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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读的中学是上海市新沪中学。
新中国成立前，新沪中学可能是上海最大的私立中学，旧校址在溧阳路四平支路口。新沪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爱国教育家黄树滋。
新沪中学以师资力量强大而著称，民国元老励乃骥也曾在新沪中学任教。励乃骥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1950年代曾担任新沪中学数理教师，退休后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他对考古和文物鉴定也有精深的研究。教物理的许怿和老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教化学的毛天锡老师曾经做过美军顾问团翻译，可见其英文水平之高。
我们读书的时候，管老师都叫先生。他们的穿着非常整齐得体，一看就是先生的样子，有学者的气质和风度。有两位数学老师给我印象深刻。一位是我初中时期的班主任，我还记得他叫姚祖焕。姚先生的数学教得非常好，对我特别关心。另外一位是高中时的数学老师张友白先生，我对他很佩服。他教几何、代数，从不拿尺子、圆规，上课时就带上四种颜色的粉笔。他一挥手，黑板上就是一个规整的圆，一画就是一条笔直的线，这个功夫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他上课从来没有废话，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葛德玲先生。葛先生为人谦和，儒雅博学，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她学的是英国文学，在武汉大学上学时还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课。朱光潜先生让同学们背诗的时候，自己也会闭着眼睛听。他在分析拜伦、雪莱和华兹华斯等人的诗作时格外动情，给当时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武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的中学语文课程大纲里有《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葛先生学贯中西、非常博学，讲课的时候旁征博引，将各种诗词歌赋娓娓道来。每次预备铃一响，先生就已经在教室门口等着了，同学也不敢迟到。葛先生备课非常认真。我后来去拜访她，说起当年她上课上得好，葛先生说“若想讲一口，必须自己要有一桶”。那时候的老师都非常敬业。葛先生对同学非常关爱，因为我个头小，身体弱，她格外关心我，还曾经到我家来家访。葛先生教我们要善待他人，她常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从来不会看不起成绩差的同学。她亲自给每位同学写评语，从不直接写同学的缺点，而是尽量总结每个人的优点和特点，并把缺点写成希望，以及对未来提升的期待。因此毕业后，还是有很多同学都非常感念她。葛先生现在已经九十多了，可依然非常健谈，记忆力极好。
音乐老师董定文先生教我们视唱练耳，让我们从五线谱开始学，熟悉各种调式。他自己弹得一手好钢琴，为了让我们了解西方音乐，还把唱机搬到了教室，让我们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美术老师让我们画静物、石膏像和水彩画，我印象中还画过孟德斯鸠石膏头像。他有时候带我们去外面写生，让我们互相画画。体育课上所有的田径运动项目几乎都有，“劳卫制”是当时培养学生的标准。但是体育课对我来说有困难，因为我的腿先天不足，爬竿、跳箱都有困难，后来葛先生特意去为我说情，体育老师也非常理解和照顾我。讲历史的屈南松先生给我们讲关于敦煌的课文。课文写得好，屈先生讲得生动。中学时的敦煌课，影响了我的一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新沪中学的基础设施、实验室、体育场、图书馆确实是上海一流的，当时的新沪中学提倡文理交融，注重人文教育，有着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员。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被带到台湾，还有的去了国外，大陆的大专院校师资严重缺乏，加上新中国百废待兴，要在内地兴办一批高校。中央教育高层号召学术能力强的中学教师支援大专院校，新沪中学的一批名牌教师响应党的号召，应聘报名，后来成为各大高校的教授和专家。
记得教我们英语的是郑保定先生，他年轻时受到“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滴血”的感召，投笔从戎，奔赴滇缅战场。他英文好，曾经给陈纳德将军当过翻译。改革开放后，同济大学要聘用他，还给他发了聘书。不过他后来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非常可惜。
谢寅生先生是高中三班的班主任，我的日语就是跟他学的。我当年无意中和葛德玲先生谈起日本人的敦煌学研究，觉得日语很重要。葛老师就把我推荐给谢先生，让他教我日语。谢先生从最基础的发音和语法开始，给我打下了日语的基础。当年新沪中学的这些先生在我毕业后还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我一辈子都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