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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茅盾的说法，沈泽民回到上海以后，进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而张琴秋则继续做妇女工作。茅盾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张琴秋回到上海以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去沪东区担任中共区委委员，当时沪东区的区委书记是罗铁成，组织部长是钱静庵。
沈泽民回到上海和组织联系上以后，对国内的社会情况十分不了解，对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十分陌生。许多过去的革命同事，现在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叛变的叛变，沈泽民不敢轻易去接触革命队伍里曾经熟悉的人。但是，沈泽民肩负着送达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的使命。在没有将信送到中共中央之前，却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并且向他泄露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以致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明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拥护六届三中全会转为反对三中全会。原来，1930 年 9 月 24 至 28 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本人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并且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王明开始也拥护三中全会，并且也接受党中央派他去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决定，但是当他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不仅沈泽民）那里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以后，立刻态度大变，从拥护转而反对三中全会。并且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以“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为由，向党中央发难。瞿秋白在 1930 年 11 月 22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王明、沈泽民等人，认为“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警奇与发生其他倾向”，认为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策划下，1931 年 1 月7 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米夫的主张得到王明、沈泽民等自苏联回来的人的支持。所以四中全会上，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落选政治局委员，王明、许畏三、沈先定、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之后，沈泽民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然而，沈泽民与王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王明是有政治野心而且是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而沈泽民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而又理论脱离实际的年轻革命家。所以，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沈泽民和瞿秋白的友谊依然，还和胞兄沈雁冰说起瞿秋白的处境，并为瞿秋白夫妇深深担忧。当时国内一片白色恐怖。1931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七人，旋经“国民政府”批转各地执行。内称“查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七人系共产党中央委员，……兹拟一律悬赏通缉，获案严办，并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其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五人各一万元。”
不过这个密电转发时，沈泽民已经在苏区了。
四中全会以后，回到国内不久的张琴秋，在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的过程中，同样有着对国内革命实际情况不了解，理论脱离实际，唯共产国际是从的毛病，认为从共产国际过来的指令都是正确的。据李初黎回忆，1931 年 1 月 18 日左右，已经是沪东区委委员的张琴秋，陪同李初黎去华德路小学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会上，大多数同志都表示坚决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张琴秋见到这样的情况，十分惊讶，就说：“你们坚决反对四中全会，我就代表区委解散你们的支部！”
由此而引起基层同志更加激烈的反对。
但是，对妇女运动有丰富经验的张琴秋，了解了国内妇女运动的状况后，提出了切合当时形势实际的意见。她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了《实行妇女工作中的转变》一文，建议妇女运动中“首先要在组织方面加强，尽量多吸收女工干部到领导机关里来，各妇委领导机关的人数，须要减少，并尽量派到各生产部门去活动，把我们的工作建到厂内去，加强支部的核心作用，使支部真正能领导全厂工友起来斗争，必须使女工了解，要解放自己，必须自己起来参加斗争。这个参加斗争，并非为别人，也决不是看某人的面子，正是为自己。”
此时，已经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沈泽民，又和出国前一样忙碌起来。四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的人，也到上海指手划脚，听汇报，作指示。沈泽民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雷利斯基在 1931 年 2 月 8 日找沈泽民谈话，就《红旗日报》《实话》报和《布尔塞维克》杂志的工作，听取汇报，指示工作。后来，2 月 23 日、3 月 2 日，雷利斯基又两次找沈泽民谈话。从现在留下来的谈话记录看，共产国际的官员常常居高临下，指示中国年轻的革命者如何如何，所以，当年的许多“左”的做法，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
为了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将一批来自苏联莫斯科的干部派往各个苏区，去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1931 年 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让担任宣传部长一个月左右的沈泽民去鄂豫皖苏区鄂豫皖中央分局担任书记。同时决定，沈泽民夫人张琴秋一同前往。当时，沈泽民、张琴秋夫妇知道党中央安排他们去鄂豫皖苏区参加革命斗争以后，非常高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刻苦学习的革命理论，可以去苏区实践了，可以在革命根据地大展身手了，能够与根据地的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是沈泽民夫妇梦寐以求的事。所以沈泽民、张琴秋一方面移交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做去鄂豫皖苏区前的准备。茅盾在回忆录中，专门讲到沈泽民夫妇去苏区之前到他家里的情景：
1931 年 4 月底，泽民西服革履，琴秋旗袍烫发，来向我们辞行，他们要到鄂豫皖苏区去。原来一月间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左”倾路线后，党在白区的活动已十分困难，而苏区的土地革命却蓬勃发展，地区日益扩大，因此，三月间党中央决定迁到苏区去，一部分人到中央苏区，另一部分人包括泽民、琴秋还有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先走，泽民和琴秋则拖到五月一日才成行。我知道当时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很艰苦的，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出由衷的欣喜。母亲对他们的著这一身打扮去苏区不放心——敌人一眼就会生疑。泽民笑着说：妈妈放心，这套行头是他们在上海的化装，去苏区是要另换装束的。他们那天在我家中盘桓了大半天，互祝珍重而别。谁又想得到，我们与泽民的一别，竟成了永诀！
茅盾的这段至情至性的文字，回忆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茅盾和沈泽民都是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就参加共产党的年轻老革命。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 50 多个党员，沈雁冰家里就有两位！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其中心区域为鄂东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黄陂、孝感、黄冈、罗田、蕲水（今浠水）、蕲春、黄梅、广济，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潢川、信阳，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今属湖北）、舒城、潜山、太湖、宿松，共计 20 多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其周围有红军游击区域达 40 多个县。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带淮河，且与湘鄂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同中央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所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地位非常重要。而此时，沈泽民夫妇明明知道，去苏区将是艰苦卓绝的事情，但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沈泽民、张琴秋依然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充满了共产党必胜信念。所以，他们是怀着革命乐观主义走进鄂豫皖苏区的。
茅盾晚年的这段回忆中，在史实上，有些不够准确的地方，如“张国焘先走”，事实上，张国焘没有先走，而是在沈泽民出发以后再走的，沈泽民夫妇是 1931 年 3 月下旬到达苏区。在沈泽民离开上海以后，中央又任命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取代沈泽民的中央分局书记，于 4 月 11 日秘密到达苏区的。至于茅盾说当时沈泽民夫妇是 5 月 1 日才启程，时间上也是不对的，事实上，沈泽民夫妇是在 3 月 22 日秘密从上海坐火车出发的。
沈泽民夫妇在离开上海前夕，除了专门去哥哥沈雁冰家里告别外，还专门去瞿秋白家里告别。瞿秋白夫妇热情招待了沈泽民夫妇，他们本来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杨之华和张琴秋又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又在一起学习，所以用茅盾的话来说，瞿秋白和沈泽民的友谊，比与茅盾的友谊还要深厚。瞿秋白将苏联同志送给自己的钢怀表送给沈泽民，认为去苏区，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可能更需要它。瞿秋白夫妇和沈泽民、张琴秋依依惜别并相约：革命胜利以后在上海相见！
此时，中央决定张闻天同志接替沈泽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职务，3 月 2 日，张闻天正式从挚友沈泽民那里接手中宣部长的工作。此后，沈泽民、张琴秋开始等待中央关于他们去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安全安排。一直等到 3 月 20 日左右，沈泽民夫妇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离开上海，奔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当时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中央委员沈泽民，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等。其中，中央对沈泽民的任命有个变化过程。1931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明确：“中央局的组织定九人”，“以泽民同志为书记。”后来就是根据这样的决议，沈泽民携妻子张琴秋秘密离开上海的，当他们开始踏上西去的列车时，中央又决定任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取代沈泽民，担任分局书记。所以沈泽民夫妇到达苏区以后，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经武汉，于 4 月 11 日到达中共鄂豫皖特委所在地打虎山；17 日晚上，在商城亲区与沈泽民、张琴秋汇合后，一起参与领导第二次反“围剿”。5 月 12 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光山县新集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分局。分局委员由 11 人组成，其中中央指定的有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旷继勋、舒传贤、方英、柯庆施（未到任），在当地增补的有郭述申、高敬亭、周纯全；候补委员有甘元景等 15 人。同时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组成常委会，张国焘任书记。5 月 16 日，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鄂豫皖分局成立并开始工作。
分局成立以后，紧接着就成立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秘书处、经理处、军医院、航空局等。同时成立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陈昌浩任书记。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路线”从组织上开始控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全权代表，积极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组织、思想路线，脱离实际，瞎指挥，照搬苏联的一套，使根据地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造成惨痛损失。1931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央鄂豫皖分局在新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旗帜鲜明地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认同四中全会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
在 5 月 16 日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之前，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指定沈泽民为省委书记。6 月，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沈泽民为书记，郭述申任组织部长，徐宝珊任宣传部长，费子民为秘书长，负责筹备鄂豫皖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以选举产生鄂豫皖省委。开始定在 11 月 11 日召开，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推迟到 1932 年 1 月 10 日召开。沈泽民正式当选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高敬亭、周纯全、成仿吾、汪友卿、郑位三、耿显义 7 人组成常委会。高敬亭任组织部长，成仿吾任宣传部长。
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们走进鄂豫皖苏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要在大山沟里过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国民党惨绝人寰的杀戮，张国焘的肃反，决策者在战略战术上错误……以前在莫斯科学习的理论，在中国的革命根据地，竟然是那样水土不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沈泽民，坚信共产主义信念的沈泽民，在处处碰壁，经历过生死考验和血的经验教训之后，才醒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