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两上皇驾崩及废太子之变

一、淳和上皇撒骨青山之遗诏

承和六年（839年）之后，后上皇（淳和）染病，到了承和七年（840年）五月，病情加重。于是，淳和上皇自愿落发出家，并下诏皇太子（淳和天皇皇子恒贞亲王），要求身后之事一切从简，所有仪式全部废除。并愿火化身体，化为粉末，撒入山中。

承和七年（840年）五月八日，后上皇（淳和）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当晚，依照后上皇（淳和）遗诏，后上皇（淳和）被火葬于山城国乙训郡物集村。《续日本后纪》等记载：

御骨碎，奉散大原野西山岭土。

如此作为，实在令人惶恐不忍。可见当时迷信佛教的程度，可以算达到了巅峰。即便尊贵如上皇，也是如此，其余众人，就更不必说了。

二、嵯峨上皇薄葬之遗诏

自承和八年（841年）起，先上皇（嵯峨）也开始患病。各大神社、大寺等数次为嵯峨上皇作法祈福，却依然不见好转。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嵯峨上皇病重，并留下遗诏。《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842年）七月条记载：

余昔以不德，久忝帝位，夙夜兢兢，思济黎庶。然天下者，圣人之大宝也，岂但愚戆微身之有哉。故以万机之务，委于贤明；一林之风，素心所爱。思欲无位无号，诣山水而逍遥；无事无为，玩琴书以淡泊。后太上皇帝陛下（淳和），寄言古典，强我尊号，再三固辞，遂不获免。生前为伤，殁后如何？因兹除去太上天皇（淳和）之葬礼，欲遂怀素之深愿。故因循古事，别为之制，名曰送终。曰：夫存亡天地之定数，物化之自然也。送终以意，岂世俗之累者哉。余年弱冠，寒痾婴身，服石变热，颇似有验。常恐夭伤不期，禁口无言，是以略陈至志。凡人之所爱者，生也；所伤者，死也。虽爱，不得延期；虽伤，谁能遂免。人之死也，精亡形销，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体归于地。今生不能有尧舜之德，死而何用重国家之费。故桓司马之石椁，不如速朽；扬王孙之裸葬 ，不忍为之。然则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而重以棺椁，绕以松炭，期枯骨于千载，留久容于一圹，已乖归真之理，甚无谓也。虽流俗之至愚，必将笑之。丰财厚葬者，古贤之所讳。汉魏二文，是吾之师也。是以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作棺不厚，覆之以席，约以黑葛，置于床上，衣衾饭唅，平生之物，一皆绝之。复敛以时服，皆用故衣，更无裁制，不加缠束。着以牛角带，择山北幽僻不毛地，葬限不过三日。无信卜筮，无拘俗事（谓谥 含饭咒愿忌魂归日之事），夜刻须向葬地，院中之人可着丧服而给丧事，天下吏民，不得着服。而供事今上者，七日之间，得服衰绖，过此早释。（中略）后世之论者，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实悲冥途，长为怨鬼。忠臣孝子，善述君父之志，不宜违我情而已。他不在此制中者，皆以此制以类从事。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驾崩，享年五十七岁。嵯峨上皇曾跟随最澄、空海等修习止观 的玄理，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遗诏。于是，仁明天皇根据遗诏，下令百官及各地不必举哀素服，并于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十六日将先上皇（嵯峨）葬于嵯峨院北山。丧事费用为商布二千段、钱一千贯文。仁明天皇因先上皇（嵯峨）下葬之地而尊其谥号为嵯峨天皇。

三、承和废太子之变

嵯峨上皇下葬后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大事。《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十七日条记载：

是日 ，春宫坊带刀伴健岑、但马权守从五位下橘逸势等谋反。事发觉，令六卫府固守宫门并内里（大内），遣右近卫少将藤原富士麻吕、右马助佐伯宫成，率勇敢近卫等，各围（伴）健岑、（橘）逸势私庐。于时，伊势斋宫主马长伴水上，来在（伴）健岑庐，有嫌疑，同被捕。又召右近卫将曹伴武守、春宫坊带刀伴甲雄等，令解兵仗，并五个人分付左近卫、左卫门、左兵卫三府，并令杻禁。仰左右京职，警固街巷，亦令固山城国五道，遣守宇治桥、大原道、大枝道、山崎桥、淀渡。先是，弹正尹三品阿保亲王缄书，上呈嵯峨太皇太后（仁明天皇生母橘嘉智子）。太后（橘嘉智子）唤中纳言正三位藤原朝臣良房（即藤原良房）于御前，密赐缄书，以转奏之。其词曰：今月 十日，伴健岑来语云，嵯峨上皇，今将登遐，国家之乱，在可待也，请奉皇子（恒贞亲王），入东国者。书中词多，不可具载。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庚戌，十八日，遣参议左大辨正躬王、参议右大辨和气朝臣真纲（即和气真纲）于左卫门府，推勘橘逸势、伴健岑等谋反之由。日暮不得问究。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十九日，穷问罪人，奏其日记，捕春宫坊舍人伴氏永，付右卫门府，以（伴）健岑之徒弟也。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壬子，二十日，遣左大辨正躬王、右大辨和气朝臣真纲（即和气真纲）于左卫门府，拷问（伴）健岑、（橘）逸势等。

《水镜》记载：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十七日，平城天皇御子，阿保亲王者，送文书于嵯峨太后（橘嘉智子）御前，曰：“春宫之带刀，名曰（伴）健岑者来访，言太上天皇（嵯峨）已失，世中将大乱，请奉东宫（恒贞亲王）于东国。”忠仁公（藤原良房谥号）时为中纳言。太后（橘嘉智子）命其将阿保亲王之御文，奉于帝（仁明）前。此事乃但马权守橘逸势之谋划，东宫（恒贞亲王）不知。

由此可见，嵯峨上皇驾崩之后，确实是马上就发生了谋反事件。而《续日本后纪》中记载的七月十日伴健岑等人已有谋划的细节应该也是实情。因为这件事，仁明天皇决定废太子。《续日本后纪》记载：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乙卯，二十三日，敕使左近卫少将藤原朝臣良相（即藤原良相），率近卫三十人（《日本纪略》记载为四十人），围守皇太子（恒贞亲王）直曹（于时天皇权御冷然院，皇太子从之），唤集带刀等，令脱兵仗，积置于敕使前。又直曹前右兵卫阵下，张幄一宇，散禁坊司及侍者带刀等于其中。自余杂色诸人，散禁于左右卫门阵。又遣左卫门权佐藤原岳雄，右马助佐伯宫成等，率近卫，唤绊大纳言藤原爱发、中纳言藤原吉野、参议文室秋津，幽于院中，各异其处。

是日，诏曰：现神大八洲国所知倭根子天皇诏宣御命，亲王诸王、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众闻食宣：不虑之外，太上天皇（嵯峨）御崩，尚无昼夜，哀迷焦思。春宫坊带刀舍人伴健岑，乘隙与橘逸势合力，构成逆谋，倾亡国家。皇太子（恒贞亲王）不知其事，因不善人而相累。又多人云：先先令法师等，行诅咒事。又近日亦有某人云，属坊人等有谋，若推究其事，恐多非善事。加以顾后太上天皇（淳和）之厚恩，不知究求其事。今思直停皇太子（恒贞亲王）之位，彼此无事，善有思。又太皇太后（橘嘉智子）御言，故是以赐停退皇太子（恒贞亲王）之位，又可知事因人为，大纳言藤原爱发废职京外，降中纳言藤原吉野为太宰员外帅，降春宫坊大夫文室秋津为出云国员外守，任赐宥赐。（中略）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丙辰，二十四日，废皇太子（恒贞亲王），刃四口纳袋，付敕使右近卫少将藤原朝臣富士麻吕（即藤原富士麻吕），进藏人所，二口纳珠绳，二口纳帛袋。敕遣使于嵯峨山陵，告废太子状。（中略）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戊午，二十六日，集废坊诸人于右卫门阵庭。诏曰：（中略）搜求事理，于皇太子（恒贞亲王）无所避之，因兹皇太子（恒贞亲王）（中略）退毕，相随人等其罪不轻，须随法定罪，然而，御心有所思，殊宽免之。坊司并品官、佐官以上，及侍人、藏人、诸近仕者等，又司长以上皆当流罪。

春宫大进藤原高直被降为骏河国权介，以下六十余人被贬。橘逸势被革除本姓，贬为非人，流放伊豆国。伴健岑被流放隐岐国。橘逸势被革除本姓，是为避嵯峨太后（橘嘉智子）的讳。《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842年）八月条记载了皇太子（恒贞亲王）被废时的状况：

承和九年（842年）七月甲戌，十三日，遣参议正躬王，送废太子（恒贞亲王）于淳和院。备前守纪长江，自院逢迎。其仪，驾小车出禁中，到神泉艮角，驾牛车。先是，童谣曰：天打琵琶，玉儿牵枯坊，牛车善，辛莒之华。

《水镜》在前面谋反的记录后继续记载：

东宫（恒贞亲王）畏惧，请辞太子。帝（仁明天皇）曰：此事乃（伴）健岑一人谋划，东宫无罪，无须多虑。于是，东宫不变。（中略）帝（仁明天皇）行幸冷泉院以避酷暑，东宫（恒贞亲王）觐见。不知何处传来帝令：因（伴）健岑教唆东宫，故将东宫宫司、带刀、近侍等百余人抓捕，并将东宫移至淳和院。

四、废太子事件的内情

根据前一小节中的史书记载，此次“废太子之变”的起因是有人密谋拥立皇太子（恒贞亲王）篡位夺权。然而，这件事并没有所谓的主谋，行事的也只有伴健岑及橘逸势二人。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首先，伴健岑根本就没有策划这件事的实力。橘逸势也只不过是区区但马权守，不仅没有什么权势，而且当时身体也不太好。《文德实录》“（橘）逸势赠位”条橘逸势略传中记载：

（橘）逸势者，右中辨从四位下（橘）入居之子也。为性放诞，不拘细节，尤妙隶书，宫门榜题，手迹见在。延历之季，随遣唐使入唐，唐中文人，呼为橘秀才。归来之日，历事数官，年老羸病，静居不仕。

橘逸势当时已经是病弱闲居的状态，又怎么会去图谋篡位呢？就算他有这样的图谋，也没有能力付诸行动。《文德实录》后面继续写道：

承和九年（842年），连染伴健岑谋反事，掠拷不服。

可见橘逸势获罪是因为连坐，特别是“掠拷不服”一句，说明他因嫌疑而被问罪，但即便被拷问，也不肯认罪。而“宫门榜题，手迹见在”一句则表明，宫门的匾额上橘逸势的题字，直到文德天皇即位的嘉祥三年（850年）依然还在。这固然是因为他书法秀丽，但宫门是天皇至尊通行之所—一个连姓氏都被剥夺的谋反之人的笔迹，却没有被撤下，这就颇值得玩味。这也就是说，橘逸势的罪名，表面上是因为废太子之变，但其实另有内情。橘逸势本人只是一时的牺牲品，但还没到需要撤下他的题字的程度。

因此，文德天皇即位之初，便追赠橘逸势为正五位下，并准许他归葬本乡。嵯峨太后（橘嘉智子）驾崩时又对橘逸势有特赦。到了仁寿三年（853年），橘逸势又被再次追赠为从四位下。当时有传言说他鬼魂作祟，就更证实了这件事背后确实有冤情。

要说这次事变的主谋，其实根本没有。这次事变，应该是藤原良房一派为了将后来的文德天皇册立为皇太子而策划的阴谋。在此之前，他们应该已经计划许久，只是一直在等一个时机。

仁明天皇即位之初，就将恒贞亲王（淳和天皇第二皇子，其母为嵯峨天皇第一皇女正子内亲王）册立为皇太子。后来皇太子（恒贞亲王）进宫觐见仁明天皇时，《续日本后纪》记载：

（仁明）天皇御紫宸殿，皇太子（恒贞亲王）始朝觐，拜舞升殿。东宫采女馐馔，未及下箸，敕赐御衣，受之拜舞，早退，以当日需拜谒两太上天皇也。于时皇太子（恒贞亲王）春秋九龄矣，而其容仪礼数，如老成人。

文中“馐馔，未及下箸云云，早退”一句—纵使还要拜谒两位上皇，但这么流于形式的朝觐，也是史上少有的，可见仁明天皇心中对这位皇太子并不十分满意。这次立太子，只不过是嵯峨上皇对淳和上皇的回礼，而并非出自仁明天皇的本意。

特别是“容仪礼数，如老成人”一句，既是一部分人的感叹，也是藤原良房一派忌惮之处。

同年，即天长十年（833年）七月，田邑亲王（文德天皇）朝觐。《续日本后纪》记载：

第一亲王（田邑亲王）朝觐，于时春秋才是七岁，而动止端审，有若成人，观者异之。

不过，《续日本后纪》是清和天皇贞观十一年（869年）春澄善绳等奉清和天皇之命而编纂进献的，所以记录天皇的父亲幼时，自然会使用敬重的语气。不过，既然是史书，应该也是采信了当时部分人群的言论编撰而成。而田邑亲王的生母是藤原冬嗣的女儿，所以这样的言论应该是出自藤原良房一派。

由于两位亲王都十分聪敏，藤原良房一派想要废旧立新却找不到好的借口，所以才制造了这起疑案。《水镜》中“帝（仁明天皇）行幸冷泉院以避酷暑，东宫（恒贞亲王）觐见。不知何处传来帝令：因（伴）健岑教唆东宫云云”这一句，可见这件事应该是刻意谋划的。

随后，承和九年（842年）八月四日，左大臣藤原绪嗣为首上表请求册立田邑亲王为太子。表文中说：“系当正统，性有温恭”—在同样聪明的两位皇子中，选择年纪更小的一位，只因为他是当今天皇的嫡子—这也是坦白他们想要了“奉立正统”的期望。

次年，即承和十年（843年）十二月的“文室宫田麻吕之狱”，也是因为受到这件事的牵连。《续日本后纪》承和十年（84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条记载：

散位从五位上文室朝臣宫田麻吕（即文室宫田麻吕）之从者阳侯氏雄，告（文室）宫田麻吕将谋反。遣内竖唤（文室）宫田麻吕，即副使参于藏人所，即禁（文室）宫田麻吕于左卫门府。

这位文室宫田麻吕和前面的伴健岑、橘逸势一样，身居散位，也就是闲散之人，而且位阶不过是从五位上。说他谋反，完全是疑点重重。而且《续日本后纪》记载，承和十年（843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仁明天皇派左中辨良岑木连、右中辨伴成益审问文室宫田麻吕，并搜查他的府邸。从他京中的住宅中搜出弓十三张、剑筒三具、矢一百六十枚、剑六口，从他难波的住宅中搜出胄两枚、零落的甲二领、剑八口、弓十二张、箭筒十具、矛三柄。除将他本人收至右近卫府以外，没有连坐其他同谋。

文室宫田麻吕虽涉谋反之罪，却没有被判死罪，而是处以流放伊豆国。他的长子内舍人文室忠基被判流放佐渡国、次子文室安恒被判流放土佐国、从者二人被判流放越后国及出云国。

然而，即使当时重文轻武，但二十几张弓、一百六十多支箭、十余口剑，能够成什么事呢？特别是甲胄之类，不过零散的二领 而已。稍微推理一下就能明白，伴健岑也好，文室宫田麻吕也好，都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想必这些人，如伴健岑，可能作为皇太子（恒贞亲王）身边的人，观察到朝廷中关于废立的局势，忧愤之余，暗暗担心政敌的谋划会伤害到皇太子（恒贞亲王），所以建议过皇太子（恒贞亲王）避祸东国之类。而文室宫田麻吕估计也只是对同族文室秋津被连坐之事出口议论而已。

总之，此次废太子事件完全是出自藤原良房的策划，但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阿保亲王出面告发，从中也能看出藤原良房的权谋。

第二年，即承和十一年（844年），由于左大臣藤原绪嗣已经去世，右大臣源常（嵯峨天皇皇子）升左大臣，大纳言橘氏公升任右大臣。当时的诏书是这样写的：

橘氏公为朕近亲，又可侍奉在次，赐官右大臣。

可见外戚确实更容易得到天皇的信任。 X88p7zQ1u+x52LWNO23VAax5Av6Uz+2YtUx0XXqxnJJJ27+rgXwh8IcuqJWbsG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