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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8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是与马克思同心相知、肝胆相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列宁说过：“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卷第1页） 列宁所说的“共同事业”，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通过长达四十年的精诚合作，共同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锻造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为创立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倾注了毕生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实践、探本穷源、揭示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才得到科学的论证、经典的表述和系统的阐发；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勠力同心、和衷共济、并肩战斗，敌对势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才被击溃，各种错误思想的迷雾才被廓清，马克思主义真理才得以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间广泛传播。回望这条探求真理的崎岖道路，我们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同时又各有侧重、各具特色。马克思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恩格斯则在许多关键领域创造了光辉业绩。恩格斯的理论智慧、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对马克思从事划时代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恩格斯的赤诚相助、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为马克思撰写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然而，对于如此卓著的勋劳，恩格斯终其一生从未在任何场合进行过详细说明。他谈得最多的是马克思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和伟绩丰功。马克思逝世后，欧美各国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时，充分肯定恩格斯参与制定这一科学理论的功绩。对此，恩格斯郑重其事地作了“澄清”，他恳切地说：
“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6—297页）
与此相似的论述，反复出现在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书信、演说、访谈以及他为一些重要著作撰写的序言和评论中。无论是马克思健在时还是逝世后，只要有机会，恩格斯都要强调他的亲密战友在科学理论领域的首创之功。例如1883年6月，马克思辞世后不久，《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问世，恩格斯为这个版本撰写了序言，集中论述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9—10页）
又如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程，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新世界观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和历史性超越。他以史家的语气庄重地指出：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5页）
我们知道，在上述例证中，恩格斯提到的两部重要著作——《神圣家族》和《共产党宣言》，其实都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表明，恩格斯不仅亲自参与了唯物史观的创立，而且为阐发传播、丰富完善唯物史观作出了独特贡献。然而，每次提到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恩格斯都只是强调马克思如何筚路蓝缕、奠定基石；在哲学领域是如此，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将恩格斯著作中的这一类论述加以梳理和评析，可以写成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
事实上，马克思平生非常推重恩格斯在理论上的精湛造诣，高度评价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卓越建树。从青年时代直至垂暮之年，马克思在内心深处一直十分感激恩格斯给予他本人的启迪和帮助。1864年7月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410页） 马克思性情耿介豪爽，从不故作谦恭之态，他讲这番话完全是发自肺腑、基于事实。他曾经真诚地说，当他在“批判中要推翻许多旧东西”，进而作出新的理论判断时，他需要“预先”同恩格斯“商量” （同上，第30卷第281—282页） ；而每当一部重要著作完成之后，他都要在第一时间征求恩格斯的意见。他坦率地说，恩格斯“表示满意，这对我来说比所有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63页） 。马克思对恩格斯高度信任，以至在向别人介绍恩格斯时非常恳切地表示：“您应当把他看做是我的第二个‘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569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学生心目中，这两位导师“整个地融合于一个共同事业”，“思想和创作交织在一起”，结成了“无双联盟” （弗·梅林《马克思传》） ；在这个联盟中，恩格斯是与马克思“旗鼓相当的人”，是马克思“精神上的孪生兄弟” （威·李卜克内西《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忆恩格斯》） 。因此，人们常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喻为人类思想史星空中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
既然如此，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以极其诚挚的态度，一再将科学理论的首创之功归于另一位与他“旗鼓相当”的思想家，而对自己的才识和功劳却几乎略而不提呢？从19世纪至今，人们常常提出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是：他选择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谦逊”和“礼让”，而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对真理的笃信、对事业的至诚。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他认为只能作出这种选择，而不应当有任何其他考虑。在他看来，只有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显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反映；只有首先阐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要旨才能得到最准确的呈现；而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才能更加广泛地深入人心。《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证明，恩格斯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选择体现了极为可贵的科学态度、历史远见和大局意识，同时也折射出他的无私品格、高洁风骨和质朴情怀。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恩格斯的着眼点始终是科学理论的传播和运用、人类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至于个人的名位与利益，从来就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他诚恳地表示：“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25页） 。这些朴实的话反映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沧海一般宽广的胸怀，让我们不禁想起中华民族历代先哲留下的许多箴言，想起他们极力赞美的大境界和大智慧。
以上所述，只是恩格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典型实例。像这样的具有“恩格斯特色”或“恩格斯个性”的选择，曾经连续不断地出现在他的生命历程之中。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在关键时刻所做的重大选择，与他的人生方向息息相关；而每次作出这样的选择，都意味着他将会置身逆境、承受重压。然而，无论境遇多么艰难、代价多么巨大，恩格斯始终不忘选择时的初衷，总是无怨无悔、坚韧沉毅、乐观自信地走向自己选定的目标。
在一个尔虞我诈、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恩格斯的人生选择常常被人视为“有悖情理”、“匪夷所思”，因为这种选择颠覆了私有制关系中流行的自利原则、鄙吝思想和狭隘观念。然而，随着先进思想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人们会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恩格斯的人生选择才是人类崇高精神境界的体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恩格斯对真理与道义的追求和践行，蕴含着历史真谛；恩格斯对至真、至善、至美人格的挚爱和向往，充满了理想光辉。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在青年、盛年以及步入老年之后所作的三次不同寻常的选择。这些选择构成了恩格斯人生历程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具哲理意蕴的篇章。
19世纪30年代，德国莱茵地区伍珀河畔的巴门市，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洒满阳光的街道上，一个中学生手提一盏点亮的灯笼默默行进，神色凝重而又忧郁。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引来了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
这个少年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出身于这座城市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在本市和外埠经营三个公司，生财有方，资金雄厚。恩格斯在这个家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进入中学之后，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师拓展了他的胸襟和视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的理论著作和优秀的文学作品，逐步树立起崇尚独立、向往自由的理想。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候，他的心头日甚一日地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云。
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有两个残酷的事实完全不符合他心目中关于人间正义、人类尊严和人性自由的理念。
第一个事实是： 穷人挣扎在人间地狱，富人优游于尘世乐园。这是恩格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他很熟悉有钱人的生活：家境殷实，衣食奢华，居室富丽，环境优雅。然而一走进工厂区和贫民窟，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肮脏湫隘的街巷，阴暗逼仄的住宅，疲惫困顿的工人，衣衫褴褛的乞丐。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些瘦骨嶙峋的童工，他们最小的才六岁，却必须从早到晚拼命干活。恩格斯看到，工人的悲惨生活从未在巴门市富人心中引起不安与内疚，相反，他们认为穷人受苦、富人享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第二个事实是： 社会的丑恶现象受到粉饰，人们的心灵自由遭到禁锢。在恩格斯看来，这个社会最丑恶的现象莫过于厂主对劳工的盘剥、对儿童的摧残；然而，当时在伍珀河谷盛行的基督教虔诚主义却为这种丑行辩护，宣称富人是上帝垂青的“选民”，穷人则是上帝先定的“弃民”；因此，凡是指责厂主、同情劳工的言行，都是对上帝意旨的“背叛”。不仅如此，虔诚主义教派还要求人们弃绝一切热爱生活的观念，断言一切阐扬人文精神的书籍都隐藏着“对上帝的亵渎”，因此，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直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被列入禁书。
面对上述事实，恩格斯感到郁悒和焦灼。他觉得这个社会是如此荒诞，竟使劳工沦为惨遭奴役的牛马，而厂主则成为狡诈残忍的豺狼；与此同时，虔诚主义思想还要让每一个活人都退化为精神麻木的躯壳。总之，煌煌白昼宛如暗夜，芸芸众生已成非人。于是，恩格斯就像两千多年前那位愤世嫉俗的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广众之中，提着灯笼寻找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人”，以宣示对现实社会的愤懑。 （参见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章《童年和学生时代》） 这样，就出现了我们在本节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请注意，这是一个崇仰正义的年轻人表达他对现存制度的抗议、对社会变革的期待，而绝不是简单幼稚的“偶像膜拜”，也不是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他所关注的问题是：这个社会为什么会使穷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遭受双重奴役，从而使“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成为尖刻的讽刺？社会底层的人们怎样才能摆脱奴役，重获真正的自由与尊严？
恩格斯认为，要厘清上述问题，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因此他希望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继续学习。然而他的父亲早就发现儿子的思想具有“危险倾向”，于是悍然决定让恩格斯辍学经商，从而彻底终止了他的大学梦。这位思想保守、眼界狭窄的父亲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一旦离开学校、告别故乡，就摆脱了家族的羁绊和传统的束缚，走向广阔的社会课堂和实践舞台，从此更加独立自主地探求学问，更加勇敢坚毅地追寻真理，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社会问题。
从1838年到1844年，恩格斯先后在德国不来梅市学习经商、在柏林服兵役、在英国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这是恩格斯在刻苦磨砺中成长的六年。在选择和确定人生目标的关键节点，恩格斯也曾为时代的黑暗感到焦虑。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新太阳何时升起，
旧时代何时分崩离析？
我们已经目送旧太阳西沉，
但茫茫黑夜何时才现晨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页）
深沉的忧虑并没有使恩格斯气馁，反而促使他从现实的问题中汲取了奋进的动力，开始为拨开重重疑云、寻找人间正道而上下求索。
在这六年中，恩格斯如饥似渴地阅读社会科学的各类重要著作，广泛汲取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与进步团体的活动，撰文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基督教蒙昧主义，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信念。在这六年中，恩格斯认真钻研黑格尔哲学，努力吸收辩证法精华，后来又攻读费尔巴哈著作，在思想上逐步转向唯物主义，并大力倡导哲学和革命行动的结合、科学与现实生活的统一。
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一切条件深入工厂区和贫民窟，体察工人群众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苦难、愿望和斗争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对劳苦大众的悲悯和同情逐渐上升为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认识，开始自觉地与这个阶级融为一体。
马克思说过，恩格斯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593页） 这“另一条道路”，是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深刻揭露和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在确定人生方向的时候，恩格斯集中自己的全部理性思考、倾注自己的全部真挚感情，去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状况；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同上，第1卷第385页） 因此，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坚定不移地“对这个受压迫遭诽谤的阶级给以公正的评价”。 （同上，第1卷第382页） 他参加工人的斗争，同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在斗争中，他还收获了纯洁的爱情，与勇敢坚毅的贫苦女工玛丽·白恩士结成革命伴侣，从此携手并肩、相互砥砺，踏上漫长的风雨征程。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恩格斯细致入微地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理论表现，力求透过种种现象揭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本质。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行批判性研究，吸收其中的积极成果，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得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结论。他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而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力量就是工人阶级。恩格斯确信，只有到那时，旧时代才会分崩离析，新时代才会显露晨曦，他所切盼的“新太阳”才会普照人间。
1844年，二十四岁的恩格斯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清晰地阐明了上述观点。这篇文章标志着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时也庄严地宣告他完成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同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毅然拒绝金钱、权位和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一切诱惑，矢志不渝地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这是恩格斯一生中作出的第一次重大抉择。从当年在故乡街头踽踽独行、提灯寻“人”，到此刻迈出勇敢坚定的一步，他度过了探求真理的青春岁月。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朴素的社会正义感怎样逐步升华为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使命感；他那怜贫济弱的良知和嫉恶如仇的血性怎样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得到提升和转化，熔铸成革命的理想和科学的信念。我们也由此而认识到，恩格斯的人生目标为什么一经确立就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原来早在人生启航阶段，他就紧紧围绕一系列根本问题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勇敢实践，从而为一生的事业夯实了基础、找准了方向。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恩格斯对人生目标的选择过程同他的选择结果具有同样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个过程让我们领悟到：人生贵在务本，本立而后道生，“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 （王阳明《传习录》下卷）
对革命目标的勇敢抉择，使恩格斯的生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同时也使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在斗争历程中，他屡遭反动当局的威胁与构陷、通缉与驱逐、拘捕与审讯，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攻讦和诋毁，同时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机会主义者的诽谤和中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撼动他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主张。恰恰相反，在千磨万击的逆境中，在千难万险的奋战中，在千辛万苦的工作中，恩格斯愈加珍视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决不依傍于他人，决不受制于外物。“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庄子·逍遥游》） 恩格斯显现的正是这种独立不羁的人格和沉雄遒劲的风骨。
恩格斯的人生选择使周围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一个膏粱子弟、名门之后竟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穷人，断然舍弃锦衣玉食的生活、盈千累万的家产和令人歆慕的前程，态度决绝地向自己出身的阶级宣战，甘愿在艰苦竭蹶中度过此生——这个人如若不是走火入魔、丧失理智，就一定是受人蛊惑、深陷泥潭，注定要自食苦果、悔恨终身。
对于这种充满阶级偏见的市侩议论和庸人臆度，恩格斯认为不值一哂。他很清楚，他的人生选择绝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在亲身实践和周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审慎而又果断的决定，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坚信他的选择符合历史潮流和科学精神、体现社会正义和人间真情，因此他感到内心很充实、很振奋、很自豪。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59页） 这是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的人生理念；令人惊叹的是，恩格斯选择人生方向时所遵循的也正是这种理念。事实证明，两位伟人早在青春年少时期就已“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周易·系辞下》） 。恩格斯把人类的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决心在不懈奋斗中实现自身完美——这个选择给他的人生赋予了丰富内涵、深邃意义和广阔天地，使他的意志品质得到淬砺、聪明才智得到发挥、精神家园得以构建，从而实现了他在青年时代萌生的冲决藩篱、“敢作敢为”的抱负和兼济天下、“有所作为”的初心。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59页） 在这条道路上，恩格斯领略了人生的壮美风光，实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
“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56页）
这段话引自1867年5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其中提到的“这部著作”，是指马克思毕生重要著作《资本论》。当时《资本论》第一卷刚刚付梓，按照常理，马克思应当兴高采烈地向恩格斯报捷，然而他却以沉重的笔调向自己的挚友表达了负疚之情。这封不同寻常的书信表明，恩格斯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马克思心中引起了多么强烈而又持久的感动。
马克思提到的恩格斯这一次“经商”经历，是从1850年11月开始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流亡到伦敦。在这里，他们总结革命经验，发展科学理论，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恩格斯原本打算留在伦敦，与马克思一起继续推进他们的共同事业，同时着手实施自己酝酿已久的研究计划。然而就在这一期间，恩格斯亲眼看到马克思一家由于没有任何收入，生活极为窘迫。为了让孩子们获得充饥的食物和救命的药品，马克思和燕妮不得不四处举债。燕妮在一封信中描述了马克思当时的处境：“我的丈夫在这里被种种生活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清醒、冷静的自信心，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78页） 马克思当时的紧迫任务是在革命低潮中引导工人运动稳步发展，并为工人阶级继续锻造理论武器；而现在，他却不得不为全家人的生存而四处奔波、备受煎熬。此情此景使恩格斯忧心如焚。他决心竭尽全力解决这个难题，为了马克思，为了燕妮和孩子们，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局。
恩格斯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解决难题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他本人尽快前往曼彻斯特，到恩格斯家族和欧门家族共同创办的公司去工作，以便用自己的薪金接济马克思一家。对于恩格斯来说，这是艰难而又痛苦的抉择。作为一个与劳苦大众血肉相连的革命者，他的内心对欺压盘剥工人群众的厂主和商人充满蔑视和憎恶；作为一个为推翻现存制度、创建崭新社会而奋斗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是他考察研究和分析批判的对象，而绝不应当是他本人被迫涉足并且身陷其中的职场。恩格斯早年曾迫于父命从事商贸活动，商人的唯利是图和庸俗虚伪使他深恶痛绝，他曾坚决地向他的父亲宣布：从此“绝对不再做生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351页） 。后来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每当谈起那些奸诈的商人，恩格斯就把他们称做“做生意的牲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0页） ；每当提起经商一事，他就把这个行当称做令人无法忍受的“鬼商业” （同上，第10卷第250页） 。而现在，为了给马克思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他走出贫病交加的困境，专心从事理论研究，恩格斯果决地搁下自己的研究计划，走进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去从事商务活动。只要能挣得一份薪金，用来帮助马克思全家，哪怕在“鬼商业”中与鬼为邻、同鬼相处、受鬼役使，恩格斯也心甘情愿。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公司的境遇，远比他自己估计的更加艰难。公司主管者的颐指气使、无理刁难，他必须隐忍；大量繁杂事务造成的超负荷压力，他必须承受；商人们的鄙俗之气、诡谲之风、贪婪之相，他无法回避，只能在频繁的接触中直接面对。凡此种种，都是个性鲜明、血气方刚的革命者恩格斯所厌恶的东西，然而这一切如今已经进入他的日常生活，从早到晚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的心灵。
恩格斯是一个学者，视理论研究和学术事业为生命，因此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公司的商业活动占去了他读书、思考和写作的宝贵时间。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倾诉了内心的苦闷：“现在晚上七八点以前休想有什么空闲时间，而最令人讨厌的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否则这里一切都会弄糟，我的老头儿会停止给我薪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45页） 因此，马克思把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处境形象地比喻为“埃及的幽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311页） 。马克思的大女儿小燕妮说，恩格斯“觉得自己在那儿就像鱼在沙土上一样” （同上，第32卷第691页） ；而小女儿爱琳娜则将恩格斯所做的工作直接称做“苦刑” （爱琳娜·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面对“幽囚”与“苦刑”，恩格斯也曾感到“沮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50页） ；但一想到自己的责任，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他铭记自己喜爱的箴言，那就是“从容不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683页） 。他冷静地应对各种挑战：白天没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就焚膏继晷，夜夜苦读；遇到可憎的人和可恼的事，他就告诫自己要宇量深广、善于忍耐。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一忍，就忍了整整二十年。
恩格斯在1850年进入公司时，年仅三十；而在1870年离开曼彻斯特时，已经年届半百。为了让马克思顺利进行理论探索，为了使工人运动获得更有力的理论指导，恩格斯在“幽囚”和“苦刑”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极为宝贵的二十个春秋。列宁在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说过：“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卷第10页） 确实，正是对马克思的深情与敬意、对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的挚爱与忠诚，使恩格斯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勇气。
——在这二十年中，恩格斯每月都从自己的薪酬中拨出相当数量寄往伦敦，以解马克思一家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他还为工人政党提供经费，并且资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同志。他不仅要保证马克思一家获得生活、医疗等方面的费用，而且还密切关注马克思的健康和情绪。每当马克思罹患疾病、遭遇不幸、心情怫郁，他总是及时写信问候，给予安慰；只要有可能，他总要想方设法前往伦敦看望。因此，燕妮和她的女儿们一直把恩格斯视为亲人，认为恩格斯的关切是马克思在病中获得的最具疗效的良药；而马克思则将这位战友的真情当做奋进的动力。在贫病交加、痛失幼子的悲怆时刻，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660页）
——在这二十年中，恩格斯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向马克思提供帮助，而且在理论创造领域为马克思奉献智慧。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就涉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各种问题请教恩格斯，从恩格斯那里及时获得翔实的信息和资料、准确的数据和图表，并参考恩格斯所作的分析，最终形成重要的结论。马克思还与恩格斯共同讨论《资本论》的篇章结构、核心论点和阐述方法，从恩格斯的建议中获得有益的启示。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马克思在看完《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的校样后，立即致函恩格斯，怀着深厚诚挚的感情写道：“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这本书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页）
——在这二十年中，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请求，为各种报刊撰写文章；单是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政论文章就多达一百二十多篇，这些文章在发表时署名大都为“马克思”，稿酬的领取者也是马克思，这就使马克思在艰苦岁月获得了一笔经常性的收入，而恩格斯则从来没有署过名。恩格斯对待写作一贯极为认真，而每一次代马克思执笔撰文，他在选材立论、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方面更是精益求精，因此文章发表后常常产生热烈反响。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的19篇文章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一组用英文撰写的论文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报》陆续发表，署名是“卡尔·马克思”。文章精辟地总结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用唯物史观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恩格斯逝世后，这一组论文的英文本和德译本 （德译本标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于1896年出版，署名仍然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往来书信公开发表后，事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此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这部经典名著的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这二十年中，恩格斯身居英国曼彻斯特，心系国际工人运动。在同马克思一起指导工人运动的历程中，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是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对革命队伍的侵扰，以保证运动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向前发展。恩格斯主动承担了这个繁重的任务，他说：“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42页） 按照这个分工，恩格斯及时撰写各种论战文章，引导各国工人阶级高举真理旗帜，抵制错误思潮，牢牢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也使马克思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于《资本论》的写作。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恩格斯热情支持马克思的工作。针对协会遇到的困难和总委员会内部出现的问题，他经常在关键时刻向马克思提出积极中肯、切实可行的建议，这对于马克思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工作、推进《资本论》的写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资本论》的写作进度和出版前景，是恩格斯时刻萦怀、念兹在兹的大事。他一直把支持和推进这项工程当成自己的使命。《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曾以沉默来抵制这部著作。恩格斯迅即识破这一阴谋，他精心撰写并发表一系列书评，使工人阶级和社会各界深刻认识《资本论》的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性贡献。
这些真实感人的故事，在古往今来的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使无数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为之动容、受到震撼。在革命队伍中，恩格斯的自我牺牲精神有口皆碑。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弗·梅林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作过仔细考察；在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梅林这样写道：“的确，他同卡尔·马克思的友谊是他一生中的巨大幸福，但同时也是一种隐而不露的痛苦。他为这种友谊付出了许多牺牲，即便是非常勇敢的人也难以承受。但他没有丝毫的不快和怨气，相反却以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去襄助那位更加卓异的天才；他这样做，比他自己在思想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更令人心生敬意。” （弗·梅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这些深情的表述，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恩格斯在战友们心中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这二十年中，恩格斯不仅勇于牺牲、忠于职守、甘于奉献、乐于助人，而且勤于学习、笃于思考、敏于探索、善于精进。他每天利用夜晚时间博览群书、刻苦治学，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而且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许多重要领域。
他以极大的热忱研究军事科学，广泛搜集和研读各国军事文献，密切关注各地发生的战争，并对这些战争的爆发原因、本质属性和发展趋势作出透辟的分析，提出深刻的见解，为创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语言学，探寻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做了开拓性工作。他刻苦学习外语，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和写作。凭借这种才能，他为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沟通和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持续关注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广泛了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发展历程和最新成果，探索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开辟了最初的航道。
他以浓厚的兴趣研究世界历史，同时广泛涉猎法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文学艺术等学科，从各种角度论证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他努力在各门学问之间打破传统的畛域，在学术与社会现实之间消除人为的壁障，揭示蕴藏于其中的辩证联系与客观规律。经过苦心孤诣、穷源溯流的探索，他开创了一种思路通达、论证精妙的学术境界和叙述风格。“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纤秾》） 恩格斯的开拓精神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彰显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整整二十年，在曼彻斯特郊区，恩格斯的寓所几乎每夜都亮着灯光。它就像一艘夜航船，在浩淼无垠的知识海洋上坚定沉稳地破浪前进。在这艘船上，孤灯夜读的恩格斯创造着人类思想史和世界学术史上的奇迹。马克思曾担心恩格斯因为从事商务而“浪费”自己的卓越才能，“使之荒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56页） ；然而谁会想到，恩格斯竟然在如此喧嚣的环境中也能宁静自守，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沉潜于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之中。这一点使马克思深受感动，极为钦佩。在“幽囚”般的艰难环境中，在“苦刑”般的工作压力下，恩格斯没有抑郁消沉，反而更加意气风发、活力四射。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险峻山路上，他体验着由探索带来的心灵震撼，收获了用心血凝成的累累硕果。他从一个只有中学学历的青年历练成博闻强识的学者，进而迈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融通今古、洞见精微的胜境。因此，马克思由衷地赞誉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484页）； 战友们则一致认为，他超越了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09页）。
在这二十年中，恩格斯心中始终保持着高洁的志向。他选择了自我牺牲，同时也选择了自我鞭策、自我淬炼、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象传》） ——恩格斯的人生选择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坚韧刚毅、顽强进取的精神。
也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位至大至刚、重情重义、无私无畏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恩格斯说过：“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94页） 这句格言凝练地概括了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精神，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恩格斯的革命本色。在漫长的斗争征途上，他既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领袖，又是一名脚踏实地、勇于献身的战士。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这使恩格斯受到沉重打击。在这个悲恸的时刻，恩格斯就像一个久历戎行的老兵那样，强忍哀痛，枕戈待旦，及时提醒战友们“一定要坚守岗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457页） 。在致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左尔格的信中，他冷静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斗争的思考：
“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05页）
活着就要勇猛精进、奋斗不息；活着就要担当使命，践行誓言；活着就要为赢得“最后的胜利”奉献力量！这就是一个忠诚战士在悲痛中发出的壮怀激烈的心声。
从马克思停止呼吸的那一刻起，恩格斯就清晰地意识到即将出现的挑战是多么严峻，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马克思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四十年来两位战友协力推进的事业如今要由恩格斯独自担当。千头万绪的工作、尖锐复杂的矛盾、各式各样的难题，一下子摆在恩格斯一个人面前，这使他愈加思念自己的战友，愈加追怀那些风雨同舟的岁月，同时也愈加果决地选定了自己余生的奋斗目标：牢记马克思的嘱托，继续推进他们共同开创的事业。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顾炎武《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年逾花甲、两鬓斑白的恩格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曾被疾病折磨了整整半年，但他一天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在战友们眼里，他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斗志比以往更加高昂；他那勤谨奋勉的工作热忱、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和光风霁月的磊落胸襟，使他看上去比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显得年轻。 （参见爱琳娜·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之所以能保持这种状态，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矗立着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正是依凭崇高的信念，他踔厉风发、夙兴夜寐，年复一年在几个重要领域顽强奋斗：
——遵循马克思遗志，热诚支持、悉心指导国际工人运动 。在缅怀马克思的日子里，恩格斯果断地承担起指导工人运动的重任。虽然情况极为复杂，任务无比繁重，但恩格斯从未有过丝毫犹豫。他明确表示：“谁要是像我这样50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对他来说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页）
在恩格斯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在19世纪80—90年代呈现出生机蓬勃的局面，一批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恩格斯与各国工人领袖一起，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仔细分析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及时制定克敌制胜的新策略，不断总结党的建设的新经验，成功地避免了人们担心出现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以及“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05页）
恩格斯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洞烛幽微的政治智慧和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对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波兰、丹麦、瑞典、挪威、瑞士、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工人运动分别进行指导，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和建议，使各国工人领袖在紧要关头深受启迪。因此，恩格斯在伦敦的寓所就成了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众望所归的“中心点”，寻求真理的人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卷第11页） 。正是鉴于这些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列宁满怀深情地指出：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同上，第2卷第1页） 。
——整理马克思遗稿，为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呕心沥血、不懈努力 。《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病魔夺去了马克思的生命，使他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全部写作计划，只留下了大量的手稿。能不能将这些手稿加以整理，编辑成书，正式出版，这是马克思在即将告别尘寰的日子里时刻惦念的事情。他在病榻上对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9页） 。恩格斯深深铭记马克思对他的期望和信任；他很清楚，所谓“做出点什么”，就是通过精心整理、认真编辑，使那些尚未最终完成的文稿“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同上，第6卷第3页）。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任务，但恩格斯认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并且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他深知，将《资本论》完整地奉献给工人阶级，这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个人的心愿，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需要；有了这部伟大的著作，“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 卷第293页） 因此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立即抱病启动这项工程，毅然搁置了自己的一系列研究计划。他多年来潜心撰写的《自然辩证法》、《爱尔兰史》和德国史稿，以及论述军事、宗教、语言等问题的手稿，从此永远遗憾地成了“未完成著作”。为了集中精力整理马克思遗稿，恩格斯还中断了《德国农民战争》的修订再版工作；这个曾经让他萦系心间并倾注大量心血的重要工程，后来一直没有能够重新启动。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恩格斯一边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一边锲而不舍地从事《资本论》文稿的编辑工作。马克思的遗稿盈箱溢箧、头绪纷繁，不仅字迹难以辨认，如同“天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136页） ，而且许多章节内容不完整、次序很凌乱、词句未推敲，多半带有片断的性质。要把这样的文稿加以梳理、编排、加工、润色，使之成为严谨系统而又完全符合作者原意和风格的著作，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然而恩格斯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从未面露难色、口吐怨言。相反，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手稿中存在的那些内容不够完整、层次不够清晰、表述不够明确、书写不够规范的问题，都是“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8页） 。因此，每当摊开马克思的手稿，恩格斯总是肃然起敬。他曾满怀深情地对马克思的女儿劳拉说：“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 （同上，第10卷第530页） 有人曾建议恩格斯“根据第三卷写出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劝他利用第三卷的成果去撰写自己的著作，恩格斯明确表示“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他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 （同上，第10卷第692页）
正是怀着这种责任感和战友情，恩格斯圆满完成了在常人看来比登天还难的任务：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问世。此后仅仅过了8个月，恩格斯就溘然长逝。可以说，为了亡友的两卷遗著，他真正是以命相拼；但无论承受多少压力和困苦，恩格斯始终甘之如饴。他一再表示：“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像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 （同上，第10卷第531页）
显然，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支持，这座纪念碑永远都不可能“树立起来”。英国工人运动领袖哈尼说过：“《资本论》的作者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真是莫大的幸福。” （乔·朱·哈尼《关于恩格斯》） 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们需要补充一句：马克思有这样一个披肝沥胆的战友，也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幸福。
——实现马克思遗愿，坚决捍卫、不断丰富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 。恩格斯为此做了四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一是详尽而又透彻地研究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摘要和批注，深入阐发马克思的精辟思想，充分利用人类史前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次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
二是全面梳理和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历程，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三是敏锐地考察资本主义演变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新趋势，阐明一系列新思想；利用重新出版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时机，在序言或评论中及时提出新的理论判断、新的策略原则，不断地丰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
四是坚决回击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思潮，进一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从而准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品格。
以上所述，远未穷尽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位思想家的生命在夕照中放射的异彩。在登临人生智慧巅峰的时刻，恩格斯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和创造力，他的生命在每个瞬间都体现着永恒的价值。
人生苦短，韶光易逝。一旦进入垂暮之年，许多人都会产生“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的苍凉心境 （陶渊明《游斜川》序） ；而另一些人则保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奋进姿态 （王勃《滕王阁序》） 。恩格斯就是这样的奋进者，就精神境界来说，他远远超越了那些壮心不已的志士。他所承担的任务，每一项都极其艰巨而又复杂，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然而恩格斯总是迎难而上，出色地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而且始终保持着青春的锐气和激情。
1890年，恩格斯进入古稀之年，他向千千万万爱戴他的工人们“真诚地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分力量，我就要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525页）
1894年，恩格斯的生命之舟已经渐渐驶向终点，但他仍然在用心谋划并且具体安排近期、中期和长远的工作，他说：“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74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82页）
这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 此时恩格斯的生命就像是燃烧的蜡炬、吐丝的春蚕，竭诚奉献、惟精惟一，全神贯注、欲罢不能。1895年，就在他辞世前七个月之内，他至少写了八十多封书信，内容涉及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一生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895年7月23日，那时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剩下两周，但他仍然具体而微地密切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76页） 在这七个月内，他为马克思的名著《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了精湛的导言，为《资本论》第三卷作了重要增补；他还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以便实现自己“长期以来的美好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28页） ——撰写一部马克思传，同时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02页）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就在他的健康遭到疾病威胁的时候，他还时时遥望东方，密切关注1894―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认真思考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前途和命运；在致劳拉·拉法格、考茨基和左尔格等人的书信中，他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285—286页、第28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74页）
恩格斯的病势日渐严重，以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工作计划，更不可能实现“看看新的世纪”的热切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348页）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但恩格斯却从容面对，表现得神闲气定、云淡风轻。他对自己数十年来的奋斗经历深感欣慰，对人类进步事业在新世纪的前途满怀信心。即便在人生的最后一程，他也依然保持着心忧天下的宽广胸怀和好整以暇的行事风格，丝毫也没有紧张焦虑和颓丧惨怛的情绪；恰恰相反，他的举止庄重潇洒，谈吐豪爽坦率，处处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战友的真诚，彰显出一个哲人对宇宙人生的透彻认识。
人老了，会是什么样子？“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 （叶芝《当你老了》，袁可嘉译）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这些诗句在东西方广为流传，几乎在人们心中铸成了老人的固定形象。许多人认为，人老以后，即便还有一点“壮志”，也早已力不从心，正如中国宋代诗人陆游所形容的那样：“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 （陆游《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 ——是的，就连这位被誉为“亘古男儿一放翁”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第四十五册《读陆放翁集》） 的豪放诗人，一提起“老境”，笔底也难免流露出心余力绌的无奈和日薄西山的悲凉。
然而晚年的恩格斯却颠覆了东西方千百年来流行的成见。他把萧瑟的“桑榆暮景”变成了灿烂的“云蒸霞蔚”。他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踏遍青山、步履犹健、丹诚不泯、浩气长存的壮美图景。他在青年和壮年时期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涵养的气度和情怀、磨练的意志和韧性，在进入老年之后不仅没有消褪和衰减，反而得到进一步升华。他以超越的眼光和豁达的心胸来诠释生命、彰显个性、抒发豪情，使人生的最后一幕走向高潮，放射夺目的华彩，奏响雄奇的乐章。
“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周易·大畜·彖传》） ——这就是恩格斯晚年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他永留世间的动人风采。
我们从恩格斯在青年、盛年和暮年时期所作的三次人生选择中，看到了他对高远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在数十年跌宕起伏的斗争中，恩格斯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1839年，风华正茂的恩格斯曾用掷地有声的诗句表达这一信念，他写道：
“我的心灵凝视着真理，
我的脚步追随着真理，
我不怕烈焰，不怕利剑，
我怎么会彷徨犹豫？
我怎么会退缩不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5页）
这是恩格斯的青春誓词，是他终身坚守的行为准则和至死不变的赤子情怀，也是他的壮丽人生的生动写照。他和马克思一起用思想的火炬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从此，这个真理就成为他献身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的科学依据，成为他增强信心、增长智慧、增添勇气的动力之源，也成为他判别是非、决定取舍、进行抉择的唯一指针。
有了这样的指针，恩格斯的人生选择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进行的痛苦选择，而是怀着使命感和自豪感作出的愉快选择。人在一生中总是要追求幸福和快乐的，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于与幸福相谐和的快乐的本质，各人的认识各不相同。人们各以自己的品格（习性）估量快乐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恩格斯根据他所服膺的真理，对幸福和快乐的本质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和诠释：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含辛茹苦、负重前行，这就是幸福生活，这就是快乐人生。本着这一信念，他甘于选择逆境，勇于选择担当，乐于选择奉献。
这就是恩格斯毕生追求并成功抵达的精神境界。正因为如此，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充满阳光。他的气质、情怀和风度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1页） 恩格斯说过，在人的各种美德中，他所“喜爱的美德”是“乐观”。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682—683页） 在他看来，生命航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奋斗之路从来都充满艰辛，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乐观就意味着选择刚强、坚守、进取；反之，选择悲观就无异于选择怯懦、放弃、消沉。确实，倘若一遇风浪就手足无措，一遭挫折就日坐愁城，那还侈谈什么不负韶华、有所作为？因此恩格斯强调，人越是处于重重困难之中，就越是要高扬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彰显的是坚如磐石的信念，是蔑视强敌、攻克难关的气魄，是打不倒、击不退、压不垮的意志，是化解焦虑、静思过往、把握当下、笑对未来的智慧。由于这些原因，恩格斯认为，面对压力而能泰然自若、身临逆境而能幽默诙谐，这是坚贞不屈的革命者独具的精神优势。1883年5月22日，在马克思逝世两个多月后，恩格斯在致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写道：“最近我清理了1842—1862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28页）
这里所说的“非常严肃的东西”，是指对无产阶级的一片忠诚，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恩格斯在全方位的恶浪和全天候的逆风中始终保持定力，做到矢志不渝、威武不屈、“临大节而不可夺” （《论语·泰伯》） 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这句话看似轻松平易，背后却隐含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和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因而使战友们纷纷流下感动的热泪。这是一个革命家在身经百战、历尽沧桑之后的“悟道之言”，它使我们不禁联想起燕妮对马克思坚毅品格的描述：“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都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甚至没有失去极其乐观的幽默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81页） 两位革命导师的铮铮铁骨和嘉言懿行，体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轩昂气概和登临绝顶、洞视八极的远见卓识，值得我们用一生时间去反复体悟、深长思之。
恩格斯的高尚追求无疑会在东方的中华儿女心中引起共鸣，因为中华民族历来将人的精神品格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自古以来，中国人最为推重的人生准则始终是：立德尚义、刚健自强，志存高远、心怀天下，“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中国人由衷赞佩的人格丰采始终是：胸怀磊落宽广，心地澄澈光明，自甘清贫而“乐在其中” （《论语·述而》） ，久历艰辛而“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发愤进取而“乐以忘忧” （《论语·述而》） 。即便遭遇坎坷、险象环生，也仍然从容如故、颜色和豫，坚韧沉毅、愈挫愈勇；而当国有危难、民罹疾苦之际，则挺身而出、果决前行，舍生忘死、大义凛然，风雨同舟、勇克顽敌，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五千年来，这种坚贞高洁的品节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不断赓续和弘扬。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这种优良传统得到传承和光大、转化和更新、充实和升华，形成反映历史规律、具有科学内涵、彰显时代特征的精神谱系，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成为伟大祖国在历史洪流中巍然屹立、焕发青春、破浪前行的强大动力。
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同恩格斯的高情远致是深相契合的。正是由于理念相通、情感相融，恩格斯的品格和风骨就使我们倍感亲切。“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谢灵运《七里濑》） 我们今天阅读恩格斯的文章和书信，会感到如晤良师、如逢益友；我们可以向他求教，可以同他对话，也可以与他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从恩格斯慎思明辨的选择和笃行不倦的实践中，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价值以及怎样实现这种价值；更加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明白这种精神为什么会千古不磨、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人的一生是在各种选择中度过的。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公与私、是与非、义与利等重要问题上作出的选择，特别是当深重的灾难和严峻的考验猝然降临时，在是否恪守民族大义、是否维护人民利益的考问面前作出的选择，不仅反映我们的品行和人格的高下，而且决定我们的前途和人生的成毁。我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困扰和困惑，因此，我们在进行抉择时特别需要有明辨的理智、决断的勇气、躬行的毅力和坚守的恒心。正是在这些方面，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启示。孟子说过：“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离娄章句下》） 从恩格斯的亲身经历和经典格言中，我们能够深切地体悟到，应当怎样把握“可为”与“不可为”的判断标准，从而作出果断正确、无怨无悔的抉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钻研科学理论，坚持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就一定能在人生道路上逐步练就穿透浮云的眼力和搏击风雨的本领；到那时，我们会从心底发出欣喜的感叹：“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荀子·劝学》）
恩格斯的思想、学问和胸怀宛如横无际涯的大海，本文所作的解读和评析仅仅是管窥蠡测，不可能全面论及他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所有方面。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恩格斯的壮丽人生，我们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编纂了这部画传，力求完整、准确而又生动地展现他的实践历程、理论贡献和人格魅力。我们希望，这部图文并茂的传记能够帮助读者走近恩格斯生活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进入他那瑰奇而又恢弘的精神天地。这本书讲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我们深信，用心的朋友从中不仅会读出对历史的沉思，而且会读出对现实的关切、对未来的展望。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逝世。遵照他的遗嘱，战友们将他的骨灰投入碧波万顷的大海。自那时以来，一百二十五年过去了，大海的涛声依旧回响在我们的耳畔，恩格斯的伟岸身影和明澈目光始终在鼓舞我们前进。列宁曾把恩格斯的卓越思想和崇高风范比做“明亮的智慧之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在神州巨轮劈波斩浪、激流勇进之际，我们要高擎这盏智慧明灯，让它的光辉映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同时也为我们的人生之旅指明航向。
2020年春寒时节定稿于新京兆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