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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各經中乃特殊之典，各經對於“經説”有問題，於經文則無問題——經文本身祇漢今古文略異數字耳——《書經》則不然，其經説固有問題，即經之本文，亦有真僞之别。僞者稱之爲僞古文可也。今文家謂《尚書》二十八篇外，皆僞經。經於二十八篇中，是否爲今文，抑爲古文，則難以知悉。群經中惟《儀禮》一書，最易别其爲今文或古文，因鄭《注》分别甚明也。孫星衍著《尚書今古文注疏》，各本字句異同，均行搜採，蓋鄭注《儀禮》之例。
今之談新文學者，每謂司馬遷嘗抄襲《尚書》，而改易數字，足徵言語隨時代而變遷，凡古語當改爲今語。其實不然，安知《史記》上所用非今文，《尚書》原本乎今，始終祇見枚頤本耳。今人每以今古文對舉，殊不知信今文家言者，雖以古文爲僞，然與僞古文之僞中之僞，仍自有别。不能但以古今文對舉也，而以古文與僞古文爲一也。
今文《尚書》又有二説：一説爲二八篇，一説爲二九篇；關於二九篇一問題，又有二説，一謂二八篇外，更加《書序》一篇，合成二九。 古書之序，列於卷末，作爲一篇，自爲通例。此所謂《書序》，並非孔子所作，孔子不過叙其書之次序而已。 此係今古文家不能分清之説。一謂將漢人所得之《泰誓》篇——見王充《論衡》，謂漢河内女子發屋得古書，使博士讀之，謂爲《泰誓》篇——併入二八篇中成二九篇，此説頗確，隋之《經籍志》亦宗此説，《泰誓》篇今已佚，蓋當時並未附入二八篇中也。
又古文十六篇東漢時有之，今亦佚去，僅有目録存於書疏中，今文家謂此十六篇爲劉歆所僞，此語信否，無從論斷也。——漢馬融、鄭玄注古文《尚書》二八篇，而不注此十六篇，以無師説傳授故也。
東晉時枚頤，忽出孔安國所得之古文《尚書》，較今之通行本，僅少《舜典》開首二八字。
晉有王肅者，曾注《書經》，其説與僞孔安國相似，故頗有疑肅竊安國之説，據爲己有者。 或謂孔安國所傳之《尚書》，肅曾見過，故意隱藏不爲人知耳。 然未嘗有疑爲王肅所僞造者也。至宋之胡棫、朱熹，始疑古文《尚書》爲僞書，數十篇中，文體之難易相差甚大，決不能無疑也。
朱子頗有注疏群經之氣概，但《尚書》未注，其弟子蔡沈注之，作《尚書集注》，雖經朱子發凡啓例，其實學究不若朱子遠甚。
宋學至理宗時而大盛，與科舉關係極深，可分爲下之三時期：一元之延祐科舉，一明初，一五經大全。
唐有明經一科，不過背誦古經，謂之墨義應試，類皆不能爲文人者也。宋王安石改墨義爲大義，一改昔時之背誦法而發表己意。
宋人治《尚書》者，有蘇轍、歐陽修、王安石、程頤……歐、蘇之學不傳，惟王、程之學獨盛。
宋之黨争與科舉亦有關係，新黨執政，則崇王安石本，舊黨執政，則廢王本而用程頤注本，新舊黨勢力之消長，與士人關係極鉅也。宋理宗信程朱之學，大爲表彰，於是朱學大盛，而王學衰。元延祐年間開科舉，所用各經，均沿襲宋人注本。明初開科舉，所用各經，亦與元同，至永樂年間編成《五經大全》，專備應科舉者用爲課本，自此書出而當時應試之士，不復攻其他各家注本矣。惟此書極鄙陋，明代學者共趨於陋，學殖之荒落也，宜矣。雖然當時考究實學者，亦未始無人，如焦竑、梅鷟等皆非死守《五經大全》之人，梅鷟致疑《僞古文尚書》，從客觀方面考證之，雖不甚精密，實開此案之先河。清之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而證據乃大備。此外清人之注《書經》者，有惠棟《古文尚書考》、丁晏《尚書餘論》、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鳴盛《尚書後案》、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陳壽祺《今文尚書經説考》、魏源《書古微》。
閻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祇證明《古文尚書》爲僞造，尚未證明出於何人手筆，丁晏之《尚書餘論》出，《僞古文尚書》之作者，乃屬於晉之王肅矣。
清人之疏《尚書》可分兩種，一爲江聲之《尚書集注音疏》，不甚精確；一爲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
依今文家言，謂《尚書》本不止二八篇，不過孔子所傳訛此數耳，所謂《逸尚書》者，即未經孔子之傳授，而散見於各書者也。古文家則並爲篇而信之。
王鳴盛《尚書後案》一書專輯鄭玄之説——王篤信鄭説。段玉裁意見，亦偏於古文方面，故王、段所著二書結論，皆不甚信，惟材料尚可取耳。
關於漢學今古文之别，考究者清人有莊方耕、劉逢祿，莊、劉對於《春秋》有所建設，餘則絶無。自魏源出，對於《尚書》之研究，更精深矣。
近人朱希祖在《北大月刊》發表一文，謂整理國故不難，祇須解決漢以前各經今古文之争——國故中最生問題者，即此争論。——即易下手解決之道，祇須去其今古文家所争論者，而採取其所同者斯可矣。此説殊荒謬，猶今人往西洋，從羅素學，歸而各述其師説，而意見或異，因而各是其是，争持難決，或欲取羅素原書爲之解紛，其不徒勞而無功也幾希，蓋羅素之書，非恃其弟子本不可解釋，强爲釋之，是以一己之私見爲人解紛，非惟徒勞而無功，且將糾紛愈甚矣。
今人欲治經學，須先知門徑，門徑之最重要者，爲各經之派别，研究各經之派别，當從漢學入手，非左袒漢學也。實因宋學專重主觀，對於客觀並不清楚，讀宋學而不讀漢學，猶讀史者不觀歷代史事而專讀史論也。
欲治漢學，須讀下列各書。陳立《白虎通義疏證》、《周禮》、《禮記·王制》注疏，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讀以上數書，對於漢學今古文之大要可知矣。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係先將許慎《五經異義》輯出而加以考訂者。
《白虎通》漢十四博士在白虎觀所講，而班固筆録者也，書中全爲今文，後世輯辭遂雜古文，此書條例最清晰，爲治漢學者所必讀。
又僞書雖係後人僞造，然必有其根據，非可憑空假造者，故於相當條件之下，盡可引用。蓋“知僞書”爲一事，“用僞書”又爲一事，必知之，而後相當條件下用之，非謂既僞即棄不可用也。整理國故與經之真僞問題，無甚關係，蓋以歷史的眼光觀察之故也。如《周禮》一書謂爲周公所作固僞，爲戰國時之作品，則真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