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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研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和探讨。
抗战时期的重庆辖区经历了数次变动，且与今天的重庆有较大区别。1937年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后，由于行政地位的变化以及城市功能的转变，重庆的行政区划在抗战时期也有所调整。1939年5月5日，重庆由四川省政府直辖乙种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同时任命贺国光为市长，半年后吴国桢继任市长。1939年9月，全市由6个区增加为12个区。随着大轰炸的持续，重庆需要不断将内迁的人口向城外疏散，重庆的城市空间也因此迅速向郊外拓展。当时就有人提出，“现今各大都市已在努力从事的疏散，不仅是泛泛的人口的疏散，把许多拥挤于都市的人们，无计划地强迫转移于郊外、邻县、邻镇，或孤村，智识疏散与资金疏散，应该同时进行，同时加以有计划的组织。数年来未能解决的农村建设问题，很可以利用今日的时机，获得迅速而圆满的解决”
。迅速而圆满的解决自然是不可能的，人口向城外疏散，的确在客观上对城市周边的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1939年，为统筹在疏散区域建设郊外市场、住宅、工厂等工作，国民政府批准重庆成立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受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监督指导。
1942年，国民政府还颁布了《陪都及迁建区各机关公务员眷属生产合作推进办法》《陪都及迁建区普设消费合作社配销平价物资办法》等法规，这有利于迁建区的发展。于是，在重庆附近一些较为发达的市镇，疏散沿途主要的交通集结点，战时工厂、学校、政府机构以及新建住宅等地形成了新的聚集点。西郊的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新桥、歌乐山、高滩岩等，嘉陵江北的观音桥、猫儿石、相国寺、溉兰溪、寸滩等，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黄桷垭、龙门浩、弹子石、大佛寺等都因此而得到一定发展。
另外，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少国民党政治要人和社会名人为躲避空袭，在重庆周边建造了一些官邸或公馆。这些官邸或公馆建成后逐渐形成了小范围的活动区和聚居区，对重庆城市向四周拓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城市行政级别的提高和城市面积的扩大，抗战时期重庆市政府对市界作了新的划定。1939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勘定重庆市新市区地界的提案，划定市区面积约 300平方公里。“自二十八年大轰炸后，纷向四郊疏散，于是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东迄大兴场，西达大渡口，而市廛所及，法定区域约达 300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 1940方公里。”
概括而言，抗战时期重庆全市范围包括：江北方面，自大兴场对岸的梅子岗岚垭江边起到上游的沱江边止，包括郭家沱、唐家沱、黑石子、寸滩、头塘、江北城、溉澜溪、廖家台、相国寺、石马河等地；南岸方面，越过了涂山，自大兴场起到金沟岩止，包括放牛坎、大田坎、大佛寺、弹子石、玄坛庙、龙门浩、清水溪、崇文场、海棠溪、南坪、铜元局等地；西郊方面，北起嘉陵江渡溪沟，经歌乐山背斜层，南达长江边的余溪浩处，包括詹家溪、磁器口、沙坪坝、小龙坎、新桥、歌乐山、金刚坡、上桥、石桥铺、九龙坡等地。
由上可见，抗战时期的重庆从四川省辖地方城市一跃成为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其城市管辖范围也有所扩大。这个范围内集中了当时大量的内迁机关、团体、企业。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重庆的辖区范围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更。1959 年，重庆市辖 9 区 4 县，面积 9848 平方公里。1983年，重庆被调整为计划单列市，永川地区并入重庆，重庆增加到21个区县，面积2.3万平方公里。1997年，重庆升为直辖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划归重庆。
这时，重庆辖43个区县，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尔后，重庆所辖区县经历了数次撤并，现有 38个区县，辖区面积未变。这比抗战时期的重庆辖区扩大了约42倍。
很显然，站在什么时间点、以多大的范围来考察重庆的兵工企业，对于确定本书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讲，以抗战全面爆发为时间起点，以当时重庆行政区划为范围，是符合历史本身的。然而，这样势必会遗漏一些属于今天重庆所辖区域，不在当时重庆范围内，又需要研究、保护和利用的兵工遗址。这很不利于文物工作的开展，也就失去了课题研究的意义。鉴于此，本书以现重庆为范围来考察兵工遗址。
兵器工业遗址群，不是一个自生的概念，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基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现实而提出的。换言之，兵器工业遗址群的出现，既是中国兵器工业发展、演变的结果，又是今天文物保护工作不断推进的需要。
从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来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就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兵工企业。同治、光绪年间，晚清政府为了抵御外辱、巩固统治，注重引入西方各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汉阳兵工厂等在内的大型兵工企业逐渐兴起。尽管军事技术的改进，并没能挽救腐朽清王朝的灭亡，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之各地军阀、实力派自我生存的需要，兵工企业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得到了较大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一改晚清时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地方洋务派具体推进的局面，多由各地军阀、实力派自主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加强了对全国兵工企业的管理，使兵工企业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管理的局面。1928年 12月 11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军政部兵工署条例》明确规定：“兵工署直隶于军政部，掌管全国兵工及关于兵工之一切建设事宜。”
1929年 10月 31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工厂组织法》又规定：“兵工厂直隶于军政部兵工署，制造陆海空军军用各种兵器、弹药、器具及材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地兵工厂为避免损失，纷纷迁移。1938年2月2日，国民政府兵工署发布了《为更改兵工厂名称训令》，指出：“查本署各兵工厂现多已迁移，原有名称与新迁之所在地多已不相符合。兹为一劳永逸计，拟重行予以厘定，按照数字排列；并为对外秘密起见，不冠以地名，仅简称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工厂。”
抗战结束后，全国兵工厂统一归属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管辖的机制并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一些兵工企业得到保留、接管和改组，同时也新建了一批兵工企业，但兵器工业仍然实行专门的军事职能部门管理。直至改革开放后，一批军工企业开始转为民用生产或军民两用生产，另一批军工企业在市场的冲击下走向破产。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兵工遗址作为人类历史记忆的一种物化载体，广泛地存在于现有的军工企业或已经破产的军工企业中，且已经受到较大破坏，应当加快保护。最初提出兵工遗址保护，主要是针对具体的某个遗址。后来，随着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随着兵工遗址调查的开展，兵工遗址群的概念逐渐被认可。
在重庆，兵器工业遗址群即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在2000年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还没有被列入。从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庆开始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整体列入调查对象。2009年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正式列入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它包括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抗战生产洞、兵工署第一工厂抗战生产洞、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遗址、江陵机器厂遗址、第二飞机制造厂海孔洞生产车间。201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年鉴2010》在对重庆文化旅游业作统计时，专门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一个点列入，并指出它包含“江北区望江机械厂抗战生产洞、九龙坡区原建设厂抗战生产洞、万盛飞机洞”
。同年，重庆公布了《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了“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概念，并将其归入 61 个重庆重点抗战遗址之列。该规划还具体指出，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包含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望江机器厂）抗战生产洞、兵工署第一工厂（建设机械厂）抗战生产洞、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重庆特殊钢厂）遗址、兵工署第十工厂遗址、第二飞机制造厂海孔洞生产车间，它们分别位于江北区大石坝、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双碑、万盛区丛林镇海孔村。
2013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列入，包括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兵工署第十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抗战生产车间旧址、兵工署第二十五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兵工署第一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生产车间旧址、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海孔生产车间旧址等七处，它们分别位于重庆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万盛经开区。至此，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所指基本被确定下来。
本书的研究，即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所确立的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为主，同时还对重庆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已申报和待申报的文物点中的兵器工业遗址作梳理。具体而言，这包括兵工署旧址、兵工署第一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兵工署第十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旧址（含火工厂生产车间）、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抗战生产车间旧址、兵工署第二十五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兵工署第二十六工厂旧址、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抗战生产洞旧址、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生产车间旧址、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海孔生产车间旧址等十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开展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研究，推动遗址保护和利用，是落实总书记指示的具体实践。重庆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兵器工业的发展在城市发展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是一部过去的历史，但其中不少仍延续至今，为今天重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保护和利用好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有助于更好地传承重庆的历史文脉，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市情教育。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分散在七个不同的行政区内，有的处于较为繁华的都市中，有的位于较偏远的山林或沟谷里，有的与附近其他景观连为一体，有的还仍被企业所使用，因此，不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不同的保护与利用措施。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保护与利用，应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还要贯彻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在切实保护好文物本体的同时，加大对各相关旅游资源的协调配置，使遗址的综合效益得到最大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