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全鉴》是一本语录体兵书。蔡锷于1911年夏完成，全书共12章。本书各章分设四个部分：导读，对该章内容进行提纲挈领的概述；原文及注释，收录《曾胡治兵语录》原文，对原文难解字词进行释解；译文，对原文进行白话文解读翻译；故事链接，分享与该章内容相关的故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思想。

全书依次分为，《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共12章，几近囊括曾国藩、胡林翼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思想，蔡锷于每章均附按语。

《将才》与《用人》两章，分别主要论及高级将领所需具备的道德素质和中下级军官的选拔、培养。这两章虽是论述军官武人，实则同于儒家士大夫之正心、修身。盖因晚清社会腐化、政治糜烂之风日盛，军队也不例外。先是八旗，后是绿营，均已腐败不堪，将贪兵弱，军纪松弛，竟无一毫战斗欲望与力量。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曾胡二人治兵先治人心，重视为将者之道德素质，提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一说。蔡锷将此部分置于首章与次章，自然也是赞同、推崇这点的。至于下级军官乃至兵卒，则更注重培养，而非如求将那般优先注重自身品质。

实际上，对于人心、道德的重视，贯穿曾胡二人昔日身体力行之治兵始终，自也贯穿本书之始终。这也是曾胡二人治兵的特点，以儒家伦理忠义激发、驱动己身之良心、血性，以己身之良心、血性驱动己身之作为。心不正，则身不修；身不修，则事难成。

《尚志》《诚实》《勇毅》三章，皆论及军人之修养素质。“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曾胡二人认为，人需有远大志向。身为统兵将官，纵不能淡泊名利，亦不能钻营爵禄，蝇营狗苟。正如胡林翼所说“不患愚民难治，而在士大夫好利忘义”。因而，曾胡特别重视人品质朴、诚实，提倡有血性之浩然大勇。

《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五章，皆论及平时练兵的方略原则。军纪严明，如“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赏罚分明，如“举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则须循名核实”。以仁爱待兵，如“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举措得当，如“百种弊端，皆由懒生。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

《兵机》《战守》两章，皆论及用兵及攻防。既有具体的战术布置，如“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扎营宜深沟高垒”；又有战略上的概括，如“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

纵观曾胡二人语录，就会发现太多相似之处。选人、用人，及带兵、人才培育，无不依仗儒家忠义与伦理道德；用兵及攻守方略、战术，亦无不脱胎于古之军事成法。故二人别于他人而终成一番功业，其事理则自在其中。这也是蔡锷撰写《曾胡治兵语录》的缘由。

蔡锷萌生整理编纂《曾胡治兵语录》原因有二：一则他认可曾胡二人的儒学立身与所立功业；二则曾胡二人去日未远，昔日之时局颇与蔡锷之时相仿，且二人之作为大都在于武功，正可为当下军人所效仿。

曾胡发际之日，正值太平军崛起之时，东南十余省尽数沦陷。外有列强蚕食，内有战乱不断，国家朝不保夕。曾胡二人本一介书生，凭一腔热血弃文从戎，挽救危难。其间遭遇种种不堪，几不自保，然终将统兵、战阵等军事才能发挥到极致，援民众脱于水火，使国家免于割裂。

1911年（宣统三年）中国已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清政府于外无力抗衡列强，于内无策安民乐业，救国之声此起彼伏。是年四月，广州同盟会起事，后又逢英军侵入云南片马地区，当时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任云南新军十九镇协统。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命蔡锷准备一番军人精神的讲话，蔡锷遂起意编纂，以呼吁同辈军人奋起为国。

《曾胡治兵语录》成书于1911年夏，当时并未流行于世，而仅作为教材。1917年，蔡锷去世一年后，上海振武书局首次公开印行，梁启超为之作序。此后，该书才广播于世人，20世纪90年代后，更是衍生诸多版本，被后人推为中国历史“十大兵书”之一。

解译者
2020年5月 SBo7gO9yKDlTKzrEbnRQ+tMeGsNYhgVQ7U4KeO4J+EOW22Usgkx9EzCAsUgC/O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