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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年纪轻轻当上了洛阳北部尉，工作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可以说是一位好官，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棒杀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狠狠打击了皇亲国戚、豪强的嚣张气焰。这件事给了贵族一棒重击，压制了他们的气焰，而且还说不出一点儿问题。可是，这件事为他树敌不少，为了打击他，便密谋找机会将他赶出了京城，去做了顿丘令。不过，他虽离开了，这件事却在大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声望。而他雷厉风行、不畏权贵的行为，一直没有改变。
熹平六年（公元 177 年），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他在出任顿丘令期间，更是秉公职守，执法必严，说一不二。后来，他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为了勉励儿子曹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过去任顿丘令时，才二十三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当时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曹操出任顿丘令的时间并不久，很快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以参与时政的议论。其实，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也没有实权。第二年，也就是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了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本来这事跟曹操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因为曹操平时刚直不阿，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借着这个事，这些大臣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令皇帝免了他的官职。
曹操被免官之后，心情非常不好，从而不愿意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两年以后，光和三年（公元 180 年）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说起议郎这个官职，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却刚正不阿，忠于职守，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一些建议，使自己的治国之道得以实现，让政治更加清明。他想起了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觉得这其中有问题，便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他经过详细调查了解之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给予平反，以求得公正，这也有利于改善政治。
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向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写道：“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而真正贤臣的晋升之路被阻塞了。”从这寥寥数语就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把矛头指向了害人的官僚，而且还翻历史的案子，针砭时弊地对灵帝进行旁敲侧击。灵帝见曹操翻了旧案子，还旁敲侧击地提醒自己，心中自然是有一丝不满，但是，他作为皇帝，又不好直接回绝曹操。于是，他表面上对曹操这种恪忠职守的态度非常赞赏，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行动。这让曹操更加认清了吏治的腐败。
光和五年（公元 182 年）正月，灵帝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太尉许有彧、司空张济二人趁机大肆收受贿赂，对那些民愤极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一律不予查处，反而是整顿了一批有政绩却没有门路的官吏，这让百姓看在眼里，惹得民怨沸腾。那些被冤枉的官吏，纷纷向朝廷申诉。也有一些善良的官员上书灵帝说明事实，结果可想而知，灵帝不仅没有听信他们的实情，反而听信了宦官的诬陷，被灵帝罢了官，押入大牢，最后冤死狱中。
曹操自然也知道这些实情，对许有彧、张济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但是苦于没有机会行动，只好隐忍不发。但是，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地方发生大瘟疫，到了四月的时候，全国又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又发生了大火。因此，一时之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
灵帝听闻了不少天人感应的说法，对“灾异”的情况很是重视，下诏征询政事的得失。曹操借机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打击那些清明小吏而刻意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引起了民愤，造成了这样的灾祸。
灵帝本来就因为灾祸连连，之前有所察觉，这次由曹操一提，就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有彧、张济的失职行为，随后，没过多长时间，许有彧就被罢官。这次曹操抓住时机，一举成功。通过这件事，也让他深深地懂得了，为官之道要懂得抓住时机，他的某些做法也逐渐成熟起来。
曹操反对权臣为非作歹的做法，表明他与硬直派官僚的立场相似，虽然同样出身于宦官之家，但却走上了反宦官的政治道路，使得当时很多人都对他颇为赞赏。
而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很多豪强变得越来越猖狂。此时的曹操知道读书学来的办法始终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是将要崩塌的大城堡，他只有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靠着自己的力量拯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