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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候准备高考，在学校没有补课时间，也没有老师给你补课，全靠自己复习。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把房间的门窗打开，然后再把隔着走廊的厨房阳台的门打开，这样屋子里就会有穿堂风，不至于太热。我每晚一般复习到十二点左右，实在累了就去休息。临近高考时，上海的天气出奇的热，晚上在地板上铺了凉席睡还觉得热。到了考试前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几乎整夜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复旦大学的考点去考试。当时考前压力非常大，就是担心自己考不好。
第一天考完后觉得还过得去，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当天考完已经感到很疲劳了，但还是咬牙坚持复习第二天考试的科目。那段时间因为天气太热，加上考试的压力，提心吊胆，吃不下饭，体重掉了十几斤。考完后还是没有信心，有点后悔把志愿填得太高了。
那时候高考前要先填志愿表，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了表。思忖再三，还是觉得想上北大，所以我大胆地在志愿表上填写了北京大学。我选择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当时考大学可以同时填报九个志愿，可我只填报了三个，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还是北大。虽然我并不想当老师，但也不能不尊重老师的意见，所以第三志愿就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家都觉得学历史的人就是看书，也不需要什么体力，所以就报历史吧，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我报考北大历史学系，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选择考古。
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大学，是因为我早就从父亲那里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历史学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系，北大有最好的教授，我当然想选择北大。直到高考结束，父母也不知道这些事。那时高考不像现在，父母不怎么过问。有一次父亲突然问起我的学业，我说：“我已经高中毕业了。”父亲当时非常惊讶：“你都高中毕业啦？”我又说：“我已经考大学了。”父亲接着问：“你考大学啦？那你考的哪所大学？”我就回答：“我填报了北京大学，但还没发榜，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父亲一下子非常高兴。他是清华毕业的，还曾经在北大当过两年讲师，所以他非常满意我的选择。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非常紧张。到了发榜的日子，邮递员送来一个落款为北京大学的信封。我当时十分忐忑，不知道是录取了，还是没有录取，拿着信封不敢拆—拆出来，万一没有被录取，那可怎么办？最后一个人躲起来拆了信封。我看到通知书上写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我被北大录取了。
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可惜那时我祖母已经去世了，我的祖父非常疼爱我，他听到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格外高兴。我去北大读书后，他还常给我写信，信封上写着“樊锦诗孙女收”，他在信里和我说说家里的事。后来得知我分配了，祖父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的称呼变成了“樊锦诗先生收”。同学们打趣我，说我从“孙女”升为“先生”了。在祖父看来，走上工作岗位就是真的长大了，所以称呼我先生，这既是为我感到自豪，也是对我的勉励。1965年，祖父病重，我回上海探望，但大夫说他没有病。我照顾他，想给他开窗透透气，但他说冷。我摸摸他的手，手很凉。我祖父后来是无疾而终，我眼看着他像一盏灯，燃尽了最后的一滴灯油。
我的两个姐姐和弟弟都没有能考上大学。大姐读了师范专科。二姐喜欢画画和书法，我中学的手工作业几乎都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她有艺术天赋，很可惜没有上成艺术类学校，初中毕业不久就参加了工作。我考上大学后，全家就给我置办上学的用品，大姐还给我做了新衣服。我的父亲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大弟的就业也受到影响。一直到后来父亲得到平反，大弟才得以子承父业，在父亲原来的单位接班。他和父亲一样喜欢工科，喜欢钻研无线电，到了单位就搞电气传动工作，很快就成了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