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一行于2015年1月15日到杭州的浙江医院，探望了正在疗养中的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刘渊，请他谈谈一生的经历，以及他的所见所闻。

我们在深山里学习海军技术

我是安徽桐城人，1920年生于天津。我的父亲是清末官费留日学生。1934年，那年我14岁，考取了福建马尾海军学校。

当年的马尾海军学校，处于闽江下游，依江傍海，每期仅招收40名学生，学制长达八年半之久，可见，当年学校招生之严格，以及学习内容之精良。

可惜的是，我们只学了三年多时间，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处于福建沿海的马尾海军学校首当其冲。

大家清楚地意识到，马尾海校所培养的人才，正是当时保卫国家急切需要的海军军官。日本侵略者正是依靠比中国强大的坚船利甲的炮舰，才敢在我国的领海上横行霸道，“以小欺大”，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

他们不仅企图消灭我国的战舰，更想要歼灭我国海军的后备力量——马尾海校的师生。在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了保存海军的后备力量，学校只好撤退到湖南省的湘潭，然后，再迁往贵州省的桐梓。

要知道，无论是湘潭还是桐梓，都是一些远离大海的内陆地区，对于我们这些海军学校的学员来说，在远离大海的地方学习海洋军事技术，那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也许，当时我们所处的情形，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学习航海技术，就是在世界航海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强大的海军，才能自立于强国之林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刘老说，马尾海校的前身是清廷的福建船政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马尾海军学校，隶属政府的海军部，是一所培养海军军官的专门学校。

他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是最为悲壮的一个兵种。

想一想，在1937年，日本海军已经拥有舰艇190万吨，而中国海军只有5.9万余吨；日军飞机达到2700余架，而中国仅300多架；日军已经有了航母6艘，舰艇308艘，战列舰9艘，一等巡洋舰12艘，二等巡洋舰25艘，水上飞机母舰7艘，而中国海军的力量与他们相比，几乎望尘莫及。

正是由于当时中国海军船舰的实力远逊于日军，双方实力悬殊。在抗战前期，中国几乎拼光了自己的全部舰艇，尤其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时，中国海军主力调往江阴布防，在长江海口上，只有一艘“永健号”炮舰。而“永健号”在1937年8月15日也被日军击沉了。

可以说，当时我国的海防门户洞开，长江口的海军力量几乎已经成为空白。日本军舰在我国的领海上横冲直撞，不可一世，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备感愤慨。

当国家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全国人民热血沸腾，特别是我们海军官校的师生，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缨，要求上前线去杀敌卫国。

由此，我们也参与抗击日军的野蛮进攻。在那些日子，我担任长江海军江防炮台少尉台员，参与并目睹了那些空前惨烈的战役。

虽然中国空军奋勇出击，连续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无奈“出云号”加装了大量防空火炮，装甲坚固，是一艘排水量万吨的巨舰。尽管中国空军多次命中“出云号”，但是仍不能将其击沉。

日军以“出云号”巡洋舰为首的“遣支舰队”，有大小舰艇百余艘，轻易地控制了长江口。在中国的水域上耀武扬威，不断以其装备的重炮轰击中国守军，增援日军的进攻。

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首先取得制海权、制空权，才能成为战争决胜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将新下水的一艘军舰，再次命名为“出云号”，勾起了中国人的那段惨痛记忆。在那些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面前，让人不由想到，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自立于强国之林。

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1944年，我从贵州的桐梓海军学校（海校八期航海科）毕业后，考取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攻读“武器自动控制”专业。

在英国留学期间，中国驻英使馆武官处选中一部介绍“雷达”技术的教学影片，准备带到国内给军事院校的师生观摩，内容全部是英语讲解，有许多外语技术的专用名词，当年能够将它全部译成中文的人不多，况且，片中的许多关键词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名词。人们不知道英文的“RadioDetectingAndRanging”是什么意思，如果直译的话，其意应当是“无线电距离方向测定器、距离方向测量器或测距器”，英国人将这个词汇缩写为“RADAR”。

由于我的中、英文功底比较好，由此，使馆的武官处就让我做这部教学片的翻译，我根据其发音和实物的含义，经反复推敲，决定将两者结合起来，译成“雷达”译音。“雷达”教学片译制完成后，送回了国内军校放映。

自此以后，一些翻译家在译文中不断沿用“雷达”的译法，“雷达”一词也就这样流传开来，其实，追溯根源，“雷达”这个词汇的创译者，应该就是我了。

随“重庆号”军舰返国，加入人民海军

1948年年初，我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以后，英国将一艘军舰赠送给我国，这艘命名为“重庆号”的巡洋舰，由英国朴次茅斯港启程驶回我国，这是当时我国最大、最现代化的一艘船舰。

我被任命为“重庆号”枪炮大副，随同军舰驶回上海。

当我们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民不聊生。在全国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全面败退，于是，我和军舰上的官兵一起，与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秘密取得联系。

1949年2月25日凌晨二时，“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宣告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随即，“重庆号”经烟台解放区驶抵东北的葫芦岛。

根据军委命令，我们在东北创立了人民海军的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我担任了安东海校的第一任航海主任。

1950年，人民海军快艇学校成立，我到青岛担任海军快艇学校的业务主任。

1955年，大连海军学院成立，我被任命为主任教员，授予少校军衔。

1958年转业到杭州

1958年转业到杭州，我与同事们一起创建浙江交通学校，我先担任教务主任，后来，担任校长等职。在筹建浙江省航务学校期间，环境十分艰苦，我动员在杭州的妻子调去一起创业。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到了一些冲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两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担任着省交通学校名誉校长、省欧美同学会西欧分会会长、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省参事室参事（副厅级）等社会职务。

时至今日，我仍有许多同学、同事或学生定居在海外或我国台湾，台湾同学中有些人曾经身居要职。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些人的爱国之心、思乡之情，我由衷地希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两岸同胞早日团聚。

如今，我被大家推举为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为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我挑起了这副担子，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