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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炫耀自己的财富而隐瞒自己的贫穷，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与人同甘而不愿与人共苦。如果我们贫寒的窘境被迫曝光于众，并没有人能够想象我们遭受了多大的苦难，甚至连一半都想象不到，这种羞辱简直无以复加！正是因为考虑到世人存在这种情感倾向，我们才追求富贵荣华而避免陷入贫困。世人日夜操劳、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贪婪无度、野心勃勃，追求财富、争权夺利、追求地位，又有何终极目标呢？难道只是为了提供日常所需？那么普通劳动者最低工资就足以提供了。我们发现，这些工资足以令其衣食无忧，居住舒适，且能养活全家。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他的经济状况，我们还会发现他将大部分工资都用于购买一些可以被视为奢侈品的生活便利品；而且在特殊的情况下，他甚至会为了博取虚名或荣耀而捐赠一些物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厌恶他的处境呢？为什么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过着上等生活的人士，害怕落入他那种粗茶淡饭、茅屋陋室、破衣烂衫的窘境，即使无需从事劳动，也觉得简直生不如死？难道他们认为自己的胃要比别人的更高级些，或者认为自己住在宫殿里会比住在茅舍里睡得更安稳些？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明说罢了。那么，不同阶层人士之间普遍存在的那种攀比之心从何而来？为了实现所谓的人生的伟大目标，也即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瞩目、被人关心、惹人同情、获得自满、博得赞许，这都是我们为了这一目标所能谋求的利益。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舒适或快乐，不过是虚荣心罢了。然而，虚荣心往往是建立在相信自己受人瞩目和被人赞许的基础上。
富人之所以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财富，是因为他认为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的瞩目；也是因为他感到，他的有利地位很容易使他产生令人愉快的情绪，这样的话，他就更容易得到世人的认同。想到这里，他的内心仿佛都要膨胀起来。而且正因为如此，他对财富的喜爱，更甚于对财富给其带来的其他好处的喜爱。相反，贫穷让穷人感到羞耻。他觉得，贫穷会令人忽视他的存在，即使对他有所关注，也不会同情他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这两种情况都令他十分难堪。因为虽然被人忽视与不被人赞同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地位卑微犹如乌云蔽日，令我们无法享受荣誉和赞许的阳光照耀；感到自己被冷落，必然会使得最愉快的希望落空，使得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愿望化为泡影。穷人走到哪里都无人关注，即便置身于人群之中，依然和被关在陋室一样没人理睬。处境如斯，即使给予他们一些假惺惺的嘘寒问暖，只会令他更觉难堪，丝毫也感觉不到纸醉金迷、寻欢作乐所带来的乐趣。人们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就算他极度痛苦的表情使得他们不得不看他一眼，那也不过如同看着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令人不快的可怜虫罢了。那些春风得意之人，对于悲哀之人的表现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家伙竟敢在他们面前如此傲慢无礼，居然想以其令人讨厌的惨状来搅扰他们的幸福安宁。
与此相反，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却备受世人瞩目，人人都渴望一睹其风采，心里想象着以他的身份地位该会是多么的志得意满。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公众关注的目标。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无不备受关注。他就是盛会中人人关注的焦点：人们仿佛将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垂青，得到他的鼓励和启示。只要他的举止行为并非全然荒诞无稽，那么他每时每刻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世人关注和认同的对象。尽管这会给他带来某种约束力，使其失去自由，却使他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然而，在人们看来，这足以补偿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所经受的焦虑以及所克服的欲望。更重要的是，他永远丧失的那种悠闲自得、舒适自在以及无忧无虑的安全感，皆因上述所得而得到了补偿。
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倾向于给那些大人物的一切披上富有欺骗性的虚幻色彩，他几乎处于理想中完美的幸福状态。在我们所做的白日梦中，在我们无所事事的遐想中，这种状况被勾勒成我们各种欲望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特别能体谅那些身在其中之人所产生的满足感。他们的一切爱好，我们全力支持；他们的任何愿望，我们都想极力达成。我们认为，任何有损这种令人愉快的状况的举动都令人深感遗憾！我们甚至祝愿他们永生不死，如果说死亡竟然会终结他们如此完美的享受，那简直是难以接受。我们认为，如果造物主将他们从显贵的地位上驱离，令其屈身于那种可怜而又温馨的归宿——那个造物主为其所有的子民提供的家园，那实在是太残酷了些！如若不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恭贺之语多么荒诞不经的话，说不定我们也会照搬东方国家的谄媚之风，欣欣然地向他们高呼“吾王万岁，万万岁”呢！同样的厄运和伤害如果落在他们身上，会比落在平常人身上引起我们更多的同情和义愤。国王遭受的不幸，才能为悲剧提供合适的题材。在这方面，他们与情人所遭受的不幸有些相像，两者都是剧场里吸引我们的主要情节；出于偏爱，我们总是给这两种剧情添加天下无双的大团圆结局，尽管按照理智和经验，结局可能与我们的想象正好相反。干扰或者扼杀这种完美的享受，堪称诸多伤害之最。谋害君主的叛国贼被视为比任何凶手都更为凶残的魔鬼。因此，查理一世之死所激发的义愤，甚至超过了内战中无辜者流淌的鲜血所引起的愤慨。看到人们对下层平民的不幸漠不关心，却为地位高贵者的不幸和苦难鸣冤叫屈，如果我们不了解世人的本性，难免会觉得身居高位者一旦遭受不幸和痛苦，其忍耐力远远不如平民百姓，那么，疼痛所引起的痛苦以及死亡所引起的痉挛，在其身上定会显得更加可怕。
世人与富者和强者的情感产生共鸣的这种秉性，正是社会等级与秩序建立的基础。我们迎合奉承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既因为我们暗暗期盼能从其善意中获得一些恩泽，更因为我们羡慕他们优越的境遇。他们的恩泽只能惠及少数人，然而他们的运气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我们乐于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接近完美的幸福天地；我们竭诚为其提供服务，完全为他们着想而不指望任何报答，只想尽力满足那种为他们提供帮助时给自己带来的虚荣心和荣誉感。我们顺从他们的意愿，并非主要或者全然因为这种顺从有什么实际效用，而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因为社会秩序最需要顺从来维护了。即使有时候社会秩序要求我们违逆他们的意愿，我们也几乎无法说服自己付诸行动。
从理性和学理上看，国王应该是人们的公仆，究竟是服从国王、抵制国王、废黜国王还是惩罚国王，完全应该服从民众的意愿。但这并非造物主的旨意。造物主教导我们，要为国王的利益服务，拜倒在他们至高无上的王位面前瑟瑟发抖，将他们的笑脸看作足以补偿一切服务的回报，还得担心他们有什么不满，即使这种不满之后没有其他恶果接踵而至，我们依然得将国王的不满看成是天下之奇耻大辱。要像对待普通百姓那样对待他们，并在大众场合与他们辩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敢这么做的人很少，除非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最强烈的动机，最猛烈的情感，恐惧、憎恶和愤恨，几乎都无法压倒我们对他们天生的尊敬之情：他们的行为，公正也好，不公也罢，在人民被唤醒以暴力来反抗他们，或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被废黜之前，必定早已最大限度地激发了那些情感。甚至当人民已经被唤醒，依然每时每刻都会对他们产生恻隐之心，极易故态复萌，重新皈依他们，因为人民早已习惯将他们看作是天生的至高无上者。他们不忍自己的君主遭遇任何屈辱，怜悯很快就会取代怨恨，他们将过去的激愤抛诸脑后，陈腐的忠君信条死灰复燃；他们以当初反对它的那种狂热，到处奔走呼号，以重新确立旧主那颓废的昔日权威。查理一世之死使王室家族得以复辟；詹姆斯二世在逃亡的船上被抓住时，人民立即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这几乎阻止了那场大革命，使得革命比以前更难继续下去。
那些大人物可曾想过，他们博得公众敬仰的代价是否太低？普通人则需要为此流血流汗？年轻的贵族子弟何德何能，才可以维护他那个阶层的尊严，使自己有资格享有优于同胞的特权？是靠学问？靠勤奋？靠坚忍？靠克己利人？还是靠别的美德？由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关注，所以他每时每刻都要注意日常行为中的每一细节，并且要极其得体地履行所有细小的职责。由于他很清楚自己总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人们也总是愿意赞同他的意愿，因此，无论在哪种场合，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这种意识所自然激发的翩翩风度和高雅气质。他的神态、举止和风度，无不体现自身那种高贵的优越感，都是出身卑微的人望尘莫及的。凭着这些伎俩，他轻而易举地指使他人对自己卑躬屈膝，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而且在这方面，他极少遭受挫折。这些靠权势地位推行的伎俩，在一般情况下足以掌控世界。路易十四在位的大部分时期，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世界他都被视作圣君的完美典范。然而，他又有何德何能得以享有如此盛誉？凭借的是他在其宏图大业中秉持的审慎且坚定的公正原则？还是其在实现宏图大业中所经历的千难万险？抑或其追求宏伟事业时所做的不屈不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凭借其广博的学识？或是精准的判断？或是英雄气概？路易十四获得如此巨大的声誉，与这些高贵品质全然无关！但是首先，他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所以他在诸王中间能独享最高的地位；然后才像研究他的历史学家所说，“他体态优雅，容貌俊美，令所有的朝臣相形见绌。他的声音透着一种高贵的气息，言辞十分动人，他在场时不怒自威，令人心悦诚服。”他的举手投足，只和他本人的身份地位相称，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则显得十分可笑。与他说话的人时常感到局促不安，这使他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沾沾自喜；有一位上了年岁的军官本想恳求他的恩赐，却慌乱得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大人，陛下，我希望，（您）相信我在您的死敌面前是不会这样发抖的。”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所求的赏赐。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所依赖的不仅有其身份等级，无疑也有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并不十分出众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美德，却使这位王子不仅在当时备受人们的尊崇，即便在他死后，仍然能够赢得后人的无限敬仰。就他自己那个时代以及他的表现而言，与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相比，其他的美德似乎算不上什么优点。相形之下，学问、勤勉、勇气、仁慈，统统显得那么苍白，丧失了所有的尊严。
然而，地位低微者却不能指望这些伎俩得以出人头地。温文尔雅实乃大人物最为重要的美德，但它除了给他们自己带来荣誉之外，别人并不会得到什么荣耀。有些纨绔子弟一味效仿大人物的言谈举止，日常行为处处透着地位尊贵，显得不可一世，其愚蠢和放肆的结果只能更让人瞧不起。为何一个人在穿堂过室时却要为自己那副昂首阔步的派头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他显然做得过头了。他过分地显摆自身的重要性，故而根本无人买账，都觉得他不值一顾。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就应该态度谦逊，言行质朴，与同伴交往既能做到不拘小节，又能做到尊重有加，其行为特征必须体现尽善尽美的品质。如果他希望出人头地，就得具备更为重要的美德。他必须拥有相当于大人物一样的众多侍从来伺候自己，可是他除了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活动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财源来支付这些侍从的工资。因此他必须另辟蹊径，培养如下品质：他必须具备卓越的专业知识，也必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表现出忍辛耐劳的品质。他必须深陷危机时临危不惧，面对困境时意志坚定。他必须让公众看到他的这些才能，让公众了解他的事业有多么艰辛，多么重要；看到他对自己的事业具备良好的判断力，看到他追求事业时的刻苦精神以及他做出的不懈努力。在任何场合他都必须做到正直谨慎，慷慨大度，真诚直率。同时，他应该被委以重任，凭其卓越的才华和高尚的品德圆满地完成艰巨的使命，以其高尚的行为博取高度赞扬。
一个人具有雄心壮志且积极进取，却又碍于其处境而处处不得志，该怀着怎样急不可耐的心情到处寻求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良机呢？任何能提供这种机遇的环境在他看来都是求之不得的。他甚至满心期待国外发生战争，或者国内产生冲突；因为战争和冲突过后就会出现各种骚乱和流血场面，自然会带来让他大显身手的机遇，那么他就能抓住机遇从而获得世人的关注和青睐。相反，那些地位尊崇之人，他的全部声望都集中体现在其日常行为的合宜性之中，他对此心满意足，并没有什么能耐去博得其他的功名，他更不愿意为了博得更好的名声而使自己卷入麻烦，因为要博取好名声自然必须处理更多的麻烦事。在舞会上大出风头就算他的巨大胜利；在情场上得手则是他最高成就。他讨厌任何形式的公众骚乱，可这并非出于他对人类的大爱，因为大人物从来没把低贱之人看作同胞；这也并非由于他缺乏勇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胆怯；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足够的才干以应付这种危机，而且他也怕会有别人抢了他的风头。他可能愿意冒点微小的危险，在迎合潮流的运动中投机取巧。但是，一旦时势需要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做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时，他就会害怕得战栗不已。在那些出身高贵之人身上，几乎看不到这些美德。因此，在所有的政府中，乃至在君主国中，通常都是那些出身中下等阶层且受过教育之人掌控着最高职位，管理着整个行政机构的一切细微事务；他们虽然深受所有名门之后的妒忌和怨恨并遭到他们的排挤，却凭借自己的勤勉和才干得到提拔。大人物对于他们的态度，先是鄙视，继而嫉妒，最后却只能怀着极其卑贱的心态曲意逢迎，而这种态度本来是他们希望别人向自己表露的。
从高贵的地位跌落之所以令人如此难受，正是由于从此失去了这种轻而易举就可以控制人们情感的权力。据说，马其顿国王一家被保卢斯·埃米利乌斯带领着行走在凯旋游行队伍中的时候，他们的不幸使得罗马人的注意力从征服者的身上转移到了王室成员身上。看到王室儿童年幼无知，尚不了解自己处境，旁观者深感怜惜，在公众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中，旁观者心中五味杂陈，泛起了极为微妙的伤感情绪。在俘虏的行列中随后出现的就是国王，他看上去神志不清，惊恐万状，巨大的灾难使他变得麻木不仁。紧随其后的是他的朋友和大臣，他们随着队伍移动时眼睛不时瞟向他们那位已经失去权势的国王，而且一看见他，眼泪就夺眶而出。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表明，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如何不幸，却全心全意想着国王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相反，宽宏大量的罗马人却对国王态度鄙夷，极其愤慨，认为他大难当头居然如此死皮赖脸地忍辱偷生，实在不值得同情怜悯。可是，那是些什么样的灾难呢？据大部分史学家记载，他将在一个慈悲为怀的伟大民族的保护下度过余生，那是一种富足、舒适、悠闲且安全的环境，简直是令人羡慕不已；即便他自己再怎么愚蠢，也不可能放弃这种舒适的生活。不过再也没有从前那般阿谀奉承者和靠他吃饭的随从整日围着他转了。他再也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了，再也不会拥有权势而成为众人崇敬、感激、爱戴和钦佩的对象了。他的意愿再也不会对民众的情感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是那所谓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它使国王丧失了全部情感；使他的朋友忘却自身的不幸；也使宽宏大度的罗马人几乎难以想象居然会有人如此卑贱以至于甘愿忍辱偷生。
罗切福考特公爵说：“爱情通常会被野心取代，却几乎从来没有取代过野心。”野心那种情感一旦完全占据某个人的心灵，他就既容不下对手，也容不下继承者。对于那些惯常赢得或者希望赢得公众钦佩之人来说，其他一切愉快的事情都会变得令人生厌，失去魅力。所有那些被轰下台的政客，为求得自我宽慰，也曾潜心钻研该如何战胜野心，试图藐视那些一去不复返的荣耀，然而，又有几人能够成功做到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能心灰意冷，慵懒无为地打发着日子，想到自己位卑言轻则懊丧不堪，日常生活庸庸碌碌却了无生趣；除非谈及自己往日的那些辉煌，方能感到一丝欣慰；除非忙于一些旨在恢复往日荣光的徒劳无功的计划，方能得到一丝满足。你当真下定决心，不拿你的自由去换取一个官味十足的宫廷差事，而更愿意活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且独立自主吗？要保持这一难能可贵的决心，似乎只有一条路，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条路，那就是：千万不要踏进那无法抽身退出的地方，千万不要跻身野心家充斥的圈子，更不要去与那些早已主宰世界的人一比高下，他们早在你之前就引起了为数过半的世人的瞩目。
在人们的想象中，置身于能博得他人普遍同情、引起他人关注的位置，乃绝顶重要之事。那么，那个使得所有高级官员的夫人们失和的重要东西——地位，则成了很大一部分人力求实现的目标；也因此成为一切动荡骚乱、喧哗忙乱、巧取豪夺和纷争不公的根源，令这个世界充斥着贪婪和野心。据说，只有真正有理智的人才会藐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屑于坐在首要席位，也丝毫不会在意在这浮华的世界上谁会坐上首席；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有一丁点儿优势就能敌得过这一位置带来的好处。然而，谁也不会轻视个人地位的高低，谁都在乎自己是否出类拔萃，除非他的品行远远高于普通人，或者远远低于寻常的人性标准。除非他极具慧根，深明哲理，其行为处处得体从而使得他成为众人赞誉的对象，以至于无论是否有人注意到或表示赞许，他都感到心满意足，不以为意；或者因为他早已习惯自己地位卑微而沉沦于庸碌懒散，于是漠视世事，以至于全然忘却了还有欲望这回事，不知道做人还应该追求超越他人的地位。
正如功成名就理所当然会成为他人由衷祝贺或者同情关注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感到自己的不幸不但得不到同伴们的同情，反而遭到他们的轻视和嫌恶，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郁闷不乐的了。正因如此，最可怕的不幸并非总是那些最难忍受的灾难。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蒙受了小灾小难，往往比表露自己遭受了巨大不幸更加没有面子。前者不会引起同情，而后者虽然或许没能激发与受难者的痛苦近似的感受，却能唤起非常强烈的同情心。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感受比不上受难者的痛苦，他们的同情心虽然不甚完全，却能为受难者忍受痛苦提供某种帮助。在欢乐的集会上，一位绅士如果破衣烂衫、邋邋遢遢地露面，会比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地出场更丢面子。后一种情况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前一种情况则会招致嘲笑。法官给某个罪犯套上枷锁游街示众，会比判其死刑更令其丢脸。几年前，有个国王当着部队士兵的面鞭笞一位部队将领，这令其蒙受了永远都无法消除的耻辱；与其接受这种惩罚，还不如当众被一颗子弹射入胸膛。根据有关荣辱的观念，鞭笞之刑令人蒙耻，而以枪射杀却并非如此，个中道理毋庸多言。一个视耻辱为最大不幸的绅士，即使蒙受轻微的惩罚，在心地仁慈、高尚大度的人们看来也是最可怕的。因此，对于身居高位的人士，那些会给其带来耻辱的轻微的刑罚通常被搁置不用；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按照法律必须将他们处死，却依然要尊重他们的名誉。无论以什么罪名鞭笞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给其套上枷锁示众，都属于残暴行为，欧洲各国政府不会这样做，但俄国政府除外。
一个勇敢的人并不认为被送上断头台是可耻的，然而他却耻于被戴上枷锁游街示众。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可能会赢得普遍的尊敬和敬佩；在后一种情况下，无论其行为如何也不会令人感到愉快。在前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同情心支持了他，使他既免遭耻辱，又使他感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受罪，免受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情感；在后一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同情他；或者即便同情，也并非由于他受到的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是由于意识到没有人对他的痛苦表示同情所引起的怜悯之情。这种怜悯之心因其蒙受的耻辱而生，并非因其忍受的悲痛而起。那些可怜他的人为他感到羞愧难当，以至于垂头丧气；他自己也同样颓丧，感觉即便不认为自己有需要赎罪的地方，但是受到惩罚也令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相反，英勇就义之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举动会令人肃然起敬，获得人们的认可，所以他的脸上自然会带着那种刚毅与视死如归的神色；如果所谓的罪名都无法剥夺人们对他的尊敬，更遑论惩罚了。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处境会遭到人们的轻蔑或嘲笑，所以，他不仅能恰到好处地表露出泰然自若的神态，而且会表露出兴高采烈的胜利者姿态。
卡迪纳尔·德·雷兹说：“巨大的危险自有其诱人之处，因为即便失败，也是虽败犹荣。然而一般的危险除了可怕之外别无他物，因为丧失名誉总是与失败如影随形。”他的至理名言，和我们正在讨论的惩罚问题，具有相同的根据。
人类的美德不会屈服于痛苦、贫穷、危险和死亡。要蔑视它们也很容易。但是，如果在他痛苦之时却遭到侮辱和嘲笑，被得胜者羁押着游街示众，还被众人指指点点，此时要保持一如既往的淡定就绝非易事了。与遭受人们的蔑视相比，一切其他的伤害都是易于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