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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开埠后约30年，重庆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工业发展在中国内陆腹地的城市中率先起步，并取得领先地位。首先是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得重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西部的桥头堡，重庆的近代工业如火柴业、纺织业、玻璃制造业、航运业等从 19世纪 90年代开始得到逐步发展，这为后来其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而，重庆在辛亥革命后，是四川各种军事政治力量频繁活动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地方势力为在军事活动中取得优势，往往提倡和鼓励发展兵器工业。这都是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发展的前提。
就重庆本地的兵器工业而言，其源头与铜元局密切相关。1902年开始筹设的铜元局本来意在铸造铜币，
但 20 世纪 20 年代刘湘在筹备四川钢铁厂时，将不少设备存放于铜元局内，1926年刘湘又将铜元局的设备搬运到磁器口，并于 1930年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子弹厂。
1935年 2月，第二十一军子弹厂又更名为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1937年10月更名为四川第一兵工厂，1938 年 3月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工厂，直至重庆解放。
抗战全面爆发前，重庆本地兵器工业发展的另一个基础是重庆武器修理所。1928年春，刘湘在重庆临江门外杨家花园设立了重庆武器修理所，这成为重庆近代兵器工业的肇始。
重庆武器修理所在刘湘的推动下，得到很快发展，从武器修理转为了武器制造，其生产的武器包括迫击炮弹、枪榴弹、迫击炮、捷克式机枪、短管炮、步枪等。例如在迫击炮方面，重庆武器修理所从1928年至1938年，共生产47毫米迫击炮2800门、137毫米迫击炮56门、82.5毫米迫击炮750门。
另外，抗战全面爆发前重庆的兵工企业还有重庆电力炼钢厂、华西兴业公司华兴机器厂等。重庆电力炼钢厂最初于1919年由任鸿隽向熊克武提议创设，后因多种原因，事情几经易手而耽搁，直至 1935年才正式动工修建厂房。
不久，重庆电力炼钢厂又被国民政府接收管理，归属兵工署。1937年以前，重庆电力炼钢厂基本没有实质性的兵工生产；1937 年 1 月 1 日，其由国民政府接办，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在磁器口办公，
主要生产军用钢铁、飞机炸弹、枪榴弹筒等。华西兴业公司于1932年由胡仲实、胡光鑣兄弟发起建立，并制定了《开发华西计划书》，在电力、机器制造、煤矿、炼油、钢铁、纺织、化工、水泥、铁路、市政及建筑材料等 11个领域发挥作用。1934年至1935年华西兴业公司先后投资成立的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正式开工生产。华兴机器厂是兵工生产企业，主要承造刘湘地方势力集团所需的捷克花筒式机关枪，到 1936 年初时已生产 6000 挺；华联钢铁厂则主要为解决华兴机器厂所需的特种钢材而建立。
故抗战全面爆发前，华西兴业公司旗下的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明显具有兵工企业的性质。1939年，华西兴业公司与国民政府官僚资本融合，改组成立了中国兴业公司，厂址本部在重庆江北相国寺。中国兴业公司业务主要分为钢铁、电力、矿业三部分，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兵工生产属性。翁文灏在向蒋介石呈送的报告中就称：“政府所办之厂，自应专重兵工需要，中国兴业公司之厂，应就工业及交通所需之品妥为供给。但遇兵工需要，亦应尽先协助。”
表1-1 重庆原有兵工企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变化基本信息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和《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中的相关记载整理。
总的看来，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重庆武器修理所、重庆电力炼钢厂、华西兴业公司的产生过程都比较曲折，但它们都延续发展至抗战时期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的兵器工业起步晚，规模小，生产还较为落后，这是由近代中国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所决定的。然而，这些兵器工业的发展，是重庆工业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早期尝试，在西南地区有其重要历史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加剧，同时四川政局结束了混战而实现统一，西南地区逐步被国民党中央确认为战略大后方。国内及川内局势的变化促成了兵工企业战略布局的调整，而这个调整的方向主要集中在重庆。
据相关文献统计，1931年时全国的主要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上海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华阴兵工厂、辽宁兵工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广东兵器制造厂、四川兵工厂、开封兵工厂、云南兵工厂、衡阳军械局。
这些兵工企业分布在江苏、上海、山东、湖北、河南、陕西、辽宁、山西、广东、四川、云南、湖南等12个省市。从1931年至1935年，日本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中国东北、华北及华东沿海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日战争的前线，局势岌岌可危，故兵工企业的安全问题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1935年 6月 25日，蒋介石在成都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指示：“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妥员来川黔筹备整理。”
这表明，当时国民党最高层已基本确立将兵工生产重心西移的总体思路，而西移的目的地是四川、贵州一带。
1937年7 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敌我实力悬殊，日本很快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华北、华东地区都处于战争直接威胁范围。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拟定了迁厂计划，要求“凡受到威胁地区之工厂及有关机构，统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迁往西南地区”
。兵器工业开始逐步被迫内迁，近代中国数十年形成的兵器工业生产布局被打破。“兵工企业主要从三个方向向内地转移。北方的济南、太原两厂沿陇海铁路西迁，中原地区的巩县、汉阳等工厂经平汉、粤汉铁路南下逐步向西转移，上海（炼钢厂）、金陵、广东等军工厂则分水陆两路西运。”
当然，兵工企业的内迁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推进的。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国民政府试图在军事上以洛阳、汉阳、衡阳为轴线与日军开展持续作战，故一些兵工企业为配合作战需要，内迁至这些城市周边进行生产，有的到1938年底甚至1939年仍在辗转西迁过程中。
1937年 9月至 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兵工署开始对各兵工厂颁发迁厂计划，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巩县兵工分厂、中央修械所等六厂一所首先内迁，拉开了我国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大迁移壮举的序幕。
不过，这六厂一所中，只有金陵兵工厂是直接迁至重庆并未再次迁移。
1938年是兵工企业内迁的一个高潮，其主要原因是武汉、广州成为战争前线，中部、南部主要城市或被日本占领，或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由于国民政府早在1937年11月20日宣布迁驻重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自然成为兵工企业再次西迁时的目的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要员从桂林飞抵重庆，进一步强化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的地位。通过这一轮迁移，重庆集中了当时全国兵工企业的精华，成为兵工生产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城市。
1939年至1940年，是兵工企业内迁的尾声。这一时期，主要有原来迁至湖南辰溪的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原来迁至湖南安化的巩县兵工厂以及原来迁至广西融县的广东第一兵工厂等，在新的形势下，不得不再次内迁。
表1-2 1937—1940年间迁渝的主要兵工厂基本信息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和《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中的相关记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