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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不过是对童年记忆的缓慢回放——我赞同这一说法。出于对遥远年代的怀念，某些曾经痛苦的时刻会在回忆中变得美好（例如滑倒在阴沟里，踝关节脱臼，不得不打上石膏、缠上浸有蛋清的纱布，在家里待上半个月），因此，记忆的回放也就显得格外甜蜜。就我个人而言，小时候那些在防空洞里度过的有趣夜晚至今仍历历在目：半夜熟睡之时被警报唤醒，抓起一件外套罩在睡衣上，被大人们拽进潮湿的混凝土地下掩体；孩子们就着昏暗的灯光相互追逐嬉戏，不管头顶上的轰鸣究竟是高射炮发射还是炸弹爆炸；母亲们又冷又怕，瑟瑟发抖，孩子们却将那段日子视为神奇的历险。这就是我所说的怀念。出于这种情怀，我们能够接受所有令我们记起恐怖的四十年代的事物。年龄大了，自会如此。
那个年代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在夜里，城市是漆黑的。那时，夜幕一旦降临，少有的行人便要使用装有电池（而不是直流发电机）的引路灯。例如，自行车头灯就得依靠手部按压触发器产生的摩擦力充电。后来，宵禁政策颁布，夜里也就没有人上街了。
白天，城里到处都是军队，这情况至少持续到一九四三年（那时，城里还驻扎着皇家部队）。萨罗共和国时期，气氛更加紧张：常常见到海军圣马可团或黑色旅的巡逻队穿行于各大城市之间，游击队则以村镇为主要势力范围——无论是哪一派势力，全都武装到牙齿。在一个时常被军队管制的城市里，集会是不被允许的。成群结队的巴利拉
和身着制服的意大利小巾帼声势浩大地走来走去。午间时分，系着黑色围裙的小学生走出校门，随母亲前往副食品店购买少得可怜的食品。那些年，人们根本没有白面包可吃，哪怕为了吃上一点不那么令人反胃的、没掺锯木屑的面包，都得花重金从黑市购买。家里的灯光常年都是昏黄的，就更别提暖气了——只有在厨房才能感受到些许暖意。夜里，人们只能在被子里放一块热砖头取暖。关于生冻疮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如今，我虽不敢夸口能把所有的细节一一唤醒，但我的确闻到了记忆的缕缕馨香。就从政府里的法西斯分子说起吧！确切地说，那时的政府已经不再是法西斯政府了——不过不要紧，大家都知道，历史总是以悲剧的形式首次登台，而后以闹剧的形式再度重演。与政治氛围遥相呼应的，是建筑外墙上的海报：一个令人作呕（且醉意醺醺）的美国黑人将钩子般的大手伸向洁白如玉的米罗的维纳斯。如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黑人正在踏入我们的领土，他们形容瘦削，脸上写着威胁。说实话，我身边的人都比当年更觉惶恐。
黑色围裙在校园里再度现身，我无可反驳，这服装总强过那些纨绔子弟身上的名牌短袖，至少能让我的嘴里泛起一股蘸过椴花茶的玛德莲蛋糕的味道，仿佛葛查诺跑来对我说：“重生，重生，在一九四四。”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诺瓦拉的北方联盟派市长颁布了一条政令，禁止三人以上的群体夜间在公园内聚集。我不禁打了一个普鲁斯特式的冷颤，觉得自己穿越回了实行宵禁的年代。如今，我们的军队正在位于东方的亚洲大陆（可惜不再是非洲了）激战。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身着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国内城市的人行道上来回巡逻——不在前线打仗，却越俎代庖地干起了警察的工作，这情形简直与当年一般无二。我感到自己再度置身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时值今日，我读到好些文章，听到好些言论，其观点与当年《种族的捍卫》刊发的文章如出一辙，只是当下这些言论不仅攻击犹太人，还攻击吉卜赛人、摩洛哥人以及更广义上的外国人。这些年，面包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了。政府告诫我们要节约石油、节约用电，夜间要关闭商场橱窗的灯光。小汽车偃旗息鼓，“偷自行车的人”重操旧业。为了标新立异，恐怕不久就会开始定量供水。目前，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南北分治，但不乏“有志之士”朝这个方向奋斗。
我期待能有这样一位领袖，他愿意发自内心地拥抱健壮的农妇，并纯洁地亲吻她的面颊，然而，不同的人，大概都有不同的品味吧。
二〇〇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