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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蓉蓉
（盐城师范学院，盐城，224007；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
【内容提要】 场景理论赋予文化遗产村落研究一个关于地点的美学与功能视角。在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一些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丰富的村落有机会获得创造性发展。艺术介入作为文化遗产村落创意活化与创生发展的常用手段，从经济生产和在地生活两条路径影响文化遗产村落的特色模式。一方面，艺术化村落场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加入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艺术介入所塑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向有助于本地原有居民“自者”身份的价值认同，也影响着文化异质区“他者”对文化遗产村落的接受与表达。本文以场景理论为视角，从生产、消费和美学维度来阐释艺术介入文化遗产村落的形式与内涵，以“反身性”的社会学思考正视当前文化遗产村落的创生实践过程，从功能、审美、认同等多个角度的整体性探索艺术介入特色村落创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关键词】 场景理论；艺术介入；文化遗产村落；创生
Abstract ：The Scenescapes Theory provides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 with aesthet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f loca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village vitalization and culture-travel integration，some villages endowed with rich heritage resources have gained the opportunity for creative development. As a common means adopted in the creative ac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artistic intervention explores the unique modes of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 from two aspects：economic production and local living. Onone hand，the artistic village scenescap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new production factor；on the other hand，the aesthetics embedded in everyday life shaped by artistic intervention helps local residents realize their self-identity，and influences the perception and expre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 from “others” point of view，the cultural heterogeneity. Applying Scenescapes Theory，this thesis aims to illustrat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 into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 from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and aesthetics；to envisage the present creative practice going on in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 from the view of sociological reflexivity；and to explore integrally the sustainability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 into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villages from multi-faceted angles like function，aesthetics，self-identity，ect.
Key words ：Scenescapes theory；Artistic Intervention；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s；Creation
从2008年安吉县首提“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定位到国家战略层面，关于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热潮。在中国，对农业、乡村问题的关注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改革与建设的重要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奠基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在当代语境下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和精神要素在农业、乡村问题上的参与度逐渐上升，艺术、设计在本轮乡村振兴实践中成为非常活跃的因素。
文化遗产村落是一类特殊的村落，它们往往因为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已经成为地域性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直观展现。1964年《威尼斯宪章》提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墨西哥通过《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补充了《威尼斯宪章》，提出乡土建筑遗产是社会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与其所处地区关系的基本表现。2005年《西安宣言》将文化遗产看作是动态复合的整体，提出遗产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作用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传统的与当代的，使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更加深刻。政策的更新传递出文化遗产村落工作理念的迭代，“整体观”成为文化遗产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准则：一方面，强调将文化遗产村落保护工作置于当代乡村振兴、文化多样性涵养、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中布局；另一方面，主张在个案操作层面注重文化遗产村落的内生性发展，强调对艺术介入乡村实践案例之于项目周边与乡村整体社会环境的嵌入性思考。
但本文讨论的文化遗产村落的成立条件并不限于建筑遗产的类型，如同文化遗产可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村落也可以分为以建筑构造、体系的独特性著称的文化遗产村落和以民俗、民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遗产村落。在当今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艺术介入成为文化遗产村落创意活化与创生发展的常用手段，使一批文化遗产村落得到创造性发展的机会，艺术性场景的设置与解读成为实践中最常见的范式，场景理论由此赋予了文化遗产村落研究一个关于地点的美学与功能视角。
场景，是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其本身并不是当代的新鲜事物。物质意义上的场景作为人类文明产生和变迁的空间载体，自古以来见证了无数、多样的人类历史。但是，场景理论仍然是一个较为年轻的研究视角。
关于场景问题的思考伴随产业方式变革、经济社会发展而自然产生，在场景理论提出之前，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对咖啡馆的文化意义分析，皮埃尔·布迪厄或托斯丹·凡勃伦关于阶级差异对风格和品位决定关系的分析，都已映射出对场景问题的理论思考。真正意义上的场景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经济全球化，在城市、技术、产业等因素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被“催生”出来。加拿大学者丹尼尔·亚伦·西尔（Daniel Aaron Silver）和美国学者特里·尼克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提出“场景理论”，成为新芝加哥城市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在场景理论提出之初，其核心观点是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审视城市空间，将其视为汇集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深入，场景理论的贡献逐渐突破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开始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区位文化分析框架。2019年1月，西尔和克拉克的重要论著《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的中文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将场景理论拓展为研究文化风格如何影响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普适性理论，从而致力于构建国际上首个分析地方文化风格、美学特征，以及其对地方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
场景理论强调研究对象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分析关于地点的文化意涵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场景理论引入文化遗产村落的艺术介入及创生研究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村落保护，其发展中所倡导的“整体观”原则也有利于地域文化的表达与认同，从而从经济生产和在地生活两条路径为文化遗产村落的振兴、活化提供智力支持。
文化遗产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搭载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一方面，从“有形”的物质文化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内从认识到实践的文化反思，深化了对文化遗产村落保护、发展意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当前宏观经济语境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文化遗产村落的创生实践提供了政策与经济的双重保障，使相关工作的行政沟通成本大大降低，国内优秀的项目团队得以在这一领域迅速开展工作。
对于以传统建筑、民居立项的文化遗产村落而言，艺术介入往往以村落规划、建筑修复、环境改造为主要参与手段；对于以传统风俗、民艺为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村落而言，艺术介入通过艺术设计的途径参与塑造地方文化品牌。尤其是在“宏观设计”背景下，艺术设计的研究领域在突破传统的视觉、形态范畴之后，逐步拓展为从策划到表达，进而到市场层面的全产业链设计思维。因此，是设计服务与创意设计服务（依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的多个行业领域积极参与文化遗产村落创生，成为艺术介入的主要实践手段。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一些传统民俗、技艺逐渐脱离了原本的日常生活场景，如果没有合理的传承人保护机制，大量的传统技艺文化将无以为继；一大批传统村落的年轻人口逐年流失，使村落陷入空心化的局面，治理困难，传统建筑年久失修。这样的历史过程将传统村落以地理因素区分为两类区域，前者是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周边或交通较为便利的区域；后者则与之相反。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78年，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公布，时至今日得以冠“遗产”之名的村落多数属于后者。这些历史悠久的遗产村落曾经被单纯地看作是农业生产、村民生活的“日常”场景，其生产意义通常只聚焦于传统经济增长三要素之一的“土地”意义之上。
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振兴提至首位，文旅融合和文化产业的导向为遗产村落产业转型提供了思路，互联网技术与全国铁路、公路设施的飞速发展使一场规模性的遗产村落创生发展成为可能，一批文化、艺术工作者投身其中，成为落实项目的一线力量。在这样的情境下，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文化遗产村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场景，通过艺术化的改造，“场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决定经济成败的关键因素。虽然大部分经济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但是这些要素本身无法从细节上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增长，也无法从细节上解释发生的区域原因。
当“场景”作为生产要素的概念得以确立，传统经济理论下的“村落”“土地”的概念便开始逐渐消失和转化。经典经济理论的变革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开始，他们最先将“土地”表述为关键的经济概念；接下来到马克思的理论，“土地”或多或少地消失了；随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马克思·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的研究将“土地”的概念以一种转化了的、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农耕时代以土地肥力好坏、地理便利与否为标准的评价方式逐渐消融，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舒适物”标准之上的，能传达地域文化、表达人文情感、实现精神意义的土地的场景价值。
文化遗产村落作为多样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代表，在今天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大框架下，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文化产业的视野中，传统村落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实践每天都在发生。在这种情形下，文化遗产村落的文化基因及其载体大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扮演起“生产者”的角色。艺术介入为这种交易互动提供场景，经过设置的场景表现出文化特征强化与舒适度提升的共同特征。艺术介入文化遗产村落场景设置的手段可能是简单的方法，也可能表现为复杂的物理手段，但结果一定呈现为有利于感知文化因素的具体形式。艺术的介入疏通了人的直觉对文化因素的捕捉通道。
西尔和克拉克将“美学直觉加上由欲望转化而来的活动和舒适物，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分辨不同场景”概括为场景的重要特征之一。场景成为一个容易感知却实际复杂的多维因素聚合体。《场景》一书中将场景的分析区分为三个要素（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下属15个维度；场景理论延伸了社会科学中很多重要的传统文化分析方式，于是文化遗产村落所代表的独特地方文化和人类文明通过与丰富维度的艺术化场景设置之间相互叠加，往往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在场体验。这种差异化的在场体验在文旅产业中成为体现“当地价值”的稀缺资源。当资源稀缺时，价值由此产生，多出的价值就是“场景”作为生产要素带来的贡献。如同古典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当土地稀缺时，该价值就生成地租。马歇尔打破了总是把地租归于自然所赋予的大地的经典认识，明确了土地与文化、文化与地租的联系，把租金看成是存在于任何有价值物体中的分析元素，而不再将之与物理的大地严格等同：“甚至土地的租金是看得见的，但不是作为物本身，而是作为一大属类中的主导种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德胤老师给自己的工作定位是一名乡村遗产设计师，这些年他与团队所做的项目体现了艺术创意工作介入传统村落复兴产生的积极作用，如2016年的贵州黎平县黄岗村改造项目。黄岗村之所以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一是因为它完整地保留了典型的侗族村寨村貌特征，二是因为村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节庆习俗本身就是文化遗产，侗族男声大歌的发源地就是这儿。因此，黄岗村融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典型案例。
项目改造着手探索少数民族村寨的综合发展路径，体现了艺术介入文化遗产村落场景设置的三个方面。
首先，在宏观村落场景设计方面，项目团队修复了萨坛、碾坊，完成了两个民居标本，完善了黄岗村的遗产体系，体现了文化遗产村落复兴的“整体观”。按照西尔和克拉克的场景理论，宏观环境下可利用的文化元素可以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以多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经过复合的场景强化其自我表达维度与本土真实性。《场景》一书中还描述了一种场景分析的互动方法，解释了自我表达的场景如何增强技术集群对当地的经济影响。当然，技术集群的概念还可以替换为人群或社群因素。在文旅融合的产业经济背景下，村落场景整体性在强化自我表达的同时也将具有生产性的市场价值，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其他学者在研究中所强调的文化或符号资本所产生的作用，萨坛作为侗族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祭拜仪式场所，构成了重要的文化符号。在文化产业视角下，文化符号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经转化将成为文化资本，进而促进产业发展。
其次，项目组为村寨内的普通民居设计了上下水，在公共区域增加了厕所，把村里最大的水塘进行了清理，并引入活水，大大提高了村庄环境的舒适度。“舒适”一词在场景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场景设置可以理解为各种“舒适物”（Amenities）的组合安排，“舒适”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体验，但又很难被量化，这与增加市场价值的生产性“资本”概念形成鲜明对照，却又真实体现了场景改良的“情境价值”（马歇尔，Situation Value）与“公共价值”（马歇尔，Locational Value）。
最后，项目团队完成了村族长家的住房改建及闲置禾仓改造，体现了场景改造对地点魅力的提升作用，最终实现从闲置用房到旅游产业资本的转变。在村族长家住房改造项目中，尊重传统建筑修复中“修旧如旧”的理念，再引入新旧并置的美学，在保留墙体构架的基础上，大幅提升房屋舒适度，客观上达到四星或五星级酒店评级标准。改造后的客房价格达到日均千元以上，成为当地民宿产业的示范。禾仓是一种具有侗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具有火灾时预防粮食受损、保障族群生计的功能，体现了侗族先民的传统智慧。随着国家粮食救济体系的完善与交通条件的改善，黄岗村一半左右的禾仓都被闲置，甚至成为废弃建筑。罗德胤老师的团队经过设计，依据建筑本底条件将这些废弃的禾仓改造为会议中心或者客房，实现了由闲置资源到旅游资本的转变。
在这两个案例中，既可以看到艺术介入场景设置进而盘活传统村落库存房产资源的经济逻辑，也可以看到项目改造中大面积引入玻璃材料进行通透性设计，从而完成人—景互动场景设置的设计思考。借助场景这个中介，延伸了村落原有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产业链，建立了游客与村落第三产业发展的因果关联，勾勒出文旅融合时代下文化遗产村落的动力来源。
艺术介入文化遗产村落最普遍、最直观的效果就是主体要素的美化。在黄岗村村落活化创生实践中，团队的工作集中在10个子项目上：（1）恢复萨坛（建筑项目）；（2）新建东寨门（建筑项目）；（3）禾仓景观群（建筑项目）；（4）荷花塘环境景观改造（景观项目）；（5）以沿溪步道、竹林步道、稻田步道为代表类型的步道系统（景观项目）；（6）戏台优化（景观项目）；（7）踩歌堂景观优化（景观项目）；（8）步行街；（9）道路改线及停车场建设（基础工程）；（10）改善给排水环卫等民生基础设施（基础工程）。在这10个具体的子项目中，除了最后2项是基础工程类项目外，其余8个项目均属于建筑或环境的美化改造，目的是强化具体地点的审美功能，将其塑造为村落布局中的各个“审美要素”，即一个个经过审美化处理的“场景”。根据“情境价值”理论，一些地区试图从周边的开发中获利，这种“区位价值”主要来自周边公共和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因此，经由艺术、设计介入所设置的审美场景在提高受众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增长因素，如对戏台的修复与再利用。
黄岗村的景观项目包括戏台优化，被认为是容易入手并具有显见意义的项目。戏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中国传统社会先民们文化生活的场景记忆。古戏台大多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建筑形象华丽（与周边建筑相比），二是长期依附于祠庙等宗教建筑或礼制建筑。古戏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功能型建筑，具有特定的时代风格与建筑语言，形成了一套“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例如，宋金元时期的戏台普遍采用单檐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这与它们被视为“亭”类建筑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亭台楼阁”常常被认为是用于欣赏风景的“景观建筑”，凡景色优美、令人神怡之地，若不置以此类建筑，未免令人遗憾。这类建筑既用于景观，其本身也就具有了“被观”的功能，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戏台与周边建筑往往具有更高的建造质量和装饰水准。因此，戏台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审美功能，同时它也是村民娱乐、集会的公共空间，见证着当地人的文化生活变迁。中国大部分省域均有戏台分布，它们常作为当地最高水平建筑的代表，各地不同的建筑风格投射在戏台建筑上，使戏台因此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伴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古戏台的功能已由当初公共文化消费场所转变为地方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两种身份使戏台成为一定地域空间中不同时间里的“审美要素”，构建出不同的文化消费场景。作为一种符号性很强的“审美要素”，古戏台在今天常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被重构出新的功能，以服务经济生产。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有一个叫段家登的白族聚居自然村，这个小小的村落因为一个叫作“戏台会馆”的民宿出了名。段家登的路口曾经有一个破败的戏台，戏台内有一个魁星阁（魁星是白族的崇拜对象），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主持的“沙溪村落复兴”项目选定了这里，以艺术介入的手法恢复了戏台原本的格局。当地人吴运鑫在此基础上改造戏台侧房，间隔出5个房间，后又与美国人柏昆合作将这个简单的客栈升级为现在的“戏台会馆”。借由便利的互联网传播技术，戏台会馆在相关的国际网站上好评如潮，甚至还有外交官慕名而来。旅行者在此下榻，村里有了维护老建筑的经费，村民活动中心得以维持运行，当地姑娘经过培训承担起会馆的日常运营工作，沙溪也有了对外交流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古戏台由文化、审美要素转化为乡村创生发展动力的内在逻辑。
“艺术化的生活”即是感知和使用生活中的艺术。对文化遗产村落的居民而言，他们是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建筑艺术、民间艺术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这些地域文化因素构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作为本地原有居民，他们以“自者”的身份在饮食起居、节日庆典、民俗仪式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但是，这种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生活却可能因为观念的改变而丧失其原本的审美意味，并转变为负面的情绪。
例如，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梯田的世界遗产里，一个个传统民居在“外人”看来是非常可爱的“蘑菇房”，在当地人眼中却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负面的价值判断成为传统民居活化保护的障碍，甚至在潜意识中影响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个体的文化认同对文化遗产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只有人与文化之间进行互动，才能真正带来文化发展的新活力。因此，我们不应该采用静态方式将文化遗产村落摆放到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中加以收藏和保存，而是应该以创意的方法将其活化。艺术介入作为重要的参与手段进行生活场景的审美设置，使村民对自身常态生活产生心理认同，从而赋能遗产村落，使其保持可持续发展。
理解场景理论的作用在于了解通过“舒适物”的设置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体验，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生活和选择。在场景理论中，“舒适物”通常是指能给使用者带来愉悦体验的场景要素，可以对价值体验和社会情感共鸣产生影响。这为艺术介入遗产村落存量资源的舒适化改造赋予了意义。例如，在上述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族民居的案例中，屋顶以茅草修建、形状酷似蘑菇的当地传统民居作为哈尼族文化最重要的外部表征，实际却存在着光线昏暗、人畜混居、卧室狭小三大缺点。这种功能上的缺陷使传统居民不能满足居民因生活方式变迁所引起的居住需求变化，因此，尽管“蘑菇房”体现了上千年来哈尼人应对当地气候和资源条件做出的最优选择，在景观上也与当地梯田环境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和谐关系，但还是出现了巨大的衰退迹象。2012年4月，“红河哈尼梯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相关工程开始实施时，当地全福庄中寨的传统民居两年内减少近半，令人痛心的同时也反映出关于居住的新旧理念之间的巨大冲突。罗德胤项目团队利用技术手段从扩大门窗面积、整体构架抬升、内部空间功能重构三个方面入手，在保证改造之后建筑外观没有发生大变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室内居住条件的基本现代化。室内场景的舒适化提升了居住体验，对化解传统民居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保护文化遗产的整体观与活化观本不能以牺牲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相反，遗产区居民“自者”的文化与价值认同会演化为一种红利，促进区域发展的生态演进。在这个案例中，居民的认同与居住选择才是“蘑菇房”能够延续的保障，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探索了一条传统民居通过场景舒适化改造而适应现代化生活的技术路径，其中可以看到明显的艺术设计介入痕迹。
“自者”和“他者”代表了文化遗产村落创生实践中的两个群体，也代表了观察、处理问题的两个视角。“自者”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是作为“执行者”的思想前提，是地域文化活态传承的基本保障；“他者”的认同则为遗产村落的创生发展注入了外部力量，尤其是在文旅融合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自“他者”的艺术表述时常影响着村落实践的价值环境。
按照艺术人类学的方法理论，“他者”的视野强调从文化外部对文化进行审视和理解，其身份内涵可理解为对地区文化感兴趣、做研究或者具有其他目的性的群体。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曾经说过，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在遗产村落研究中，占据话语主导权的往往是那些“他者”，比如学者、政府要员、文化产业者，等等。
场景理论容易通过体验、消费等环节对“他者”产生影响，使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对文化遗产村落做出表述。当前，文化遗产村落的保护理念有一种倾向：在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记录、保存、保护的基础上，并不反对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适当开发和利用。在实践中，即便传统文化保护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之间存在矛盾，无论是“文化生态保护区”还是“文化遗产开发区”，艺术介入场景设置也都能辅以助力。在强调文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工作着眼于维护、修复和滋养区域性文化生态，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均与居民日常生活交织一体，场景设置以“弱景观”的原则介入，适当提升体验的舒适度，这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在“抢救性保护”实践中倾向的做法。在“文化遗产开发区”，鼓励文化遗产资源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如《印象·刘三姐》对壮族传统文化中刘三姐故事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再生产，《印象·丽江》以雪山为背景，以当地民俗文化为载体进行了艺术加工，两者的演出均获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张艺谋对演出的场景要求极高，有评论指出：“对《印象·丽江》而言，如果没有海拔3 000米以上的雪山作为背景，就难以将生命的真实与震撼体现淋漓。”可见场景设置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积极的外部认同在信息传播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对区域发展争取外部政策或经济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艺术介入文化遗产村落场景美化的内生逻辑是服务当地居民生活，本土真实性是遗产村落场景设置不能回避的问题。“文化遗产村落”这一命题已经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特殊的村落群体，无论是按照《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历史信息标准，还是依据《巴拉宪章》的文化重要性原则，“文化遗产村落”都是一群“稀有村落”的集合，针对“文化遗产村落”的任何保护、创生实践都应将维护文化多样性作为基本前提，拒绝同质化、抽象化的单一场景设置。
在今天乡村振兴、遗产保护、文旅融合三力齐发的语境下，文化遗产村落面对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在此时引入场景理论介入乡村文化遗产村落创生实践也就具有更现实的研究意义。在产业、传播、交通等因素迭代的社会语境下，政策与资本的介入很难说一定是积极因素，许多遗产村落的文化本底面临解构、重构与再生产的现实考验。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之路，还是以传统文化为生产要素的再生产模式，艺术介入目标场景的设置都只有在正确的观念和原则引领下才能实现文化遗产村落的可持续创生发展。
尊重传统文化与当地生活、维护文化多样性是成功案例的共同特质。对文化遗产村落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本来就已经存在，场景理论的介入原则不是要刻意设置一个空间，而是要顺应本来的存在。因此，文化遗产村落的创生实践绝不是资本和建筑师的演绎场，也不是政策的试验田，延续乡村的原有脉络比改变乡村更为重要。
在艺术介入村落创生的具体项目中，首先要研究当地的文化、风格、发展过程，因为任何对原有资源的改造、设置都需要将这个场景嵌入当地文化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去考量，任何艺术介入的手段都应当注重对场所特质和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回归。所谓场景理论的视角，就是要求在看待传统村落问题时，不仅要看到“景”和“物”，更要看到“场景”和“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以更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处理文化遗产村落创生实践的相关问题，发挥场景的力量，使传统村落焕发新的生机。
［1］马金剑，吕学昌，高宜生.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策略探究——以蒙阴县岱崮镇岱崮村的保护发展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议论文集，2018：2.
［2］李林，李舒薇，燕宜芳.场景理论视阈下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J］.上海城市管理，2019（1）：7.
［3］［加］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47.
［4］［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87.
［5］［加］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46-147.
［6］罗德胤.从修旧如旧到新旧并置美学的思考［Z］.CC讲坛，2019-05-04. http://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9-04-19/doc-ihvhiqax3849467.shtml.
［7］罗德胤，秦佑国.古戏台，戏曲文化的建筑遗存［J］.中国文化遗产，2013（5）：25-26.
［8］范亚昆.民宿时代［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233.
［9］麻国庆，朱伟.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72-173.
［10］孙娜，罗德胤.哈尼民居改造实验［J］.建筑学报，2013（12）：38.
［1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8.
［12］麻国庆，朱伟.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