用宋人之書。明初因之。永樂時，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悉取宋、元人成著，抄襲成書。自《大全》出，士不知有漢、唐人之學，並不復讀宋、元人之書；而明代士子之空疏，遂於歷代爲最甚。蓋一種學問之末流，恒不免於流蕩而忘反。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其弊必至於此也。物窮則變，而清代之漢學又起。

清儒之講漢學也，始之以參稽博考，擇善而從，尚只可稱爲漢、宋兼採。其後知憑臆去取，雖極矜慎，終不免於有失，不如專重客觀之爲當也。 其理見下。 於是屏宋而專宗漢，乃成純粹之漢學。最後漢學之中，又分出宗尚今文一派，與前此崇信賈、馬、許、鄭者立别。蓋清儒意主復古，剥蕉抽繭之勢，非至於此不止也。

經學之歷史，欲詳陳之，數十萬言不能盡。以上所云，不過因論讀經之法，先提挈其綱領而已。今請進言讀經之法。

治學之法，忌偏重主觀。偏重主觀者，一時似愜心貴當，而終不免於差繆。能注重客觀則反是。 今試設一譬：東門失火，西門聞之，甲、乙、丙、丁，言人人殊。擇其最近於情理者信之，則偏重主觀之法也。不以己意定其然否，但考其人孰爲親見，孰爲傳聞。同傳聞也：孰親聞諸失火之家，孰但得諸道路傳述。以是定其言之信否。則注重客觀之法也。用前法者，説每近情，而其究多誤；用後法者，説或遠理，而其究多真。累試不爽。 大抵時代相近，則思想相同。故前人之言，即與後人同出揣度，亦恒較後人爲確。況於師友傳述，或出親聞；遺物未湮，可資目驗者乎。此讀書之所以重“古據”也。宋人之經學，原亦有其所長；然憑臆相争，是非難定。自此入手，不免失之汗漫。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入。此則治學之法如是，非有所偏好惡也。

治漢學者，於今古文家數，必須分清。漢人學問最重師法。各守專門，絲毫不容假借。 如《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述井田之制，與《漢書·食貨志》略同。然《漢志》用《周官》處，《解詁》即一語不採。 凡古事傳至今日者，率多東鱗西爪之談。掇拾叢殘，往往苦其亂絲無緒；然苟能深知其學術派别，殆無不可整理之成兩組者。夫能整理之成兩組，則紛然淆亂之説，不啻皆有綫索可尋。 今試舉一實例。如三皇五帝，向來異説紛如，苟以此法馭之，即可分爲今古文兩説。三皇之説：以爲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立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分長九州者，《河圖》、《三五曆》也。以爲燧人、伏羲、神農者，《尚書大傳》也。以爲伏羲、神農、燧人，或曰伏羲、神農、祝融者，《白虎通》也。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鄭玄也。以爲天皇、地皇、泰皇者，始皇議帝號時秦博士之説也。除《緯書》荒怪，别爲一説外，《尚書大傳》爲今文説，鄭玄偏重古文。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大傳》云：“燧人以火紀，陽尊，故托燧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托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托農皇於地。”可見儒家所謂三皇者，義實取於天、地、人。《大傳》與秦博士之説，即一説也。《河圖》、《三五曆》之説，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列爲或説；其正説則從鄭玄。《補三皇本紀》述女媧氏事云“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云云。上言祝融，下言女媧，即祝融即女媧。《白虎通》正説從今文，以古文備或説；或古文説爲後人竄入也。五帝之説，《史記》、《世本》、《大戴禮》並以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當之；鄭玄説多一少昊。今案《後漢書·賈逵傳》，逵言：“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德，則漢不得爲赤。”則《左氏》家增入一少昊，以六人爲五帝之情可見矣。《史記》、《世本》、《大戴禮》，皆今文説，《左氏》古文説也。 且有時一説也，主張之者只一二人；又一説也，主張之者乃有多人。似乎證多而强矣。然苟能知其派别，即可知其輾轉祖述，仍出一師。不過一造之説，傳者較多；一造之説，傳者較少耳。凡此等處，亦必能分清家數，乃不至於聽熒也。

近人指示治學門徑之書甚多，然多失之浩博。吾今舉出經學入門簡要之書如下：

皮錫瑞《經學歷史》 此書可首讀之，以知歷代經學變遷大略。

廖平《今古文考》 廖氏晚年著書，頗涉荒怪。早年則不然。分别今古文之法，至廖氏始精確。此書必須次讀之。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 吾舉此書，或疑吾偏信今文，其實不然也。讀前人之書，固可以觀其事實，而勿泥其議論。此書於重要事實，考辨頗詳。皆前列原書，後抒己見。讀之，不啻讀一詳博之兩漢經學史也，此書今頗難得；如能得之者，讀廖氏《今古文考》後，可續讀之。

《禮記·王制注疏》、《周禮注疏》、陳立《白虎通疏證》、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 今古文同異重要之處，皆在制度。今文家制度，以《王制》爲大宗；古文家制度，以《周禮》爲總彙。讀此二書，於今古文同異，大致已可明白。兩種皆須連疏注細看；不可但讀疏文，亦不可但看注。《白虎通義》爲東京十四博士之説，今文學之結晶也。《五經異義》爲許慎所撰，列舉今古文異説於前，下加按語，並有鄭駁，對照尤爲明了。二陳《疏證》，間有誤處。以其時今古文之别，尚未大明也。學者既讀前列各書，於今古之别，已可了然，亦但觀其採摭之博可矣。

此數書日讀一小時，速則三月，至遲半年，必可卒業。然後以讀其餘諸書，即不慮其茫無把握矣。

古代史書，傳者極少。古事之傳於後者，大抵在經、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爲説； 甚有全出虚構者，是爲寓言。參看後論讀子之法。 而其學問，率由口耳相傳，又不能無訛誤，古書之傳於今者，又不能無闕佚。是以隨舉一事，輒異説蜂起，令人如墮五里霧中。治古史之難以此。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即可按其學術流别，將各家學説，分别部居；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觀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見矣。然則前述分别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並可施之諸子也。此當於論讀子之方法時詳之。惟有一端，論讀經方法時，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則“既知古代書籍，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並無有條理系統之作，而又皆出於叢殘掇拾之餘；則傳之與經，信否亦無大分别”是也。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爲孔子手定，一字無訛；傳爲後學所記，不免有誤。故於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即棄傳而從經，幾視爲天經地義。殊不知尼山删定，實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親筆。即謂其字字皆由親筆，而孔子與其弟子，亦同時人耳，焉見孔子自執筆爲之者，即一字無訛；言出於孔子之口，而弟子記之，抑或推衍師意者，即必不免有誤哉。若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爲，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僞，經亦可僞也。 若信今文之學，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即有訛闕，後人亦無從知之。若信古文之學，謂今文家所傳之經，以别有古經，可資覈對，所異惟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則今文先師，既不僞經，亦必不僞傳也。 是以漢人引用，經傳初不立别。崔適《春秋復始》，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余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豪厘，繆以千里”， 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 今其文但見《易緯》。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爲《詩》、《書》之辭；然“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實爲後人評論之語。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舉此兩事，餘可類推。 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説之來歷》一文，曾力辨之。見《東方雜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册，可以參觀。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古書中無明文、今古文家之傳説，一概捐除。惟《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春秋》、《論語》、《孝經》七書，爲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爲判别二家是非之準”。朱君之意，蓋欲棄經説而用經文，亦與梁君同蔽。姑無論經傳信否，相去不遠。即謂經可信，傳不可信，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勢必仍取一家傳説，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敵共許之有。今古説之相持不決者，固各有經文爲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爲古人之口頭禪，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經學之所以聚訟，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難，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當之法，前此治經之人，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邪？

治經之法，凡有數種：（一）即以經爲一種學問而治之者。此等見解，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今已不甚適合。又一經之中，所包甚廣，人之性質，各有所宜，長於此者不必長於彼。因治一經而遍及諸學，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强從事，亦必不能深造。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適用。（二）則視經爲國故，加以整理者。此則各本所學，求其相關者於經，名爲治經，實仍是治此科之學，而求其材料於古書耳。此法先須於所治之學，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乃尅有濟。此篇所言，大概爲此發也。（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學，而從事於讀經者。其意亦殊可取。蓋文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即不知後世言語之根原。故不知最古之書者，於後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但文學之爲物，不重在死法，而貴能領略其美。文學之美，只可直覺；非但徒講無益，抑亦無從講起。今姑定一簡明之目，以爲初學誦習參考之資。蓋凡事熟能生巧，治文學者亦不外此。後世文學，根源皆在古書。同一熟誦，誦後世書，固不如誦古書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學，則數十百篇熟誦之文字，固亦決不能無也。

《詩》 此書近今言文學者必首及之，幾視爲第一要書，鄙意少異。韻文視無韻文，已覺專門；談韻文而及於《詩經》，則其專門更甚。何者？四言詩自漢魏後，其道已窮。非專治此一種文學者，不易領略其音節之美，一也；詩之妙處，在能動人情感，而此書距今太遠，今人讀之，實不能知其意之所在，二也； 詩義之所以聚訟莫決者，其根源在此。若現在通行之歌謡，其有寓意者，固人人能知之也。 故此書除專治古代韻文者外，但略事泛覽，知其體例；或擇所好熟誦之即可。

《書》 書之文學，别爲一體。後世作莊嚴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若細分之，仍有三種：（一）最難通者，如《周誥》、《殷盤》是；（二）次難通者，通常各篇皆是；（三）最易通者，如《甘誓》、《牧誓》、《金縢》諸篇是。第一種存古書原文蓋最多；第三種則十之八九，殆皆孔子以後人所爲也。此書文字雖不易解，然既爲後世莊嚴典重之文字所從出，則亦不可不熟復而求其真瞭解。《洪範》、《無逸》、《顧命》、 兼今本《康王之誥》。 《泰誓》四篇，文字最美，如能熟誦更妙。《禹貢》一篇，爲後世地志文字體例所自出，須細看。

《儀禮》《禮記》《周禮》 《儀禮》、《周禮》皆記典制之書。不必誦讀，但須細看，知其體例。 凡記述典制之文皆然。 《禮記》一書，薈萃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 見後。 文字亦極茂美。 論群經文學者，多知重《左氏》，而罕及《小戴》，此皮相之論也。《左氏》所叙之事，有與《檀弓》同者，二者相較，《左氏》恒不如《檀弓》。其餘論事説理之文，又何一能如《戴記》之深純乎？ 不可不擇若干篇熟誦之也。今更舉示篇名如下：《檀弓》爲記事文之極則，風韻獨絶千古，須熟讀。《王制》爲今文學之結晶，文字亦極茂美。可熟讀。既有益於學問，又有益於文學也。《文王世子》，文最流暢。《禮運》、《禮器》，文最古雅。《學記》、《樂記》，文最深純。《祭義》，文最清麗。《坊記》、《表記》、《緇衣》三篇爲一類，文極清雅。《儒行》，文極茂美。《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爲《儀禮》之傳，文字亦極茂美。以上諸篇，皆可熟讀。然非謂《戴記》文字之美者，遂盡於此，亦非謂吾所指爲最美者，必能得當；更非敢强人之所好以同於我也。聊舉鄙意，以供讀者之參考耳。

《易》 此書《卦辭》、《爻辭》，知其體例即可。《彖辭》、《文言》、《繫辭傳》，文皆極美，可擇所好者熟誦之。《序卦》爲一種序跋文之體，可一看。

《春秋》 三傳文字，自以《左氏》爲最美。其文整齊研練，自成風格，於文學上關係極鉅。《左氏》係編年體，其文字一綫相承，無篇目，不能列舉其最美者。大抵長篇詞令叙事，最爲緊要。但短節叙事，寥寥數語，亦有極佳者，須細看。《公羊》爲《春秋》正宗，講《春秋》者，義理必宗是書。論文學則不如《左氏》之要。讀一過，知其體例可矣。 《公羊》之文字爲傳體，乃所以解釋經文，與《儀禮》之傳同。後人無所釋之經，而亦或妄效其體，此大繆也。此等皆不知義例之過。故講文學，亦必須略知學問。 《穀梁》文體與《公羊》同。

《論語》《孟子》 此兩書文極平正，有極簡潔處，亦有極反復排奡處。 大抵《論語》簡潔者多，然亦有反復排奡者，如《季氏將伐顓臾章》是。《孟子》反復排奡者多，然亦有極簡潔者，如各短章皆是。 於文學極有益。凡書之爲大多數人所習熟者，其義理，其事實，其文法，其辭句，即不期而爲大多數人所沿用，在社會即成爲常識。此等書即不佳，亦不可不一讀，況其爲佳者乎。《論語》、《孟子》，爲我國極通行之書，必不可不熟誦也。

此外《爾雅》爲訓詁書，當與《説文》等同類讀之，與文學無關。《孝經》亦《戴記》之流。但其説理並不甚精，文字亦不甚美。一覽已足，不必深求也。

六經排列之次序，今古文不同。今文之次，爲《詩》、《書》、《禮》、《樂》、《易》、《春秋》；古文之次，則爲《易》、《書》、《詩》、《禮》、《樂》、《春秋》。蓋今文家以六經爲孔子别作，其排列之次序，由淺及深。《詩》、《書》、《禮》、《樂》，乃普通教育所資；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蓋詩書禮樂四者，本古代學校中教科，而孔子教人，亦取之也。 而《易》與《春秋》，則爲“性與天道”，“經世之志”所寄；故其次序如此也。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修而明之。故其排列之次序，以孔子作六經所據原書時代先後爲序。愚謂今言整理國故，視凡古書悉爲史材則通；謂六經皆史則非。故今從今文家之次，分論諸經源流及其讀法如下。 cHQJKxekMN3vYRHMEP9Gszo0IaaOIzp8zMlkNVDceon936FxJX5WweD6WhPFtz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