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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我出生于北平。
那年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司令部就设在铁狮子胡同。但是华北之大，日军根本无法控制。日本政府决定“以华制华”，在占领区扶植各种傀儡政权，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去了上海。北平沦陷后，绝大多数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宁愿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大后方为抗战尽力。由于种种原因走不了的，也宁可隐居起来，过着清贫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决定带着全家去南方谋生。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按照家谱，我们姐妹是樊家的梅字辈，大姐的名字中就有个“梅”字。但是父亲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分别以“诗”“书”为名，给我们姐妹俩取了名字。我的双胞胎姐姐叫“樊锦书”，我叫“樊锦诗”。
我俩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我和姐姐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才六个半月。听祖母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腿就只有她大拇指那么粗。由于我们严重不足月，医院不让出院，需要放在暖箱里观察。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在协和医院，以当时一般的医疗条件，估计我们早就没命了。
1957年7月2日，樊锦诗（右）与樊锦书于上海合影
父亲樊际麟
因为我和二姐是不足月的早产儿，又是双生子，所以从小体质就比较弱。特别是我，小时候多病多灾。因为先天不足，背也有点驼，就是一个“丑小鸭”。
我父亲名叫樊际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
父亲的英语特别好，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北京，因此对小时候北京的那一段生活并没有特别的印象。
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们家本来已经有了三姐妹，后来又陆续有了两个弟弟，一共姐妹五个。因为家里还有爷爷奶奶，父母的负担比较重。于是，母亲就把我和双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里寄养，我们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公寓里。
父母带着大姐和弟弟住在舅舅家一个石库门的房子里。那个房子位于现在的静安区新闸路。后来我们全家又搬去了虹口区，租住在一个租界时期的西式房子里，家里还有壁炉。
母亲与大姐和小弟合影
我八岁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因为那时老人家多少还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幸亏有父亲的支持，他认为女孩也应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他说服了外婆让我和二姐也上学去。我先后上过三个私立小学。我的第一个学校是愚园路的彼得小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彼得小学转到了当时的求德小学，第二年又转到了海宁路的善导小学。家里要供五个孩子读书，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直到后来公私合营，私立中学改为公立学校，这才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每逢新学期开始，我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和我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现成的漂亮包书纸。当时就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在书封写上“樊锦诗”三个字。父亲练过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他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要我们从小练书法。他还找来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让我们临摹。我小时候也喜欢模仿父亲的字，潜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但不如父亲写得好。
受到家里的影响，我从小跟着大人听评弹、看戏，特别喜欢去戏院，因为可以吃到许多零食。我现在还喜欢评弹和昆曲，最喜欢听刘天韵的《林冲踏雪》。
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市区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还有英法等其他国家控制的租界。大家都害怕日本人，有时候小孩子哭闹，只要大人一说：“日本人来了！”小孩子连哭都不敢哭。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会给孩子们讲文天祥、岳飞、戚继光的故事，当时的儿童读物主要是这样一类鼓励爱国的书，连积木上也印了这些个英雄人物。在父母和家人的呵护下，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时常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带我们去看电影。静安寺愚园路附近有一个百乐门影院，我就在那里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和《绿野仙踪》，后来还看过苏联电影《第三次打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人们欢欣雀跃，上海各界组织了庆祝和狂欢活动。那一刻，中国胜利了！整个上海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那时候已经七岁了。在这七年里，我虽然年幼无知，但受到大人的影响，和所有人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绝不当亡国奴！”
这就是当时的孩子最真实的感受。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爱国的感情，和大人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当时看的书，看的图片，听的故事，虽然也有白雪公主、美人鱼，但更多的是岳母刺字、抗击倭寇这些内容。这些教育对我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