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6月，在获得巡抚批准的情况下，他的手下已经有了1,000名兵勇，表面上是为了对付太平军以及其他的叛乱和土匪；事实上，他们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他的指挥官中，有许多就是从前的犯人，李鸿章利用他们去招募其他的土匪和恶棍，以扩张他的军事实力，最后面貌一新，成了“淮军”。——（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天津，进逼北京，咸丰皇帝逃亡承德。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洗劫并焚烧了世界闻名瑰宝——皇家园林圆明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法联军劫抢圆明园时指出：“据估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大喜。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宝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1860年10月24日，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GreatBarbarian,《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关于咸丰皇帝，至今仍有争论：他是好还是坏，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坚定果敢还是优柔寡断，是拼死抵抗还是胆怯退却，是低能还是无谋？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冷嘲热讽，说咸丰皇帝“大梦如常，徒自悲叹……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为一己之安危而提心吊胆。”另一些人则更公正地辩称：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儒家君主——当然，这说的是他人格分裂之前，这种人格分裂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以及投入整个身心让自己成为一个京剧票友的时候开始发生的。”——（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61年3月25日，在额尔金的强烈要求之下，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外国使节将首次正式进驻北京。他们将有幸受到皇上的召见，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在西方外交使节依然拒绝磕头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这次召见呢？然而这并不是咸丰没能回銮的原因。29岁的咸丰皇帝，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许多年之后，叶赫那拉这样解释：“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皇上突然病倒了。”他在到达热河之后不久就突然病重，而八大臣却秘而不宣，他们在皇上的烟波致爽殿布置了守卫以封锁消息。于是，回銮的事情一再延期，直到1861年4月，干脆就取消了。一篇谕旨只是说：“暂缓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咸丰的样子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或者是不省人事，他没有回答。或许已经太迟了，心急火燎的叶赫那拉把那孩子往床上一搡，提高了嗓门：“你儿子在这儿！”咸丰的眼睛睁开了，目光停留在那孩子的身上。房间里一片死寂，他的嘴唇动了动。他有气无力地说，“自然是他继承大统。”然后又补充道，“由他的两位皇额娘辅政。”说完他最后的这几句话，几分钟之后，他死了。由于这次大闹寝宫，叶赫那拉的大胆冒险总算成功了。许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次正面对峙，她说：“我不希望再有人去经历我那时候所经历的事情……”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重大危机，……以至于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就采取了行动。她就是凭直觉掌握了这样的法则：对于一个满清宫廷里的女人来说，要生存，就必须大胆。——（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61年9月5日，亲王匆匆启程离京，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只带了几个护卫随行。他一路马不停蹄，直奔灵堂，咸丰的遗体就停厝在那里，几个职位较高的大臣在那儿守丧。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也在。他们刚刚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穿着白色麻布衣服的恭亲王一走进灵堂，看见儿时玩伴的尸体停放在那儿，眼睛里满盈着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他瘫倒在地。宫廷档案这样描述：他“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61年，真正的斗争发生在八大臣和他们的竞争对手——由恭亲王领导的皇亲贵戚和朝廷重臣的政治联盟——之间。肃顺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就便投毒或者由满洲麦克白夫人所引发的性疯狂，而是因为在策略上他比恭亲王稍逊一筹。而恭亲王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前代帝王们所昭示过的，也是一个健康的统治所绝对必需的：清除所有觊觎权力的竞争者。短时间内，他需要两宫皇太后用钳子把肃顺给夹住；长期来看，他需要她们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作为一个合法性符号，为他和他的伙伴们在北京所控制的权力中心提供必要的支持。——（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64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清军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天王府布置得非常华美，尽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烧毁了，但仍留下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何等富丽堂皇。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忠王李秀成在离城几英里外被一伙村民抓获，并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带回南京。据说，当忠王判定这队人马无法全部逃脱时，坚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天王的儿子……年轻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现被关押在曾国藩帅部的一个小房间里，严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头，但未上镣铐。……他正在撰写自传，同时等待北京的裁决……

1868年3月29日的《纽约时报》进行了这样的概括：政变以来……最高当局已经授权两宫皇太后担当摄政。……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恭亲王，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和军机处的首领……其职责就是在所有公共事务方面给最高统治者提出建议和忠告。……大清帝国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部门或官职就是御前大臣、军机处和内阁大学士。御前大臣完全是皇帝陛下家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一直是些品衔最高的人，而且，他们也一直是皇帝的耳目，他们的权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君主软弱无能或毫无经验的时候。他们对君主的个人影响常常凌驾并压制了军机处。据说，眼下也正是这样。一共六七位御前大臣，其中就有恭亲王的弟弟七王爷（惇亲王），据说是他们的头儿。——（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在同治死后）为了阻止朝廷对光绪继位的批准，惇亲王和他的小集团向外界透露：阿鲁特皇后已经怀有身孕，而且，他们打算支持她的孩子的继承权，这个消息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所有的争论重新开始。亲王之间又恢复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人用武力相威胁。不祥的谣言轰隆隆传到了《纽约时报》，据这家报纸1875年1月31日的报道：“据传，北京已经发生了骚乱，其起因就是皇位继承之争。”2月12日的报道说：“发自中国的电报称：人们认为在这个国家，一场内战一触即发。”2月13日又说：“人们普遍认为，皇位的继承将带来一种不确定因素。虽然已经选定了醇亲王的儿子……但人们认为这种安排有可能会引起骚乱。”——（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据《纽约时报》1875年5月（也就是阿鲁特皇后死后两个月）透露：“阿鲁特之死的诸多细节引起了人们对死因的普遍猜疑，不难看出：万一她所怀的孩子是个男孩的话，将会使皇位的继承变得复杂，正是人们对这种复杂因素的担心导致了她生命的终结。”这个故事暗示了她的死是一种政治安排，或者，像罗伯特·赫德所写的：“这个可怜的女孩不能不死。”到底是谁安排的呢？李鸿章总督告诉罗伯特·赫德：她用吞金叶的方式企图自杀，这是中国一种很普遍的谋杀方法，很少用于自杀，因为金的作用很慢，而且死得很痛苦。如果要自杀，鸦片更受欢迎。阿鲁特是双重受害者：先是封锁她怀孕消息的努力没有奏效，事情给弄得一团糟；而后才是两个月后的谋杀。——（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接下来谈到慈安之死（1881年3月初十）是不是肮脏游戏的结果这个问题，（孙中山女婿）林文庆说，“中国人的传闻是：她吃了一些自己特别爱吃的（美味佳肴），那是（叶赫那拉的）亲戚为她特意准备的。片刻之后，她就被剧烈的疼痛攫住了，没等到御医赶到，她就断了气。”为什么这些传闻此前从未得到报道呢，林文庆没有解释。——（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清帝就寝时，床边有8名宫女、16名侍女侍候，她们的职责是服侍清帝，她们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音。清帝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击掌召唤执勤宦官。”“每年春节，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共同主持宫内大宴，宴会上，皇后坐在皇帝陛下的左边，全体妃嫔分坐两旁。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所有嫔妃都能见到皇帝的聚会，皇帝会对所有的爱人进行比较。宴会中，皇后将食物递给宦官们，他们接到食物后会将食物恭敬地放在膝上，皇帝陛下也用同样的礼节赐予他的妃嫔们食物。”

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清代皇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清制规定，皇子一出生，就要有40个人为其服务，其中有保姆、乳母、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等。皇子断奶后，不再需要乳母，随之添加若干个太监，负责教习皇子起居饮食、言谈举止、坐姿仪态及皇家礼节。皇子6岁时，就要‘上书房’学习。皇子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他们和王公大臣一样，黎明即起，衣冠整齐进入乾清门，与诸王同列，立于御前。由于小皇子年幼个矮，难以跨越乾清宫的门槛，往往由内侍抱进门内。小皇子们个个气宇轩昂，仪态万方，与同龄的孩童迥然不同。清代皇子15岁必须娶亲，如确定为皇储，则要选立太子妃。选立太子妃的前一年，宗人府会先为皇储选一位比其长一岁的宫女试用，教会他怎样做丈夫。”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满清皇室的皇子们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他们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由宫内的太师教授知识。每位皇子由八个‘哈哈珠子’（满语，即随侍皇子皇孙的幼丁）陪读，他们和皇子们一同学习，读相同的课本。如果皇子们不能熟背书本内容，倒霉的就是陪读的幼丁，他们要代皇子们挨鞭子，有些桀骜不驯的皇子自己也会挨鞭子。如果太师无法令皇子们收敛恶行，可以把皇子直接带到皇上面前，交皇上教诲。皇上通常会叫太监拧皇子的脸，据说同治皇帝小时候就常常被这样惩罚。如果皇子们背得好，陪读的幼丁也会得到奖赏。大清在教育上‘赏罚分明’。”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对大清皇帝学习英语进行了报道：“大清国皇帝由两位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本人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让百姓们颇感意外。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已经过时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改变制度。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甲午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繁文缛节和吹牛拍马的大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和御前特别顾问，以指导皇帝如何进行这场战争。这就好比是让一个舞蹈教师担任陆军上将。翁同龢对打仗一窍不通，他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他所做的，就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损失惨重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北京的表现却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让，又不能收兵罢手。——（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纽约时报》载：中国年轻的皇帝光绪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与愤怒之中，因为他的母亲、中国的皇太后慈禧太后，于1898年9月22日上午再次结婚，她在一个名叫“新发”的小寺庙中嫁给了中国最具声望的政治家李鸿章。随后，这对新婚的老夫妇乘火车前往天津度蜜月，为了防止他人追随，他们还将沿途经过的铁路均予拆除。……这对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新婚夫妻，他们将在旅顺港口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据说，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皇帝本人的尴尬，也是为了消除另一位政治家荣禄的愤怒，尽管皇太后慈禧曾经两次怀上过荣禄的孩子，但最终，这位风韵犹存的皇太后成为了李鸿章的个人收藏品……各地督抚看了报道，无不目瞪口呆。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百日维新）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纽约时报》排出了这样一条悲伤的大字标题：中国皇帝被杀——可能遭受过拷打——有人认为是被阴谋家毒死的。伴随着这个故事的，是这样的说法：虽然皇帝的死已经被“证实”，但对于“致其死命”的手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某一个版本中，他是被折磨死的，“他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打，一块烧红的烙铁刺穿了他的肠子。”满洲人的材料来源（李鸿章在上海的代理人所掌握的）也“证实”：皇上是被几粒小小的红色药丸毒死的，那是维新派给他的，而维新派则反驳说：小小的红色药丸是紫禁城里的某人给皇上的。——（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百日维新后）在接下来的8年多时间里，（流亡在外的）康有为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太后的暗杀阴谋。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杀太后的朋友，最后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于那笔用来完成使命的预算被他挥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则被抓起来处死了。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不曾饶恕他的诽谤和暗杀密谋。光绪皇帝，非但没有在满洲地牢里饱受折磨，反而发布了一系列声讨康有为的谕旨，这些谕旨自己会说话。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老太后对康有为的事大为光火——这倒没什么可惊讶的，值得惊讶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采访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话竟然被发表，并在国际上造成了损害。”——（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899年，已经76岁的李鸿章（参加宴会），是当今中国最有钱也最有权的政治首脑，他控制着铁路、电报、采矿、海运，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和为数不详的密探。许多王公大臣都曾接受过总督大人奉送的银子，从而使他们免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因此，他们都心甘情愿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任由驱驰。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环绕着他的脖子的是一串珠子，共计108粒，样子和佛珠差不多，下面挂着三串描画着“五行”的珊瑚珠。再下面，悬荡着一串由翡翠连成的、像棒棒糖样的垂饰。总督大人一边和赫德谈着话，一边用他的左手拨弄着这些小玩意儿。——（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作为一名在中国呆了20年的新闻记者，而且“北京莫理循”的名头也远近皆知，照说最起码总该精通汉语吧，然而莫理循并非如此……1899年1月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这让我痛心疾首。”但虚荣心救了他。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国邮政》，在经受了一轮狂吹滥捧之后，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它是凭藉我的知识学养所写成的，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这样说：“感谢（莫理循），在被视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国事务方面，全世界也没有哪一种出版物能比本书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驱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称赞他“料事如神”，对此，《泰晤士报》这样写道：“这或许一个新闻记者为自己的作品所赢得的最真诚的颂词”。——（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参加宴会）袁世凯的穿着，大致与此相同，但他比李鸿章要矮些，也胖些，眉飞色舞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踌躇满志的猫，来到了一个满是老鼠的园子里。赫德总是警告他的西方同僚：总有一天，李鸿章或袁世凯（或者他们俩）可能会为攫取权力而发动一次政变。——（美）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慈禧故事》

1900年7月16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从济南来电，慈禧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全权外交。次日，李鸿章收拾行囊北上，22日抵达上海，开始他最后一次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的艰难历程。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费正清.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德国人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统帅，他在（1900年）战后这样回顾：“……近年来，时常有关于瓜分中国的讨论，如果说趁中国国防虚弱、经济崩溃、政治混乱之际行动，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各国（列强）对此的态度。俄国因为占领了中国满洲，最近似乎可以满足。如果现在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那么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骑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就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赫德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国继续改革，开年伊始，似乎气象万千。新政感召了大清国的知识界，数以千计的日本留学生仿佛看到了希望，信心百倍地从日本回到中国。在京城，成千上万的人能够阅读英文，大学生把每星期的英国《泰晤士报》都装订成册。具有新知识的一代新人掌握了中国报刊。外电评述说：“看来，日本人所已经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日本人所做的是为了日本人，中国人要做的是为了中国人。”

1906年 9月 3日，北京学界开会庆祝朝廷宣布立宪。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面露希望的喜色敲锣打鼓，集会演说。在上海，不仅学界，商界和报界也纷纷开会庆祝。天津的庆祝规模尤为浩盛，租界以外，张灯结彩，“为数年未见之奇观”，因为在负责编定官制的“机构”内，袁世凯以直隶外臣，鹤立中枢官员之中，为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之一，天津各界将此视为自己的光荣。国内的情绪传染到东京，大清国的留学生在几个月前刚刚开会欢迎孙中山，如今又扬起欢乐的笑脸，向他们的祖国欢呼了。三年前，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少有人问津，如今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外国观察家也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今天的北京不是几年前的北京了”，“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泰晤士报》）

1906年11月，讨论了半年而最后定局的大清国官制改革结束，当这一所谓的改革成果见诸报端，中外舆论一片哗然。一种受骗的感觉笼罩在一切关心大清国改革的人们心头。《泰晤士报》外事部负责人姬乐尔写道：“看来，反对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所能期望的是，它的进步能按照最虔诚的香客朝拜的样子，前进三步只后退两步。”“但我禁不住要怀疑，比方说，再过十年是否会出现根本的变化。”该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写道：“中国人的态度证实人们的想法”——与一年前欢呼立宪的情景对照一下——“他们对谁来统治和什么样的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了”而最关心这场改革的该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在这场改革结束后敏感地追踪“最伟大的改革者”袁世凯，发现袁已不在北京，立即驱车赶到天津。那天是11月20日，袁世凯在家里的小客厅会见了莫理循。莫理循发现，袁总督患了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是袁世凯在新官制改革中获得的惟一成果。

从1906年，袁世凯因竭力主张立宪，和载沣发生了大冲突，那一次，激动的载沣拔出了枪，用枪口对准袁世凯；1908年11月22日，《大公报》上登出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的《朝日新闻》等重要海外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于是袁世凯和掌权满州贵族的矛盾越发突出。

1908年6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刊载了特约撰稿人托马斯·密勒之文《袁世凯审慎揽权心怀机谋》，如下：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与此同时，他的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世凯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置。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了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理由是他“腿患风湿”。舆论界对于袁世凯罢官的反应，则是一片哗然。不仅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也纷表关注。《纽约时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1911年10月25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10月27日，大清国国会（“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1911年）10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标题就是《中国皇室屈服以图避免革命》，可谓一针见血。与《华尔街日报》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纽约时报》的标题用的是“投降”（surrender），《华盛顿邮报》则用的是“屈膝”（bow），来描绘政府的妥协。与这些相对中立的报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发出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他认为，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虚弱和恐惧”。《纽约时报》在转载莫理循这篇报道时，将标题干脆改成了《这是可耻的法令》（Callsitashamefuledict）。

根据（1911年）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满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武昌起义后，朝廷征召袁世凯。191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给伦敦发电报：“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务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在与起义军交涉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朝廷执政期间类似的事件只发生在曾国藩时期，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朝廷至少开始吐出它所囤积的财产。有一道诏书的内容表明，隆裕太后从她私人的金库中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美国《纽约时报》1911年11月13日报道，题：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在清室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诱饵和民派请他出任总统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

清室的命运显然取决于袁世凯的行动。袁一直在同叛方领袖黎元洪将军进行谈判。他发回的最新电报表明，达成折衷方案是可能的，黎将军已不再那么坚持势不两立的态度，但是黎将军同他的同僚们在政策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袁世凯在第一封电报中说：“前景显然极其暗淡。预期无法实现原期望的媾和。再者，我身体衰弱，不能赴京就任总理大臣之职。”看到这封电报以后，内阁的忧愁加重了……袁世凯发来的第二封电报令人喜出望外。这封电报说，袁同黎元洪将军的谈判已有了转机，黎将军显得不再那么不可调和，而且有可能同意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而达成一项和平折衷方案。

据昨晚从汉口发来的外国官方电报说，黎将军由于没能要求到较好的条件，也许准备同意在中国实行分治，扬子江以南为民国，满洲和直隶仍然实行帝制，其余各省自行选择。黎的许多追随者要求推翻政府，拒绝了瓜分帝国的主张……

1911年12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摄政王载沣辞职：“皇太后今天发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的布告，布告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摄政王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他自感由于被误导，危害到了人民。他的辞职被接受，皇室将赐予他一笔总数为五万两（大约三万美元）的补贴。”

1912年8月19日，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抵达伦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观点发表到了英国的报纸上，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袁世凯的智慧。民国初年的四年时间里，莫理循极力辅助袁世凯，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呐喊助威，希望他能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权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讽刺的是，莫理循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从封建泥堆里爬出来的袁世凯变得干净，变得学会民主。莫理循对新生的共和，对民主，对袁世凯，乃至对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这就注定莫理循在中国只能以悲剧作为收场。

1927年，当北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重新浮出水面，接受记者采访。《时代》曾以《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谦恭的青年溥仪，在消失多月之后，上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我们今日在中国所见，除了政局混乱、背叛、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太多腐败将军所致。他们到处都有，进攻、撤退、再进攻——不是为中国，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

“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一个好皇帝要为臣民着想，是臣民之慈父。我的能力和智慧尚不能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将会有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肯定是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

当亨利·溥仪上周在天津谈到中国的“腐败将军”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在结盟，以20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时代》，1927年7月4日）

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却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就是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3月5日，他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30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ELSUdMvBtGvehLxV20yNMVg5v/9X0tT+sbrZ5RRk7Qhc4Oi6XW9r4A2NY9SlTo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