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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穀梁》、《左氏》之三傳，三傳之説，各有異同，信之疑之，代有其人。三傳《公羊》、《穀梁》爲今文，《左氏》爲古文，自清末崔適之《春秋復始》，考證《穀梁》亦爲古文，然《公》、《穀》解經，《左氏》紀事，世所公認也。《春秋》一書，自來無以歷史目之者，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可以知之矣。
《公羊》
考《春秋》一書，乃孔子據魯史作成者，於其原文，或仍之或改之，例如《公羊》“上夜中星隕而雨”一語，即孔子改後之條文也。又如《禮記·坊記》中所舉之魯《春秋》與今之《春秋》同，此即孔子未修之條文也。故鄭樵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太史公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春秋》之作，各條皆有用意，但其意隱而不顯，故非親炙孔子者，不易解索其本意，而究其所以然，緣當時欲譏刺國君，不得不隱其辭也。故曰“定哀之間多微辭”，又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公羊傳》中無後世之所謂例，例者何？即同一文法而其義相同也。例如“罷國務總理段祺瑞”，是乃不當罷而罷之，罪總統者也。“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罷”，是乃罷者與被罷者皆無罪也。若被罷者有罪當罷，則書“段祺瑞罷”，此即後世之所謂例也。但此理不適用於《公羊》，故講《公羊》者不講例，全書一例之説，起自晉杜預之疏《左傳》，至於《公羊》則同一字句，若見於不同之處，其義往往大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此之謂也。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亦此之謂也。
《穀梁》之體例與《公羊》相近，但無甚道理。
《左氏傳》
《左氏傳》中記事多而講義理者少，且其中有經無傳者有之，有傳無經者有之，信之者謂《左氏》一書，係孔子之友，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恐孔氏弟子聽夫子之言，退而各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三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不信《左氏》者，謂《左氏傳》與《春秋》無關，所以與《春秋》有關係者，皆漢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之所致也。此漢今文家謂“《左氏》不傳《春秋》”説也。至近代之今文家，並謂《左傳》無此書，左丘明亦無此人， 左丘明三字祇見於古文家所傳之《論語》。 即左氏有此人，亦未嘗作《左傳》，觀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内“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句可知矣。《左氏傳》實爲劉歆據《國語》而彙編之書，並加以《春秋》之説耳。 此爲清末康有爲之主張。
孔子作《春秋》，專重書法，以歷史之眼光觀之，書法似可置之不論。然有時不通書法，則不能得其事之真者。例如：“正月衛人伐齊，楚殺其大夫，三月晉人伐衛。”以文字之表面觀之，則正月中有兩件事，二月中無事，三月中有一件事也。其實不然，年月之表明與否，不以時爲標準，乃以事爲標準者也。蓋何事須表明日月，何事毋庸表明日月，皆有定例焉。 有蒙月與不蒙月之别。 如前楚之殺其大夫之事，亦可在二月中也。而《公羊》上又有“所傳聞世”、 隔代傳聞之事，最略。 “所聞世”、 所聞之事，稍詳。 “所見世” 最詳。 三種。《春秋》所記諸侯會盟，初年國數少，末年國數多。據《左氏傳》，則謂初年會盟，國數實少，末年何故會盟國數較多也。但據《公羊》之説，則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種。春秋初年爲據亂世所治之，國少，故少書之。其後爲升平世，最後爲太平世，所治之國之多少，依此而增，故所書者多也。此《左氏傳》與《公羊》書法不同之點也。
《公羊》 漢傳《公羊》者爲胡毋生、董仲舒及十四博士中嚴彭祖、顔安樂二人。 董傳爲《春秋繁露》。 自此以後，無人過問，幾成絶學，直至清代之劉逢禄、莊存與始繼起研究。 二人皆有著作，劉逢禄有《劉禮部集》。 清人疏《公羊》者，有陳立之《公羊義疏》，頗有價值，近人研究《公羊》者，有康有爲之《春秋董氏學》，崔適之《春秋復始》。《春秋董氏學》係根據《春秋繁露》而編纂者，《春秋復始》内謂《左傳》、《穀梁》皆劉歆所僞造。 劉歆先造《穀梁》，後造《左氏傳》。 以余觀之亦未必然也。崔氏又謂漢時無所謂三傳，以漢時祇有一《公羊春秋》而已，並無所謂經與傳之别也。以余觀之，漢時經傳本分不清楚，非獨《公羊》然也。
《穀梁》 注《穀梁》者，爲晉之范寧，但范不守家法，雖注而仍駁之，故此書不可爲傳；《穀梁》之正宗，如欲觀其條例，當閲清柳興宗之《穀梁大義述》。
《左氏傳》 三傳中治《左氏》之學者最多，約可分爲兩派，杜預以前有一派，自杜預以後爲一派。杜以前治《左氏》之最著者爲服虔。《左氏傳》無師説，故東漢人治《左氏傳》仍遵《公》、《穀》之條理，實則《左氏傳》十之七八可脱離《公》、《穀》而獨立，故脱離《公》、《穀》，自定條例實爲研究《左氏傳》之改進。晉杜預一變陳法，另立新説，誠《左氏》之大功臣也。杜研究《左氏》定凡例，凡者如“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水”，是其凡也。例則《左氏》所未明書者，杜氏乃著《春秋釋例》 此書已逸。 以明之。自杜以後治《左氏》者，又分兩派， 自南北朝始。 一主杜説，一主杜以前之説。如劉炫之《規過》，即反杜説者也。 劉文淇考今疏中，駁斥劉炫之説，即剽竊炫説作《左傳舊疏考證》。 洪亮吉之《春秋左傳詁》係採取杜以前諸家治《左氏》之學説，而集其大成者也。
又有一派，對於三傳均加懷疑，謂欲治《春秋》，與其研究三傳，不若直接研究《春秋》經之爲愈也。此派學説起于啖助與趙匡，其弟子陸湻曾有著作行世。 昔韓退之贈趙、啖二人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搶遺經究終始。” 宋人治《春秋》亦主啖、趙之説，其最重要之書有兩種：（一）孫復之《尊王攘夷發微》，（二）胡安國之《春秋傳》。宋人之講“尊王攘夷”與漢人所講不同，宋人持論冷酷，完全爲偏狹之“種族思想”、“排外主義”所釀成，故戴東原駡之曰：“專講名義，不講情面。”講尊王不過因爲當時天下紛擾，非王不足以鎮攝，故重尊王。其講攘夷亦具偏狹之種族思想雜其間。
胡安國所著《春秋》，自稱爲《傳》，因之《公》、《穀》、《左》、《胡》謂之四傳，後皆立於學官，《春秋》一書不可以歷史目之，然其中史料，實有足取者，觀清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可得其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