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流动的现代性”或“流动的社会”是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概念。若想了解它的复杂内涵,不妨读一读《危机状态》(埃瑙第出版社,2015)这本书,齐格蒙特·鲍曼和卡罗·博尔多尼在该书中探讨了这一概念及其他一些问题。
所谓流动的社会,是随着那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潮流的兴起而显露雏形的(事实上,后现代好比一把大伞,涵盖了建筑、哲学、文学领域中的诸多现象,而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吻合)。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试图以秩序统领世界的宏大叙事产生了危机。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往的调侃和讽刺,它时常受到虚无主义的影响。不过,在博尔多尼看来,后现代主义已是穷途末路。他认为,后现代是一种具有临时色彩的潮流,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的一个时代,是与所谓的前浪漫主义相似的昙花一现。后现代的价值在于预告某种正在成形的状态,而它也的确像一艘渡船,从现代驶入了目前这个尚未可知的当下。
关于这个新鲜出炉的当下,鲍曼指出,它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引发国家危机(如今,面对众多超国家实体的权力,民族国家还有何自由决定权可言呢?)。一个能够向社会中的个体确保用统一的方式解决这个时代所有问题的实体正在消失。伴随国家危机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危机,以及政党危机。从更笼统的层面而言,所有那些针对社会中的个体发出的、通过表达某种价值理念令其产生归属感的口号都在遭遇危机。
随着群体概念陷入危机,个人主义开始肆无忌惮地滋长。人们没了同伴,多了敌人,彼此警觉提防。这种主观主义逐渐破坏了现代社会的根基,令其日益脆弱,以至于所有的参照基点全都消失,整个社会消融成液体般的流动状态。人们不再确信自身的权利(法律被视作仇敌),对于失去了任何参照基点的个体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露脸,将其作为一种体现价值的方式(我的好些专栏都谈到了这一现象)。此外,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不过,这种消费主义不再以通过拥有某件心仪之物而获得心理满足为目标,相反,某件商品一旦到手,人们就立刻想将其淘汰。在过盛的占有欲的驱使下,人们消费了一件又一件商品,却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与旧手机相比,新手机带来的快感非常有限。被拆卸的旧手机反倒折射出消费欲望的狂欢)。
说到意识形态危机和政党危机,有人认为所谓政党已经变成了出租车,上车的不是民众领袖就是流氓头子。他们操控选票,在不同的时机泰然自若地选择上哪一辆车——见风使舵的行径早已不是什么丑闻,反而得到大众的理解。事实上,越来越不确定的不仅仅是社会中的个体,而是整个社会。
这种流动性将会被什么取代?目前尚无确切答案,过渡阶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鲍曼指出(由于人们不再笃信来自上天、国家和革命的所谓救赎),愤怒运动是过渡时期的典型现象。这类运动的参与者明白自身有何不愿,却不清楚有何所愿。话说至此,某些公共安全部门的负责人曾就 黑块 问题提出抱怨,说如今已经没法将他们识别出来,扣上诸如无政府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红色旅”成员等帽子。这些采取黑块战术的人士随时会采取行动,但没人知道具体时间和具体方向——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吧。
我们有办法在这个流动的社会里生存下去么?有!那就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流动的社会里。这种流动性首先应该被理解,继而才能被超越——而这一切都需要新的工具。然而,糟糕的是,政治家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还没弄清楚这现象的威力究竟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因此,鲍曼的观点目前还只是 旷野里的呐喊 而已。
二〇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