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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克劳福德，五十三岁，正坐在家中卧室里一张靠背扶手椅里，就着一盏低低的台灯在那儿看书。他的面前是两张双人床，都用木块垫高到医院病床的高度。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上躺着他的妻子贝拉。克劳福德听得出她是在用嘴巴呼吸。两天过去了，她还没能动弹一下身子来同他说句话。

她的呼吸停了一下。克劳福德从书本上抬起目光，从眼镜的上方看过去。他将书放了下来。贝拉恢复了呼吸，先是一个震颤，接着是完整的呼吸。他起身用手摸了摸她，量了她的血压和脉搏。几个月下来，他已成了量血压的专家。

他在她旁边给自己安了一张床，因为他不愿在夜里丢下她一个人。为了他在黑暗中伸手就能摸到她，他的床也和她的一样高。

除了床的高度以及为了贝拉舒适着想而准备的一些最起码的卫生用品外，克劳福德设法使这儿看上去不像一个病房。有花儿，可是不太多。看不到药片——克劳福德将厅里的一个放日用织品的壁橱空了出来，在里边放满她的药物和器具，等把这些都弄好了，才把她从医院接回了家。（他已经是第二次背着她跨过家门槛了，一想到这个，他几乎都没了勇气。）

一股暖风从南方吹了过来。窗户开着，弗吉尼亚的空气温和而清新。黑暗里，小青蛙们你瞧瞧我，我看看你。

房间里一尘不染，可地毯却已开始起绒了——克劳福德不愿在房里使用那有噪声的真空吸尘器，他用的是手工操作的地毯清扫器，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他轻轻地走到壁橱那里，打开灯。门背后挂着两块写字夹板。其中的一块上，他记录着贝拉的脉搏和血压。他记的数字和白班护士记的数字交替成一列，许多个日日夜夜下来，在那黄色的纸张上已经延伸过去好多页。在另一块写字板上，白班护士已在贝拉的用药上签好了名。

克劳福德已经能够在夜间给她做任何一种所需的治疗。在把她带回家之前，他根据护士的指导，先在柠檬上后在自己的大腿上练习打针。

克劳福德站在她身边可能有三分钟，他注视着她的脸。一条带云纹的漂亮丝巾遮盖着她的头发，好似穆斯林妇女用的头巾。她一直坚持要用这围巾，直到生病之后。而今是他坚决要给妻子盖上。他用甘油为她润了润嘴唇，又用他那粗粗的大拇指将一小粒脏物从她的眼角抹去。她一动也没动。还没到给她翻身的时候。

克劳福德照照镜子，确信自己身强体健没有病，尚不必和她共赴黄泉。他发觉自己在这么做时，感到十分羞愧。

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已经记不起刚才在读些什么。他摸摸身边的书，将其中一本尚温热的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