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0日，我们在东阳访问了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金华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浙江省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吴兆宁，请他谈谈改革开放以来，从事祖国统一大业的经历。以下就是吴兆宁的讲述。

我是东阳人，对东阳这块土地，特别是东阳的乡亲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的父亲吴允周将军于1938年受命在陕西王曲襄助创办黄埔军校七分校，为抗战培育基层军官。

1947年，父亲调任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本校任教育处处长，旋晋为教育长。父亲在主事七分校期间，先后两次派员到家乡金华、东阳一带招生。由此，浙江中部地区集中了不少原籍金华各县的黄埔同学与眷属，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在以后的对台交往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埔军校生活

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十五，我出生在南京。三岁时，我被送回到老家东阳新城（今东阳江镇新东村），由祖父母抚养成人。

1948年从杭州安定中学高中毕业后，受父亲的影响，与同乡兼同学黄悦澄等3人来到南京，报考了黄埔军校23期（校本部在成都）。其时，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

被录取的学员结伴在南京浦口上船，坐长江航轮，经过四天四夜才到达武汉，再换船到宜宾，从宜宾再到重庆，然后转车前往成都的校本部报到，暂住军校东大门外的文殊院。

到达军校时，军校领导层有了变化，蒋介石已辞去校长职务，改由原教育长关麟征出任校长，父亲吴允周接任军校的教育长之职。

父亲听说我们的到来，派车将我和几位同学以及招生处负责人一起请到家中吃饭，饭后将我们一起送回驻地。

第二天，我与同学们被分配到双流接受入伍生教育。我三岁时离开生母，十二岁时生母客死平凉。如今虽有继母和几位同父异母的弟妹，可是，在那次难得的见面机会中却没有任何交流，不免留有几分悲伤。

那时，国共内战加剧，成都校本部虽已录取新生1000余人，实际上只有400多人前来报到，校方延宕到1948年12月才开课。

入伍生编为3个中队，我在2中队受训，直至1949年2月，才分派到炮兵科。我的两位同乡——黄悦澄与我同队，蔡国平（蔡忠芴侄儿）则被分配到通讯科受训。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为了补充前线的军事干部，到了2月，原定4年制教育的22期学员提前毕业离校。

接下来，北平“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已兵临武汉城下，川东也告急了。8月，蒋介石飞抵重庆，校长关麟征接任陆军总司令，由此，调张耀明出任军校校长。

9月12日，蒋介石自重庆抵达成都。14日，蒋到军校对师生训示阅兵，父亲任校阅官兼总指挥。11月初，军校原拟迁往云南大理，因云南生变，只好中止。同月下旬，解放军长驱直入，攻占綦江，重庆也面临解放。

30日，蒋介石集合23期官生训话，告诫完成迁校、保校以及建国复国的神圣任务，宣布23期学员提前毕业。同时，命令台籍学生空运至台。我们23期未及分配的学生并同刚招收的24期新生向西昌迁发。

在迁校前（12月初），我的后母携弟兆麟、妹亚莉与军校眷属先行乘机飞台，父亲留蓉待命。记得那些日子，父亲叮嘱我说：“你虽为教育长之子，亦当与同学同生死、共患难。”父亲直至22日才搭机离蓉，先去海口，后转往台湾。

12月，军校师生及教导团计两三千人在教育处长李永忠的带领下，在迁校途中宣布起义。

参加解放军

成都军校起义后，我们被编入解放军18军团60军教导团随营学习，时胡耀邦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学校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3个月后，我们参加了修筑成渝铁路工程。

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2月，我赴朝参加第五次战役，任炮兵营第3连见习副排长，由于在火线上表现积极，我被提干入团。第五次战役后，在后方休整时的政治运动中，我因历史原因被遣送到东北辽西军区北镇县学习大队，军事管制2年。

1954年10月，我被遣送回到东阳老家务农。当年，我年轻力壮，在老家新城从事农业生产，可说是个好把式，什么耕田、插秧、种地，甚至焐草木灰这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样样拿得起，与当地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1974年起，我在老家新城五七高中、中学、小学当“赤脚教师”12年。

担任东阳政协副主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落实政策。1981年，当选为省、市两级人大代表。1984年9月，东阳县政协召开六届一次会议，时年55岁的我有幸被推举为特邀委员，并当选为政协副主席，自此连任六、七、八、九届专职副主席。与此同时，我亦被推荐为金华市政协委员（任第一届常委，第二、三届委员）。

1990年，在东阳县五届政协期间，增设了对台侨务组。由于这项工作原先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第六届政协会议时，又分设对台工作组、侨务工作组两个小组。至第七届政协时，根据对台工作的新形势，为了工作需要，对台工作组改称“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简称“祖统会”）。经常委会分工决定，由我担任对台小组组长和祖统会主任委员。

1998年4月，县政协换届，当时我已70岁，才离开工作岗位。

可以说，任职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这20年政协生涯，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光荣、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非常珍惜这段难得的工作经历，在领导的帮助指导下，我与政协同仁合作共事，融洽相处，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亲身参与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

在全省各市区县中，东阳去台人员和港澳同胞人数较多，也是全省的重点集中区域之一。在县委统战部与侨务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基本摸清了全县（市）台属、侨属的情况。同时了解到，在台湾和香港均有东阳同乡会组织。

1985年11月28日，东阳召开全市台属代表会议，成立台胞台属联谊会，我当选为会长。会上，确立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共同为东阳经济服务、为统一祖国服务”的宗旨。

1987年后，台湾当局开放了民众可以大陆探亲，对台工作出现了新形势，我们的对台工作也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由此，加强对台属的宣传工作，发挥台属的特殊作用也显得日益重要。为此，经领导同意，配合对台工作部门，我们于1987年1月8日至18日在台属较为集中的吴宁、巍山、上卢、六石、南马、湖溪六个点，分别召开了台属新春茶话会。各点加起来共计有台属600余人参加，同时，我们邀请台属所在镇、乡党委的一名成员参加，会议各为一天。

我们分点召开台胞春节茶话会，就是为了扩大宣传面，加深对台情的了解，许多台属将其亲属返乡探亲的行程及时与我们沟通，方便我们及时做工作。

1988年清明节前，台北东阳同乡会组织了132人的返乡探亲团，在总干事赵菊芳、副总干事李荣琦的带领下，分两批回来探亲。他们的航班、车次以及大部分成员的名单，都由东阳台属提供，方便了我们的接待工作。临行时，我们送给探亲团东阳木雕《东阳风光》，至今仍挂在台北同乡会会馆的正厅。

那一年，返乡探亲的台胞共有687人次，包括退役将军、博士、高级工程师、商人，还有台北同乡会的理监事，高雄浙江同乡会的理事长。他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的第一代台胞，也有在台出生的第二代台胞，不少人在台办企业、经商或从事文教工作。

台联会理事也能自觉配合政府搞好接待工作，台胞普遍感到满意。返台后，不少人纷纷撰写《返乡观感》或《探亲纪实》，刊载在同乡会的会刊上。可以说，1988年的接待工作，为我后来4次去台进行联谊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做好台胞、台属工作

宁波有个船王包玉刚，通过联络回乡投资办厂。东阳也有一个台湾报业巨子王惕吾，他的一个亲戚赵惠仁是省政协委员、金华市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在1982年春节召开的一次全县台侨属座谈会上，我与赵惠仁相识，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为重修王惕吾祖坟的事，我多次到过王先生老家王家村。王家祖坟修复后，我拍摄了一卷录像带寄给王惕吾先生。

有一次，赵惠仁哥哥赵克仁回乡探亲，我参与了接待。赵克仁表达了王惕吾有意赞助东阳办教育的意向，王惕吾想在东阳办一所一流大学。我听了，觉得办大学并非易事，当时大学招生由国家统配生源，层层审批，手续比较复杂。办成后，还要常年投入巨大财力，东阳尚不具备这些条件。我建议他设立一个王惕吾奖学基金会，支援东阳的教育事业。

1989年5月，赵氏兄妹去香港会见了王惕吾先生，我送他们去杭州上飞机。在那次见面中，初步确定了王先生回乡办教育、开办医院等多个项目的意向，也确定了王惕吾奖学金的设立。

我的台湾探亲之旅

到台湾探亲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在1989年终于梦想成真。

1949年以后，我们一家人分居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三地。1972年才有通信联系。1984年年底，我到政协机关工作后，曾去过香港会亲。1985年，外甥从美国来北京大学读书，我到北京去看望过他。

1987年，我的六弟从美国回东阳老家祭祖扫墓，政府不仅出面接待，还落实归还了父亲在东阳城内的老宅，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后来，我4次到台湾探亲，所见所闻，更加深了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

1988年11月7日，台湾开放大陆同胞去台深亲。

1989年8月21日，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探亲之旅。在行前，可说做足了准备工作，我梳理了近几年来接待台胞时的记录，列了一份港、台两地需要拜访人士的名单，与此同时，走访了他们在大陆的亲戚，为他们捎信带物。此外，还摘录了当年东阳“七二三”洪灾的实况录像等。我于8月21日启程，11月21日返回东阳，全程整整3个月。途径香港时，在同乡会会馆又停留了7天。我先后4次拜会了王惕吾先生，就他捐赠的项目进行商谈。这是行前东阳市梅峻书记、童德成市长、陆锡经主席交代过的任务。

8月28日抵台，父亲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先生刚来过电话，约你明天十点去《联合报》见他。”

次日早上，正在吃早饭，台北东阳同乡会理事长吕秋文就打电话过来，约定8点前由他陪我去《联合报》社。事后我才知道，王先生住在阳明山，怕我不识路，请吕先生带我过去。

我们一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向他表达了东阳市领导对他的问候。王先生和蔼可亲，离乡多年，仍是一口浓重的乡音，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谈到资助巍山医院项目时，王先生有些犹豫了，因为他的祖家王家村离巍山很近，虽说方便了王家村的村民，可是那里是乡下，人口稀少，怕“摇风”（东阳话，病人不多）。

我说，东阳县城是全县中心，居民稠密，已经有了一座初具规模的人民医院，如果再投入资金是最好不过了，可以派个行家去考察一下。派谁去呢？我提出派我在台的初中同学徐日晖。徐曾任台湾空军医疗处处长，退役后担任台湾一家医院的院长，而且，徐的父亲也和王家关系密切，他听了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当场致电徐日晖商量细节。

我到台北后，《东阳同乡会刊》登载了我到达台湾的简讯，因此，差不多每天都有宴请的电话，还有人专程从高雄、台中赶来见我。有一天，东阳同乡会的王人豪过来看我，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建议我可以在同乡会发起“七二三”洪灾救灾募捐活动。

9月3日，同乡会召开理监事会，邀请我参加，许多理监事我都接待过，其中也有我中学和小学的同学。开会时，我介绍了洪灾的实情，因行前有准备、有事例、有实据、有数字，大家听了更加关心。

王人豪第一个发言，提议募捐救灾。会议主持者陈和贵带头认捐1万美元，其他人也纷纷解囊，这次活动共募得3万多美元。讨论到如何将募款发放到灾民手中，有位理事提议由同乡会派人到东阳亲自发放，以免有人“侵吞”。我说，这样做不合适，这是对家乡人民的不尊重。我提议交给当地红十字会或民政局发放，登记造册。同乡会可以监督，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

11月12日，台北黄埔校友会（西安王曲七分校联谊会）200余人集会，因父亲是七分校的教育长，我又是黄埔末期学员，特别邀请我以师弟身份陪父亲参加。在会上，我介绍了东阳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情况，当时东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有会员218人，其中72人是七分校的，我代表东阳同学会向大家表达问候。

有一天，台北东阳同乡会副理事长陈和贵先生宴请，陪客有胡仪敏将军，东阳南湖人，曾任台湾情报局副局长。因“江南事件”受牵连，被革职服刑两年多。见面时，我说：“久仰大名，在‘江南事件’中，你是代人受过。”他听了，很高兴，说道，我很想回乡探亲，只是在台湾情治系统做过事，不敢回去。经我解释后，他消除了疑虑。

以后，他每次返乡探亲时，都要来看我。有一次，他返乡探亲，我陪政协副主席郭俊喜去南湖看望他，见面客叙后，他拉我到一边交谈，说道，受蒋纬国的委托，要我到北京了解一下蒋介石父子灵寝回大陆入土为安的事，要我谈点看法。

我考虑了一下说，根据目前两岸的局势，恐怕还有些困难。

1990年4月，我第二次去台湾。我家兄弟姐妹9人，分别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有的远在美国。父亲有一个大团圆的梦想，要我们一起到台湾相聚。但是，大家相距甚远，各人都有事，很难实现团圆之梦。

那次到台湾我做了4件事，一是向在台亲友讲解了千岛湖事件真相；二是在台北东阳同乡会的理监事会上，解释了吕秋文为家乡捐资办学而引起的误会；三是协助东阳木雕厂在台北举办木雕精品的展销活动，请王惕吾先生到场剪彩；四是拜会了台中县劳动协会，协商了该协会驻东阳办事处的有关事宜。

我的第三次台湾之行是在1992年。行前，东阳市委领导特别交代，要我向王惕吾先生提出帮助修建地方铁路的事。

到了台湾，父亲为我预约了见面的时间。那天我在东阳同乡会的吕秋文理事长陪同下到了王家公馆，王惕吾已经在大门口迎接我了。

进了客厅刚坐下，他就说：“我对农业项目有兴趣，台湾的农业很先进，想为家乡搞一个有关农业技术培训的项目。”

我心里有数，在到王家之前，我已经与几位同乡提到修建铁路的事。王先生也估计到我会提到，他的这些话就将我的口封死了。我也就不提修铁路了，顺着他的意思，建议此事由东阳农业局或科协来办。

那天来的还有另一个人，台湾高等法院院长葛义才先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我们总算见面了，上一次是想见不敢见，今天是王惕吾做东，我做陪客，一大早就从花莲飞过来。”我和葛义才是初中同学，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就想约他见面，那时他任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的院长。

我第四次去台湾是1996年8月，到台湾为父亲奔丧，也是我最后一次到台湾。王惕吾先生已经过世，再也没能见到他了。

父亲的丧事很隆重，黄埔军校从15期到23期的同学均派代表前来悼念，我们23期黄埔军校毕业的16位同学也来了，大部分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被俘后去的中国台湾。我们相互叙述各自的经历，在交谈中我了解到，23期同学中，在1949年12月底前离开大陆与朝鲜战争中被俘去中国台湾的共有60多位，多数在军界服役，少数从商。

我的4次台湾之旅，既加深了两岸同乡的感情，结识了更多的同乡，又领略了台湾的风光。既看到了宝岛经济繁荣、交通便捷、物质生活富裕的一面，也看到了一些社会阴暗面，看到了“台独”分子的嚣张，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种种忧虑与不安，这些促使我更积极地工作，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