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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情感，虽然也源于想象，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将它们大幅降低，降低到只有不受约束的天性才可能激发的程度，我们才能对之加以理解和体谅，才会认为它们是合情合理或合适的。这些情感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憎恶和愤恨之情。心怀怨恨之人以及他们所怨恨的对象，虽然两者之间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各自表现出来的情感，因而对他们两者都报以同情。我们对心怀憎恨之人所抱有的同情之心，可能会促使我们满怀希望，而对另一方的同情，则会带给我们无尽的烦扰。由于他们双方都是人，所以我们对他们都表示关心；而且，由于我们担心一方可能遭受痛苦，对另一个受苦者已经遭受的痛苦，我们的愤怒之情就减弱很多。因此，我们对受到挑衅的人的同情，必然达不到他自身所感受到的程度，这不仅是由于所有的同情都无法与当事人自身的情感相比，更是因为另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我们对另外一方抱有相反的同情之心。因此，要使愤恨之情变得合情合理，易于被人接受，就必须降低愤恨之情的程度，使其低于任何其他情感。
同时，人类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别人所受的伤害。悲剧或浪漫故事中的恶棍很容易引发我们的愤慨，恰如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同情和喜爱其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我们憎恶伊阿古，恰如我们尊敬奥赛罗；我们乐见伊阿古受到惩罚，恰如我们不愿看到奥赛罗遭受不幸。虽然人类对自己的同胞所遭受的伤害抱有深切的同情，但他们对此表示的愤怒绝不会超过受害者自己的愤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倘若受害者并非显得缺乏勇气，或者说他的自我克制并非因为胆小怕事，那么他越是温良忍让，宽厚仁慈，人们对伤害他的那个人的愤怒也就越强烈。可以说当事人温和可亲的品格，使得人们对残忍暴行的印象更加强烈了。
然而，憎恶和愤恨之情都被看作人类天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遭受侮辱却一味逆来顺受、忍声吞气，既不想反抗也不图报复，这样的人只会令人瞧不起。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会把他看作行尸走肉，认为他的这种麻木不仁和其对手的傲慢无礼一样令人怒火中烧。哪怕是普通百姓，见到有人遭受欺凌却仍然忍声吞气，也会感到义愤填膺。他们希望看到凌辱他人的恶行会引起愤恨，尤其希望看到来自受害者的反抗。他们会怒不可遏地大声疾呼，鼓动他奋起反抗，叫他复仇。如果受害者终于开始发怒了，他们就会拍手称快，由衷赞赏。受害者怒火爆发，能够激起旁观者对其敌人的愤怒，看到受害者开始反击敌人，他们会极其欣喜；只要他的复仇行动合情合理，旁观者的义愤之情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仿佛他们自己就是受害人。
虽然人们承认这些情绪对个人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因为它们会羞辱或者伤害到受害者，从而产生一定的危险性；虽然这些情绪有利于捍卫正义，有利于促进平等，所以它们对公众生活产生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但是，这些情绪本身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一旦发泄在别人身上，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反感。受害者无论对谁表示愤怒，一旦令我们觉得稍微有些过头，我们就会认为那不仅是对对方的羞辱，也是对现场众人的无礼。出于对同伴的尊重，我们应该有所克制，不能被如此粗暴无礼的情绪所左右。发泄这些情绪虽然会产生令人愉快的间接效果，其直接效果却伤害了受敌视的人。然而在人们的观念中，一件事情能否取悦于人，关键看其直接效果而非间接效果。对于公众来说，一座监狱肯定比一座宫殿更为有用；与建造宫殿相比，建造监狱更多的是受到公正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但是，监狱对于囚禁其中的悲惨之人来说意味着人身失去自由，这种直接效果却是令人不快的；人们既不会费神耗时去想象监狱会产生何等间接效果，同时又是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间接效果，自然不大会受其影响。因此，监狱总归是令人不快的存在；它越是适合其遏制犯罪的目的，对于囚禁其中的人来说就越令人不快；相反，一座宫殿却总是令人愉快的，但它的间接效果却往往不利于公众生活，因为宫殿可能助长奢华之风，并树立腐朽的生活方式为榜样。然而，它让住在里面的人享受到舒适、惬意和欢乐，这些直接效果却是令人愉快的，并使人们产生无数美好的想象，因为想象力通常都是以这些直接效果为依据，因此很少会有人进一步深究一座宫殿会带来的更为长远的间接后果。
彩绘或石膏仿制的乐器或农具常常作为装饰品摆放于客厅或餐厅，真是令人赏心悦目；但是，如果把这些纪念品换成外科手术器械、解剖刀、截肢刀、截骨锯和钻孔器，则是荒诞而又令人震惊的。可是，外科手术器械总是比农具擦得更加铮亮，而且往往更加符合其预期目的，即患者的康复，其间接效果也是令人愉快的；但由于它们的直接效果是给患者带来痛苦与折磨，一看到它们就会令我们感到不快。作战武器令人愉快，虽然其直接效果似乎同样是带来痛苦与折磨，然而那是敌人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对此我们毫不同情。对我们来说，武器直接与勇气、胜利和荣誉等令人愉快的想法联系在一起，那么，刀枪这些武器本身就成为服饰中最精华的部分，其仿制品也就成为建筑物上最华丽的装饰品了。
人的思想品质也大抵如此。古代斯多葛派的学者认为，统治世界的是一位聪明绝顶、无所不能、慈悲为怀的神灵，每种事物都是宇宙这个大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促进整个世界的总体秩序与人类的幸福；因此，人类的恶习和愚昧，正如聪明与美德一样，都是这个宇宙中合理的存在。神灵拥有永恒的艺术手段，能够从邪恶中引发善良，从而使得邪恶同样有助于促进大自然这一伟大体系的整体繁荣和完善。然而，这种推论无论多么深入人心，也无法消除我们对邪恶的出乎本能的憎恶，这些罪恶行径的直接效果破坏力如此之大，而其间接效果又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以至于往往被我们忽略。
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情感也存在相同的情况。由于它们的直接效果令人极度不快，即使它们是以正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仍然会有点令人厌恶。因此，如前所述，它们就是这类情感，即在了解其产生的原因之前，我们既不愿意也不打算给予同情。当我们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的痛苦惨叫，我们立即就会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叫喊声持续传来，我们就会身不由己地飞奔前往一探究竟。同样，快乐也是可以传染的，一张笑脸自然会让观者的心情转忧为喜，并且乐于分享当事人的愉悦，从而感到自己之前那种忧虑和郁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兴高采烈。然而，对于仇恨和怨愤的表情来说，情况则截然相反。一旦远处传来的是声嘶力竭、暴戾狂躁的怒吼，我们既恐惧又厌恶。与听到痛苦的呼号而赶去救助不同，我们不会朝那种声音奔去。女人和胆小怕事的男人都会对此恐惧不已，尽管明知自己并非发泄怒火的对象，也会由于设身处地的设想，被吓得瑟瑟发抖。即便是那些意志坚强之人，内心也会深感不安；虽然这种不安不至于令其害怕，但足以令其感到愤怒；愤怒，正是他们置身其境时才会感受到的情感。就仇恨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一味地怨恨只会使人感到厌恶，而无法引发同情。从本质上讲，愤怒和怨恨这两种情绪都是我们厌恶的对象。那些令人不快的粗俗狂暴举动，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激发我们的同情，反而会妨碍我们产生同情之心。悲伤会令我们不由自主去关心悲伤之人，怨恨却令我们不管其原因如何，也会更加厌恶和疏远怨恨者。对于那些粗鄙低俗、极不友善的情绪，那些导致人们彼此疏离的情绪，造物主仿佛故意使其难以传播，看来此乃天意。
音乐，不管是模仿快乐或悲伤，都能使我们真实地感受到相应的情绪，或至少能使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些情绪。然而，音乐一旦表达愤怒的情绪，则会令人心生恐惧。欢乐、悲伤、爱恋、钦佩、忠诚，这些都是富有天然的音乐性的情感，其天然的曲调显得柔和动听；各个乐章有规则地停顿，自然而然地产生区别，产生相应的曲调回旋和再现。与此相反，表达愤怒的声音，以及表达所有类似情感的声音，都是极为刺耳、极不和谐的。表达这些情感的乐章无章可循，长短不一，并且用不规则的停顿加以区分，难以对其进行再现和反复；即便确实模仿了，也会令人非常不快。一次完美的演奏，如果表达的是和善友好、令人愉快的情感，就不会让听众产生任何不合宜的感觉；如果表达的只有仇恨和愤怒，其荒诞和怪异就令人无法接受了。
那些令旁观者感到不快的情绪，也不会令当事人觉得高兴。仇恨和愤怒犹如毒性最强的毒药，对幸福愉快的心情极为有害。一旦感受到仇恨和愤怒的情绪，会使人感觉到一些粗鲁、刺耳且令人惊恐不安的东西，给人一种撕心裂肺、心烦意乱的感觉，破坏人们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而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正是感受幸福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感恩与博爱这些与之截然相反的情感，才有助于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同伴的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常常导致那些宽宏大量和心地善良之人蒙受损失，但并不会令他们感觉懊恼；即使他们有所损失，一般来讲，他们仍然会泰然处之，快乐如常；然而最令其心烦意乱的，是想到有人对他们做了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之事；在他们看来，由此激发的不和谐和不愉快的情感，才是对他们最严重的伤害。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才能使愤恨的发泄变得完全被人理解，报复行为也能完全得到旁观者的同情呢？首先，令人愤恨的事端必须足够严重，若不表达一下愤怒，我们就会遭到周围人的鄙视，永远蒙受耻辱。对于轻度的冒犯，最好宽容以待；那种点火就着、刚愎自用和吹毛求疵的脾气最易招人鄙视。我们发泄的怒火必须控制在别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而不能只凭一时之气。与其他的情绪相比，愤怒的合理性最容易遭到质疑。发泄愤恨时，特别需要我们认真考察它是否合宜，是否合乎情理，还应该认真考虑冷静而公正的旁观者的感受，然后决定我们是否可以纵情发泄怒火。只有适时表现我们的宽宏大量，才能赢得更多的尊敬和敬佩，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气度和品性，既平易近人又坦诚相见，意志坚定而不刚愎自用，气宇轩昂且不卑不亢；既不任性妄为，更不低级庸俗；有的只是宽宏大量、坦诚直爽和谨言慎行，即便对于冒犯我们的人，亦应如此。简言之，我们无需费尽心机地表现这种风度，它们完全是我们举止行为的自然表露，表明愤怒并不会让我们泯灭人性；如果说我们顺从了复仇的意愿，那也是出于无奈，出于必须，是由于一再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如果面对愤恨能够做到这般收放自如，就不失为一种宽宏大度的高尚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