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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在位期间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朱元璋亲眼看见了元末政治腐败、官贪吏残的情形，深恨贪官污吏蠹政害民。在建立大明朝之后，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
识字的人都知道，1、2、3、4、5、6、7、8、9、10，在中文里写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点会计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财务制度中，数字可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还需要同时用中文表示。但是，使用的中文，不是一、二、三……这样的寻常写法，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这种专用写法。没经过专业财务训练的人有时会写错，不得不重写，不禁会埋怨：是谁想出这么复杂的中文？烦死人了。历史上第一个规定在财务制度中“一、二、三……”必须写为“壹、贰、叁……”的，正是朱元璋。
朱元璋为何要做这个决定？这是防止腐败的措施之一，尤其是防止会计报表作假。从朱元璋到今天，六百多年的时间，朱元璋的规定依然在财务制度中严格使用。稍有不同的是，朱元璋规定，百、千写作陌、阡；现在，人们写作佰、仟。从这个细节可以发现，朱元璋用了很多办法防治腐败。朱元璋打击贪官的力度和手段可谓空前绝后，财务制度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
《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有载：洪武四年，朱元璋针对元末贿赂买官成风、官场腐败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他还颁布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法令：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者，杀！据《中国全史·皇帝史》所载：朱元璋感到对贪官污吏光砍头、充军不足以惩戒后来者，便施行比那“千刀万剐”的凌迟处死更残酷的“剥皮”刑法，把贪赃官吏活生生地剥下皮，再在人皮中填满乱草，缝合起来依旧是个人形，挂在各级官衙内外“示众”，让每天上下班的官员见之心惊胆战，不敢贪赃枉法。
除了剥皮这一酷刑外，还有如下酷刑：
铲头会：把贪官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头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过去，一斧头砍下几颗头来。
刷 洗：把犯人剥光了放在铁床上，浇上沸水，用铁刷刷去皮肉。
枭 令：用铁钩钩住犯人的脊骨，吊起来示众。
称 竿：把犯人绑在竿上，另一头挂上石头。
抽 肠：把犯人绑在竿上，用铁钩钩入谷道，把肠子钩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挂上石头，犯人的身体向上弹起，肠子也就全钩出来了。
朱元璋恨不得杀尽天下贪官，他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只要是贪污，不管涉案者官有多高，朱元璋处理时都不会心慈手软。永嘉侯朱亮祖勇悍善战，立下许多战功。但此人不学无术，在奉诏出镇广东时“所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1380），番禺知县道同把当地一个土豪抓起来，其他土豪行贿朱亮祖，请求他把被抓的土豪放了。朱亮祖宴请道同，要求道同释放土豪。道同厉声说：“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朱亮祖说不动道同，竟亲自把土豪放了。朱亮祖还纳富民罗氏女为妾，罗氏兄弟怙势为奸，被道同抓起来，朱亮祖又把他们放了。道同愤愤不平，上奏揭发朱亮祖的不法行为，其奏未至京城，而朱亮祖弹劾他对上司无礼的奏章先到，朱元璋不知内情，派使者诛杀道同。后来见到道同的奏章，才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觉得道同职位低下，敢揭发大臣不法之事，一定是骨鲠之臣，便派使者赦免道同。但后派的使者到达番禺时道同已被杀。朱元璋对朱亮祖诬奏道同非常不满，气愤异常，马上召朱亮祖与其子朱暹进京，用皮鞭把朱亮祖父子打死。
洪武十六年（1383），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个死囚家人的贿赂，令郎中仇衍为其开脱死罪。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他的不法行为被一狱官告发，开济和刑部侍郎王希哲、刑部主事王叔征把该狱官抓起来，杀人灭口。此事被监察御史陶垕仲发现并上报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将开济、王希哲、仇衍等人处死。
朱元璋鉴于元末吏治纵驰，民生凋敝，不惜用重典严刑惩治贪官。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因用刑太滥、不重证据，也使许多无辜者受到牵连甚至丧命。
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种种酷刑花样百出。又特设“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可谓亘古未有。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姚润、王谟拒绝官府的聘用，结果都被杀头抄家。朱元璋这种一味杀戮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反贪的范围，也难怪后世有些人把他视为暴君。
刘伯温曾劝朱元璋用法不要太严峻，他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应诏上书时，也说朱元璋有三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一是分封太侈，二是用刑太繁，三是求治太急。可惜朱元璋都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朱元璋御下严峻，用重典治贪，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一天，他对桂彦良说：“法数行而辄犯，奈何？”桂彦良回答说：“用德则逸，用法则劳。”这句话被朱元璋视为至理名言。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已是70岁的老人，他最后一次修改律令，颁布《大明律诰》。这次修改律令主要是将《明大诰》一些条目附载于《大明律》之后，“凡榜文禁例悉除之”，将重典改为“轻典”。朱元璋还亲临午门对群臣讲解修改律令的宗旨：“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除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摄要附于律文各条下。”
史书称，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之所以多峻令，是“出自一时权宜，非上之本意”。
他晚年颁布《大明律诰》，主要是为继承者皇太孙朱允炆着想。他还对朱允炆说出了用重典治国的原因：“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这句话表明朱元璋认为自己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惩治贪官污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继任者将面临“平世”，没有必要像他那样继续推行严刑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