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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说，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对于痛苦和丑陋的表现也被纳入艺术范畴，因为“古希腊的美学形式无法表现被鞭打的耶稣、荆棘冠……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濒死的耶稣”。他说得不对：古希腊的世界里不仅有用光洁的大理石塑造的维纳斯，也有受刑的玛耳绪阿斯、焦虑的俄狄浦斯以及美狄亚的致命爱情。当然，在基督教题材的画作和雕塑作品中，的确常常出现因痛苦而变形的面容——尽管其变态程度不及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难怪黑格尔（尤其是在谈到高地德国画派和弗拉芒画派时）曾多次提起，当艺术作品开始展现耶稣的迫害者时，就意味着丑陋事物的凯旋。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耶罗尼米斯·博斯曾绘有一幅著名的《耶稣受难》（现存于根特），画面上展现了好几个残暴的刽子手，其中两人的形象定能让如今的摇滚歌星和他们的模仿者心生艳羡：其中一人的下巴穿了两个孔，另一人的脸上挂满了各种金属饰件。博斯的意图或许是表现“罪恶形象的显灵”（提前宣告了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理论：任何文身者和试图改变自己身体的人都是天生的罪犯）。如今，我们可以对那些在舌头上打钢珠的少男少女表示反感，然而，至少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我们却不能将其视作天生有基因缺陷的人。
其实，那些少男少女也会在乔治·克鲁尼和妮可·基德曼的“经典之美”面前心醉神迷，倘若我们能考虑到这一点，便会明白这一行为与其父辈一般无二：他们的父母一方面会购买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神圣比例设计出来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或蜂拥至乌菲齐美术馆感受司汤达综合征；另一方面，他们也热衷于观看血腥暴力电影，有滋有味地看着脑浆飞溅到墙上；他们还会给孩子购买恐龙模型和其他怪物造型的玩偶，或去观看某些艺术家自残双手、肢体甚至生殖器的偶发艺术表演。
因此，无论是前辈还是后辈，他们在不放弃追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时常选择千百年来被视为恐怖的丑陋之物。当年，为了震慑资产阶级，未来主义者宣称：“我们要勇敢地在文学中展现丑。”阿尔多·帕拉采斯基更是（在他的《治愈痛苦》一书中）提出，要对孩子们进行健康的“丑陋教育”，将驼背的、瞎眼的、癌变的、残疾的、无耻的、患有性病的，一扭开关就会哭闹、嚎叫、叹息的，受癫痫、瘟疫、疟疾、脑出血、痔疮、淋病、疯癫折磨的，备受煎熬、垂死挣扎、命丧黄泉的玩偶形象作为教具让孩子们接触。总之，今天的人们一面（按照传统标准）欣赏美好的事物：可爱的小孩、秀丽的风景、精致的古希腊雕塑，一面也从那些曾被视为丑得无以复加的事物中获得享受。
不仅如此，人们有时还会把丑当成一种全新的美的模式——当下的赛博哲学便是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威廉·吉布森的早期小说作品（参见他所提到的nomina sunt numina
）就曾描绘装有多处机械或电子肢体的人类形象，倘若那个形象尚且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预言，那么时下的某些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则在宣扬通过制造中性的、后有机的、具有“超人特性”的躯体来超越性别差异。唐娜·哈拉维更是喊出了如下口号：“宁做赛博人，不做女神。”
有人认为，上述现象意味着在后现代世界里，美与丑的对立已经消失。这跟《麦克白》里女巫们所说的“美即丑，丑即美”是两码事。他们认为，这两种价值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特征，完全混为一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何某些年轻人和艺术家的行为仍然被视为边缘现象，只为地球上的少数人所称许？在电视节目中，我们会看到骨瘦如柴、腹部肿胀甚至死于饥饿的儿童，遭入侵者强暴的妇女以及许多备受摧残的身体，这令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系列并不遥远的画面，想起毒气室里那些瘦骨嶙峋的受害者。昨天，我们目睹了在高楼爆炸案和空袭案里那些血肉横飞的肢体，今天便生活在类似事件可能再度发生的恐惧之中。人人都清晰地意识到，某些事物千真万确是 丑陋 的，任何美学相对论都无法说服我们从那些事物中获得愉悦。
至于赛博人、血腥暴力电影、来自其他世界的怪物形象以及所谓的灾难电影都是一些被媒体炒作起来的表层现象，人们试图通过它们驱逐围绕在身边的、更为深层的丑陋。这些表面上丑陋的事物令我们不寒而栗，于是我们便绝望地试图忽略一切真正的丑陋——假装它们跟那些电影一样，全都是虚构的。
二〇〇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