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发展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

一、基本格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主管机构及所属企业的内迁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兵工生产格局。包括兵工署在内，绝大多数兵工企业都最终西迁至重庆，这使得重庆在战时中国兵工生产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兵工企业的内迁，无疑有助于中国保存军事实力，持久抗战。随着战事的推进，国民政府又新建和发展了一些兵工企业，其中，在今重庆范围的有兵工署第二十六工厂、第二十七工厂、第二十八工厂。这三个厂分别位于长寿、万县和沙坪坝。第二十六工厂建于 1939 年 10 月，主要生产氯酸钾，这是制作炸药的重要原料。第二十七工厂建于 1942 年 11 月，主要生产二八式枪榴弹、飞机炸弹。第二十八工厂建于 1941 年 3 月，主要生产矽铁、钨铁、合金钢、耐热钢、弹簧钢、高锰钢等。

综合“迁”与“建”两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抗战时期兵工署所属兵工企业先后有 17家在重庆。到抗战结束时，重庆还继续生产的兵工署所属企业有第一工厂、第二工厂、第十工厂、第二十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綦江分厂、第二十三工厂重庆分厂、第二十四工厂、第二十五工厂、第二十六工厂、第二十七工厂、第二十八工厂、第二十九工厂、第三十工厂、第五十工厂等 15家。只有第三工厂和第十一工厂迁渝后不久并入其他兵工企业，第四十工厂由第二十一工厂接收并变更为第二十一工厂綦江分厂。此外，抗战时期迁至南川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虽不隶属于兵工署，但也是具有兵工生产性质的企业。很显然，抗战时期的重庆汇聚了当时国民政府的绝大多数兵工企业，重庆的兵器工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是战时兵器工业生产的中心。

资料来源：据《各兵工厂主要事项一览表》《兵工署各厂生产能力与实际产量比较表》《兵工署各厂厂址和出品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427、433页）以及《大后方兵工生产企业概况一览表》（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整理。

从上表的统计来看，抗战时期先后迁渝的国民政府所属各兵工单位共23家，其间有少数被调整、合并。这23家兵工单位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巴县、江北县、长寿县、万县、綦江县、南川县等地，其中，位于巴县的居多，共12 家。

二、意义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兵工发展格局的形成是战时客观形势不断变化的必然结果。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称：“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 月 2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 11 月 19 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国防最高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 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面、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部分行政人员抵达重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初步形成。同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筹划迁驻重庆的同时，军事斗争上也在积极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了《工厂迁移协助办法》，对于军需厂矿、普通厂矿内迁分别作了说明。30日，蒋介石就当时的抗日形势指出：“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 可见，蒋介石在南京沦陷之前便已作好了渐进内迁和退却的准备。因此，最初大部分兵工企业都以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为迁移目的地，但直接迁至四川的并不多。

抗战时期影响兵工企业内迁的另一标志性事件是武汉、广州的沦陷。它发生在 1938年夏秋之际，在此之前，湖北、湖南、广东还是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铁厂、上海炼钢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以及炮兵技术研究处等兵工单位的原驻地或迁驻地，但之后，这些地区成为战争的前线，各兵工单位不得不寻找更安全的落脚点。此次迁移，促成了战时兵工企业整体布局的实质性变化。1938年12月，蒋介石写道：“一年中失陷徐州、开封、广州、武汉之四大重镇，除广州余部不战而溃丧失威信之外，其余皆与敌军以重大打击，以使敌进退维谷，攻守皆难，而我之战略与政略得以布置完成，且立于主动地位，奠定抗战胜利之自信心理。” 所谓“战略与政略得以布置完成”自然也包括兵工企业内迁已大体接近尾声，兵工生产的实力得以续存。这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武器上来积极支撑抗战危局。

1939年，长沙会战的展开为战时兵工企业最后的内迁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期内迁的兵工企业主要有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巩县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其中，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全部内迁至重庆；巩县兵工厂一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内迁中因故受阻而折返至湖南辰溪；广东第一兵工厂全部迁至贵州桐梓。至此，战时全国兵工企业的内迁基本完成。

第二，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发展格局的形成为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巨大的武器资源与技术保障。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是中日两国各种资源的消耗与对抗。武器生产、供应和保障是把握战场主动权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基础。重庆集中了抗战大后方兵工厂的绝大多数，其生产规模、生产能力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兵工厂，因此，战时重庆兵工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抗战危局。

首先，重庆兵工企业的规模最为庞大。抗战全面爆发后，以金陵兵工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上海炼钢厂等为代表的一批兵工企业迁入重庆，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兵工企业。迁入重庆后，它们迅速扩充规模，开展生产，蔚为壮观。下表是 1945 年 5 月兵工署所属各工厂员工兵夫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兵工署所属各厂员工兵夫编制及驻厂眷属人数统计表》，载《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859—860页。

由表可见，1945年兵工署所属30个兵工厂（含分厂）共有员工兵夫总数为127273人，而此时重庆所属的15家兵工厂共有员工兵夫89664人，占总数的70.45%。也就是说，重庆以外各类兵工厂的员工兵夫总数之和，还不及重庆的一半。而重庆各兵工厂的规模也异常庞大，员工兵夫数量超过 4000人的有第一工厂、第二工厂、第二十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第二十四工厂、第二十五工厂、第二十七工厂、第五十工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等9家。其中，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员工兵夫数量更是达到了26618人，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巨型企业。

其次，重庆兵工企业的产品种类最齐全，产量最高。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兵工企业数量最多，在布局上对产品种类也十分考究。其产品主要有七九步枪、75毫米炮弹、二八式枪榴弹、手榴弹、甲雷、7.9毫米枪弹、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60毫米迫击炮、82毫米迫击炮及炮弹、120毫米迫击炮及炮弹、150毫米迫击炮弹、37毫米战车防御炮、防毒靴、军用皮件、地雷、发射药、黑药、炸药、矽铁、钨铁、合金钢、耐热钢、弹簧钢、高锰钢、钢料等武器和材料，几乎包含了当时战场所需的主要兵器和制作材料。这在当时的抗战大后方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可以与之媲美。

国民政府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珍珠港事变之后，“盟邦始逐渐加以援助，但延至三十三年，始有一部分取给于盟邦之租借互助或贷与。但运输困难，大部分仍赖兵工厂产量之增高，方得维持此史无前例之八年艰苦抗战” 。由此可见，兵工产量的维持，对于坚持抗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工厂不仅产品种类齐全，而且产量也总体上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以七九步枪为例，按照兵工署 1945 年 4 月对各工厂生产能力的统计，当时能生产七九步枪的有兵工署第一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第四十一工厂以及东南区各兵工厂。在平均每月最大产量 11600 支中，有 3600 支为第一兵工厂生产，有6000支为第二十一工厂生产，这两个工厂七九步枪平均每月最大产量之和占所有能生产七九步枪各厂最大产量的 82.8%。 有些产品，仅有重庆能够生产，如马克沁重机枪全部由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生产，60毫米迫击炮弹全部由兵工署第十工厂、第五十工厂生产，120毫米迫击炮和炮弹则全部由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生产。这表明，重庆兵工企业的产品还有其独特性，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重庆作为大后方的中心在抗战时期重要的战略支撑与保障作用。

最后，重庆兵工企业的生产技术最为突出。生产技术的进步首先靠人。抗战时期，重庆聚集了当时大量的专业人才，其中包括一批掌握先进兵器工业知识的人才。他们在兵工厂既从事管理工作，又进行技术指导和生产。下表为当时兵工署所属重庆各兵工单位主管的简历信息：

资料来源：《军政部长何应钦卸任陈诚就任兵工单位交接清册》（1944年），载《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2页。

从上表不难看出，除兵工汽车运输处汪英宾没有注明简历外，其余24家在渝兵工单位的主管多数为科班出身，少数未受兵工技术专业训练的，也是从军事管理专门学校毕业。表中25位管理者中，有18位是留学归国技术人员，占 72%。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主管都有基层经历，多数是技术人员。

除了主管外，兵工署对在渝一般员工的专业素养更是严格要求。抗战全面爆发后，军政部将兵工学校迁至重庆沙坪坝杨公桥，专门为战时兵工署所属各单位培养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各兵工厂在招收艺徒时，也有相关规定。“一般要经过严格检查（占总分的 40%），各种知识如国文、常识、算数等考试（占30%），以及品行修养考查（30%），只有此三者均合格又有担保者，方可入厂学艺。艺徒入学后，即按其志愿与兴趣，选择各项专门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由此可见，进入兵工厂做普通员工大部分都要经过严格筛选和训练。1939年，兵工署又颁布了试用人员的规定，指出：“嗣后本署及各附属机关新进人员，除有特殊学识经验之专家外，均拟先行试用，以作缜密之考察……期内视其性情、资质、才干、学历之所宜，予以适当之职务，随时请委。” 可见，试用人员的考核也十分注重技能与才识，并以此作为是否继续聘用的重要指标。

另外，在兵工署迁渝的同时，其所属的一些专门研究机构也迁驻重庆。如弹道研究所，于1937年12月迁往长沙，1938年研究所弹道处迁渝，研究所火药处迁沅陵，分别复工。1939年火药处迁渝，与弹道处一并迁入磁器口煤炭沟新址。弹道研究所主要从事兵器膛内外弹道及火药之研究，以及协助设计新炮、制备射表、发展国产炸药等工作。1945年，兵工署技术司磁电兵器科并入该所业务，有兵器弹道与火药而兼及无线电控制之研究。 又如百水桥精密研究所，迁入重庆后于 1938年 7月 3日改组为材料试验处，主要负责统一和检验各兵工厂生产材料，并对其进行研究，以觅求兵工材料国内替代品。1941年，兵工署又令材料试验处筹办合金工厂，1942年11月，合金工厂改为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1946年10月，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又被调整并入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除了内迁机构外，抗战时期兵工署还在重庆新建了兵工研究机构。如军用特种车辆零件试造所，它于 1940 年 2 月开始筹设，主要研制活塞、活塞环、活塞梢、机油滤清器、各式传动轴等，同时承担军用特种车辆的维修。

第三，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发展格局的形成对重庆工业化的道路与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近代重庆的产业结构，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数十年重庆的产业发展。众所周知，重庆自晚清以后，就因商而兴，商业在地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异常重要。直至抗战时期，商业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作用仍然十分明显。1942年，著名地理学者陈尔寿就指出：“因其具乘上转下之地位，又当川东要冲，故商贾辐辏，百货云集，成为集散中心；川省土产，顺水而下，集中输出，而沪汉洋货，溯江而上，分销各地，因此抗战以前重庆海关之贸易数额，恒占全省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川省之政治中心固在成都，而蓉城僻处川西，不通运输，故其经济地位远不及川东边缘之重庆。”然而，战时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的发展，打破了重庆传统的经济结构，实现了近代重庆产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

与战前相比，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很大突破。从 1919年熊克武等人提出筹划重庆电力炼钢厂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重庆本地的兵工企业寥寥无几，且发展十分缓慢。而从 1937 年 11 月金陵兵工厂迁渝开始，到抗战结束，重庆的兵工企业数量最多时达到18家（含兵工署所属企业17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所属1家），且工厂员工人数基本都超过了千人。不仅如此，由于兵工生产主要采取机器大工业形式，所以战时重庆的重工业实际上也有了明显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兵工生产需要大量特殊原料，重庆的大量金属矿藏被发掘和利用，促进了采矿业、运输业的发展。“重庆由于内迁工厂激增，工业迅速膨胀，一时出现‘繁荣’景象，成为以军火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 可见，以兵工企业为代表的一大批工厂在重庆为解决战时军需民用，不断克服困难，扩大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重庆的工业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在特殊金属材料、轻武器、重武器、防护武器、爆炸武器等方面都有涉及，其生产规模也很大，产量较高，为支撑战时对日军事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尽管抗战胜利后，有不少兵工企业复原，但重庆仍然保留了大量兵工设备和技术人才，这为战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兵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重庆的兵工企业在常规武器生产和装备制造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今天重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明显特点。

另一方面，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业的发展扩大了近代重庆的城市规模。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重庆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但“自二十八年大轰炸后，纷向四郊疏散，于是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东迄大兴场，西达大渡口，而市廛所及，法定区域约达 300 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 1940 方公里” 。这清楚地表明，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重庆市区得到迅速扩展。究其原因，除了内迁导致人口膨胀外，工商业的布局也对城市建设规模造成了巨大影响。人们描述战时的重庆说，它“遽然成一繁盛之工业城市，其工业区之范围，广达十数方英里” 。由此可见，工业产业的发展大大加速了城市面积的拓展。以本文所论的兵工企业来看，兵工署第一工厂位于鹅公岩，兵工署第二工厂位于巴县鸡冠石，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兵工署第三工厂位于大渡口，兵工署第十工厂位于江北忠恕沱，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位于江北簸箕石，兵工署第五十工厂位于江北郭家沱，这些兵工企业的驻地都是重庆的郊外。这些地方此前人烟稀少，但兵工企业迁驻并生产后，周边逐渐形成集市和城镇。特别是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其生产规模巨大，它在战时及战后的发展对大渡口镇的变迁直接产生了深远影响。

战时兵工企业迁入并在重庆发展，对重庆城市规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空间上，还表现在人口数量上。据统计，1945年5月，在渝兵工厂员工兵夫及眷属总人数达到 129221 人，而当年重庆的总人口为 1245645 人。这一统计，仅涉及兵工厂，没有包括兵工署及其所属研究所、兵工学校、军械总库、运输处、试验处、陈列所等机构人员。由此表明，到抗战结束时，重庆市大约每 10 人中，就至少有 1 人从事兵工生产或为兵工企业家属。如果加上兵工署及其相关单位，还有为兵工生产提供原料的采矿业、运输业，兵工生产者、家属及各类管理、服务人员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显然还会进一步上升。不言而喻，战时的重庆着实是一个“兵工之城”。 OUd0A70luVzo8PF3wJ4qKDl35cBfDIlAppJQo6Nh4fzC/aiotSe6Qy447nS78w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