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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漢時本分今古文兩派，今文《易》出於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今已全佚，不能知其真相。虞氏出，孟喜爲疑問。古文《易》出於費直，其書無經説。夫古人傳經，所貴在“説”，如一部教科書不足貴，所貴者在乎教師之講解與補充焉。漢之古文經嘗有無説者，費氏古文《易》，其一種也。其書既無經説，乃以彖辭象辭文言充之，以解釋《易》之經文，卦辭與爻辭，其學無師傳授，蓋可見矣。
費氏《易》内容如何？今亦不知，其後傳爲兩派，一爲東漢之古文家，一爲魏晉之王弼。弼亦用費氏本而講法則大異，漢主講數——中國前所謂數，非純粹之數學，乃術數也。凡天文、曆律及一切迷信之事，均涉及也。——其著名人物北方爲鄭玄，南方則虞翻也。魏晉既興，而講法一變，魏晉時哲學盛行，以易老或老莊並稱，爲哲學之根本思想，漢則尚以黄老相連舉焉。東漢之《易》，今雖無全書，其爲清人輯出者，則頗有可觀。開山之第一功人，當推惠棟，所著有《周易述》、《易微言》、《易漢學》等，而未脱稿者尚多，《周易述》亦未完全著成，其弟子江藩因有《周易述補》之作。諸著係初步功夫，自難求全責備。其第二人則爲張惠言，張氏途徑與惠氏絶似，所著有《虞氏學》、《鄭氏學》、《荀氏學》等著，較惠氏爲精密。第三人爲焦循，據惠、張所得作，進之研究成《易通釋》一書。
漢今文家《易》失傳後，魏晉派即盛行，當時思想趨重哲學，以哲理談《易》，普通人類能發揮幾句，祇有深淺之不同耳。至數術則爲專門學問，非普通人所能瞭解者，此亦魏晉派《易》盛行之原因也。
關於《易經》本自體例如何？可閲《易漢學》。關於《易經》上各名詞之定義，如“一”、“元”……可閲《易微言》。《周易述》爲自注自疏之注疏體，各方面包舉，魄力甚大。《尚書明堂大道録》一書亦惠先生所著，與數術之學互相關連。張著除前述諸種外，並會集衆意，成《易義别録》。惠收輯於前，張校訂於後，古文已亡，得復窺其内容者，惠、張、焦諸先生之功也。
魏晉派《易經》，現存《十三經注疏》中，係王弼輯，韓康伯所注，完全講哲理者也。此派直傳至唐代，唐定《五經正義》，亦採用之，古人之易學大概如此。
凡學問必涉及哲學方能穩固，宋學有哲學上之根據，其哲學上之立足點，即爲《易經》。宋學之真正根源爲華山道士陳摶所傳之二圖，一爲太極圖，一爲先後天圖，即後人所稱“河圖洛書”者是也。後人講《易》，乃分兩派，邵雍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劉牧則反是。邵未直接注《易》，而著有《皇極經世》，劉著《易義鈎隱》，二人各發揮其主張，至程頤著《易傳》， 亦稱程傳。 不以邵説爲正當，乃稱之爲“易外别傳”。佛家有教下三家，禪宗不著書立説，全賴直覺參悟，故稱教外别傳，以其本身未可非，但不認其爲正當耳，程意亦猶是也。朱熹學問出自閩派，閩派則出於洛派，故朱著《周易本義》，大概與程傳相彷彿，且較遜焉。程本談易理者，朱自當與之同轍，惟朱書即首忽列入陳摶之先後天圖是，矛盾甚矣。然在元明之世，人咸奉朱子若神明，棄程而從朱，於是所謂先後天圖者，亦連帶被取矣。其有發不信先後天圖之論者，則謂此圖並非朱子所列入，就書之本身既不能證明爲朱子所親置，即在他處亦頗多與此圖相反之論焉。
宋學中雖有此争辯，惟事實上終不能推翻此圖。自元明以來，凡講《易》者，蓋無不連帶講圖也。直至明末而反動起，首從考據方面而攻擊易圖者爲黄梨洲先生。胡渭繼之著《易圖明辨》，考據益精，結果證明此圖出於道家陳摶，非儒學之物，自此遂被推翻。
總之，《易經》一書，歸納前人所研究，一爲數，一爲理，數爲專門學問，惟講理者，亦不可不稍通於數也。
關於《易經》，余個人尚有一意見。余以爲中國古代學問，無論何家，其根源蓋無不相同，至少亦極接近，世無憑空創造之學説，必有淵源可尋。古代學術，蓋皆以《易經》等書爲根據，故胡渭並不駁易圖之誤，祇能證其爲道家所出耳。方東樹所著《漢學商兑》，反對漢學，頗有偏見，但自謂河圖洛書，祇能證明非出儒家，不能謂其與不合，其言甚是，故吾意儒實不能分也。根據此理，可知古時各家學説，蓋完全相通。漢之今文《易》，今雖全佚，依此道，亦又輯出其一部分，余曾思得一著手處，即《淮南子》有《原道訓》一篇，據《漢書》注，此爲淮南子易九師所著成，頗似漢之今文《易》，因其與《易緯》多相同也。《易緯》誠係假書，惟必有所本，造《易緯》時，古文尚未出世，故除荒誕處不足信外，殆全與今文《易》相合，《易緯》既似今文《易》，而《原道訓》似《易緯》，是即《原道訓》爲今文《易》矣。若假定《原道訓》爲今文《易》之經説，自此出發，合此者輯出之，則今日《易》或有重觀之望，亦未可知，惜事實上無力從事於此耳。
《公羊》、《穀梁》、《左氏》之三傳，三傳之説，各有異同，信之疑之，代有其人。三傳《公羊》、《穀梁》爲今文，《左氏》爲古文，自清末崔適之《春秋復始》，考證《穀梁》亦爲古文，然《公》、《穀》解經，《左氏》紀事，世所公認也。《春秋》一書，自來無以歷史目之者，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可以知之矣。
《公羊》
考《春秋》一書，乃孔子據魯史作成者，於其原文，或仍之或改之，例如《公羊》“上夜中星隕而雨”一語，即孔子改後之條文也。又如《禮記·坊記》中所舉之魯《春秋》與今之《春秋》同，此即孔子未修之條文也。故鄭樵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太史公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春秋》之作，各條皆有用意，但其意隱而不顯，故非親炙孔子者，不易解索其本意，而究其所以然，緣當時欲譏刺國君，不得不隱其辭也。故曰“定哀之間多微辭”，又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公羊傳》中無後世之所謂例，例者何？即同一文法而其義相同也。例如“罷國務總理段祺瑞”，是乃不當罷而罷之，罪總統者也。“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罷”，是乃罷者與被罷者皆無罪也。若被罷者有罪當罷，則書“段祺瑞罷”，此即後世之所謂例也。但此理不適用於《公羊》，故講《公羊》者不講例，全書一例之説，起自晉杜預之疏《左傳》，至於《公羊》則同一字句，若見於不同之處，其義往往大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此之謂也。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亦此之謂也。
《穀梁》之體例與《公羊》相近，但無甚道理。
《左氏傳》
《左氏傳》中記事多而講義理者少，且其中有經無傳者有之，有傳無經者有之，信之者謂《左氏》一書，係孔子之友，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恐孔氏弟子聽夫子之言，退而各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三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不信《左氏》者，謂《左氏傳》與《春秋》無關，所以與《春秋》有關係者，皆漢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之所致也。此漢今文家謂“《左氏》不傳《春秋》”説也。至近代之今文家，並謂《左傳》無此書，左丘明亦無此人， 左丘明三字祇見於古文家所傳之《論語》。 即左氏有此人，亦未嘗作《左傳》，觀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内“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句可知矣。《左氏傳》實爲劉歆據《國語》而彙編之書，並加以《春秋》之説耳。 此爲清末康有爲之主張。
孔子作《春秋》，專重書法，以歷史之眼光觀之，書法似可置之不論。然有時不通書法，則不能得其事之真者。例如：“正月衛人伐齊，楚殺其大夫，三月晉人伐衛。”以文字之表面觀之，則正月中有兩件事，二月中無事，三月中有一件事也。其實不然，年月之表明與否，不以時爲標準，乃以事爲標準者也。蓋何事須表明日月，何事毋庸表明日月，皆有定例焉。 有蒙月與不蒙月之别。 如前楚之殺其大夫之事，亦可在二月中也。而《公羊》上又有“所傳聞世”、 隔代傳聞之事，最略。 “所聞世”、 所聞之事，稍詳。 “所見世” 最詳。 三種。《春秋》所記諸侯會盟，初年國數少，末年國數多。據《左氏傳》，則謂初年會盟，國數實少，末年何故會盟國數較多也。但據《公羊》之説，則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種。春秋初年爲據亂世所治之，國少，故少書之。其後爲升平世，最後爲太平世，所治之國之多少，依此而增，故所書者多也。此《左氏傳》與《公羊》書法不同之點也。
《公羊》 漢傳《公羊》者爲胡毋生、董仲舒及十四博士中嚴彭祖、顔安樂二人。 董傳爲《春秋繁露》。 自此以後，無人過問，幾成絶學，直至清代之劉逢禄、莊存與始繼起研究。 二人皆有著作，劉逢禄有《劉禮部集》。 清人疏《公羊》者，有陳立之《公羊義疏》，頗有價值，近人研究《公羊》者，有康有爲之《春秋董氏學》，崔適之《春秋復始》。《春秋董氏學》係根據《春秋繁露》而編纂者，《春秋復始》内謂《左傳》、《穀梁》皆劉歆所僞造。 劉歆先造《穀梁》，後造《左氏傳》。 以余觀之亦未必然也。崔氏又謂漢時無所謂三傳，以漢時祇有一《公羊春秋》而已，並無所謂經與傳之别也。以余觀之，漢時經傳本分不清楚，非獨《公羊》然也。
《穀梁》 注《穀梁》者，爲晉之范寧，但范不守家法，雖注而仍駁之，故此書不可爲傳；《穀梁》之正宗，如欲觀其條例，當閲清柳興宗之《穀梁大義述》。
《左氏傳》 三傳中治《左氏》之學者最多，約可分爲兩派，杜預以前有一派，自杜預以後爲一派。杜以前治《左氏》之最著者爲服虔。《左氏傳》無師説，故東漢人治《左氏傳》仍遵《公》、《穀》之條理，實則《左氏傳》十之七八可脱離《公》、《穀》而獨立，故脱離《公》、《穀》，自定條例實爲研究《左氏傳》之改進。晉杜預一變陳法，另立新説，誠《左氏》之大功臣也。杜研究《左氏》定凡例，凡者如“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水”，是其凡也。例則《左氏》所未明書者，杜氏乃著《春秋釋例》 此書已逸。 以明之。自杜以後治《左氏》者，又分兩派， 自南北朝始。 一主杜説，一主杜以前之説。如劉炫之《規過》，即反杜説者也。 劉文淇考今疏中，駁斥劉炫之説，即剽竊炫説作《左傳舊疏考證》。 洪亮吉之《春秋左傳詁》係採取杜以前諸家治《左氏》之學説，而集其大成者也。
又有一派，對於三傳均加懷疑，謂欲治《春秋》，與其研究三傳，不若直接研究《春秋》經之爲愈也。此派學説起于啖助與趙匡，其弟子陸湻曾有著作行世。 昔韓退之贈趙、啖二人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搶遺經究終始。” 宋人治《春秋》亦主啖、趙之説，其最重要之書有兩種：（一）孫復之《尊王攘夷發微》，（二）胡安國之《春秋傳》。宋人之講“尊王攘夷”與漢人所講不同，宋人持論冷酷，完全爲偏狹之“種族思想”、“排外主義”所釀成，故戴東原駡之曰：“專講名義，不講情面。”講尊王不過因爲當時天下紛擾，非王不足以鎮攝，故重尊王。其講攘夷亦具偏狹之種族思想雜其間。
胡安國所著《春秋》，自稱爲《傳》，因之《公》、《穀》、《左》、《胡》謂之四傳，後皆立於學官，《春秋》一書不可以歷史目之，然其中史料，實有足取者，觀清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可得其要也。
四書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也。朱子於《大學》、《中庸》有章句，於《論語》、《孟子》有集注。《大學》次序，頗有顛倒，《中庸》次序雖不甚顛倒，然章句大異，故稱章句。《論》、《孟》則無問題，以合前人之説，謂之集注。朱子注《四書》稿屢屢改易，觀其《四書或間》可以知其所以改之之理。朱子文集中，與人問答之語，嘗輯爲《語類》，而《四書注》之所以改易，亦有散見於文集語類中，講程朱之學，多以文集語類爲根據，今非研究程朱，不贅論。
《四書》古有何晏集注，十三經所輯者是也。至清在日本得一書，名《論語皇侃疏》，是書作於南北朝時，不知何時流於日本，從大體觀之，尚非僞書，反對此書者，乃以一節而概全體也。
《孟子》古注有後漢趙歧 邠卿。 之《注》，昔人對於是書不生真僞問題，以予觀之，頗有可疑。《趙注》一書在昔固存，今傳趙注是否真本，實尚問題，即以今注“摩頂放踵”一句觀之，與《文選》曾引趙注比較，已不合《文選》所注，至爲通達，而今注則不通矣。此在《校勘記》亦見之。是書在童時讀之，覺無甚價值。予凡讀二遍，讀後曾將其訛誤處摘出數十條。趙注頗費一番苦心，而今所傳者，則似非有精見者之著作，即章旨亦多屬敷衍之詞，在南北朝以前未之見，果屬僞書，亦當爲隋唐時物矣。《孟子疏》標題爲孫奭，實爲邵武士人所作。朱子語甚確，其友曾識其人，此《疏》最屬無謂，注中精要處，均未疏出也。趙注在最切實處，亦未能暢達，其所引事實，頗類小説。對於漢以前之人，又未嘗加注，故予謂其頗有疑處也。至書中之疏，則更係敷衍之作，不能爲注，更張諸經之疏，實以此爲最不切實矣。清有劉寳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焦書搜集極博，堪稱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