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9年即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武则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李世民去世。武则天和众多大行皇帝没有生育的妃嫔，按惯例，被送进了皇家寺庙——长安感业寺，出家为尼。那一年，武则天二十六岁。

愁云惨雾，日月无光，那真是令人绝望的时日，几乎完全看不到前途与出路。武则天曾经写过一首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纷乱，恍惚，憔悴，以泪洗面，唯一能做的就是思念和很难指望得上的那份情意。

第二年五月，李世民忌日，已经继任为帝的李治前往感业寺行香，见到了一身出家人装束的武则天。史载：“武氏泣，上亦泣。”物是人非，阔别经年的一对恋人相对哭泣。

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七月，武则天被接回皇宫，没有名分，只是一名普通宫女。这时，她已经二十八岁。

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政治舞台上，武则天早期最重要的几步，都是在她第二任皇帝丈夫李治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搀扶下迈出的。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在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在成就武则天今古奇观的事业上，她的第二任丈夫唐高宗李治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了这位皇帝的爱情，武则天可能根本就成不了武则天。她可能会与众多先皇帝嫔妃一样，伴随着青灯黄卷，在木鱼声声晨钟暮鼓中，默默地老死在帝国首都那座皇家寺庙——感业寺里。

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机缘际会下，众多庶母中的一个——武才人，走进了作为儿子之一的李治的内心深处？在现有史料中，这是一个很难考证很难作出肯定回答的问题。想要中国皇家遮盖丑闻时不动用国家机器来撒谎，经常比让狗不吃屎还难，这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则与安史之乱后大量文史资料毁于水火有关。

有国内外史家譬如日本中国史作家陈舜臣便认为，事情是从小毛头李治暗恋武则天开始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大内森严，寻常男子很难深入其中，却也是皇室家族日常生活的场所，特别是那些未成年的皇家少年，与后宫女子照面的机会应是不少，小小少年李治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不知不觉地梦幻般地迷恋上了比自己年长将近五岁的武才人。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汉王李元昌爱慕皇帝身边宫人的故事，作为皇帝成年的弟弟，他见到后宫女子的机会，应该远远少于少年时期的李治。

应该说，这是一种对人性极具洞察力的判断。想想看，但凡生理心理正常的男性，青少年时代有几个人心中没有对几个美好女性迷恋不已倾慕不已？那是一种十分单纯，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和占有欲的爱慕，爱慕的对象时常会是那种美丽的、不同寻常的年长女性。那是许多男孩子心中深深隐藏着的、羞于启齿的、最为美好的秘密。

武则天十四岁进宫时，李治九岁已经被封为晋王。这种倾慕，可能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李治是个好孩子。

史书上说他“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 （《旧唐书》卷四，本纪四，高宗上） ，意思是说：这孩子从小就很聪慧，端庄稳重，宽厚仁慈，孝悌友爱。当时，他在学习《孝经》。李世民问他：“这本书里，最重要的话是什么？”李治回答：“孝。最开始孝顺双亲，然后侍奉君主，最后立身建业。君子侍奉君主时，进，要想着竭尽忠诚；退，要考虑弥补过失，这样才能成就君主的美德，匡救君主的恶行。”李世民极为高兴，说：“真不错，可以成为一个好臣子了。”

母亲长孙皇后去世时，李治刚满八岁。现代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幼年失去母亲，对任何孩子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直至作用于这个孩子的一生。那些男孩子可能会把对母亲的依恋，转移到那些较为年长并能够吸引他们的女性身上。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李治和比他年长近五岁的武则天的关系中，很难排除这种因素的影响。

李治对母亲的去世，表现出了极度的悲伤与恐惧，令他身边的人们都很伤感难过。历史记载显示，失去妻子的李世民抚慰着这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疼爱和怜惜。不久，封这个幼年失恃的孩子为右武侯大将军。 （事见《旧唐书》卷四，本纪四，高宗上）

在这种时刻，李治向年长且具有勃勃英气的武则天寻求某种精神寄托，应该不是什么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在阴暗森严的宫廷大内，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者敢于把这种情感表现出来，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然而，少年男女之间这种微妙的心灵感应相当灵敏，对此，武则天很有可能心有灵犀。但她同样很难做出回应，除非是在未来时日里将会出现的那种特殊情境之下。

公元643年即大唐贞观十七年，李治的大哥李承乾太子名位被废黜，当时，李治还差两个月才满十五岁。与两个早已成年的同胞哥哥李承乾、李泰比起来，李治还只是一个对人事懵懵懂懂、半通不通的小屁孩，他不会、不能、大约也不愿去和两个哥哥争夺什么名位。被立为太子，可能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从各种史料透露出来的信息判断，李治情感丰富，个性柔懦，思维很容易被情绪和其他人的心理暗示所左右，不是一个有主见、有决断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他大约只能将对武则天的倾慕更深地埋在心底。

贞观十八年底十九年初，李世民亲征高丽，出发之前，安排帝国重臣们辅佐李治处理国务，留守在定州。十六七岁的太子表现得很真诚也很可怜，他一连数日，每天只要一说起父亲将要离去，就哭泣不止。以至于李世民的语气里已经颇不耐烦：

“我留你镇守，就是想让天下人见识一下你的风采。治理国家其实很简单，掌握几个关键就行了：识用贤才，远离小人；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你努力去做就好了，总是没完没了地哭个什么劲儿！”

李治请求，允许用驿站飞速传递自己对父亲问安和请示机要的报告，同时带回父亲的消息与命令。李世民同意了。

据说，我国政治传统中，皇帝外出期间飞递表章请示汇报的做法，就是从这开始的。 （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旧唐书》卷四，本纪四，高宗上）

少年李治的表现确实比较仁爱宽厚。譬如，承乾大哥和李泰四哥被贬黜之后，李治认为两个哥哥受冷落，很可怜，可能连衣食都不能如意，请求父皇命令有关部门提高他们的待遇。李世民答应了。从高丽前线回来时，李世民身上长了脓疮，李治用嘴替父亲吸吮拔毒，连续多日步行着跟在李世民的车辇旁边侍候。这连当年文景之治中的汉景帝都做不到。

对李治的孝悌友爱，李世民应该是比较满意。当初，长孙无忌提议拥立李治为太子时，李世民可能就已经为其孝悌品质而被特别打动。百战归来的老父亲老皇帝，百战百胜的天策上将李世民，在权力角逐中载沉载浮了一生，他对人心人性有着更透彻的了解，很清楚地知道：李承乾或者李泰任何一方掌握大权，都意味着兄弟之间不能相容。只有选择性情宽厚柔弱的李治，方才可能不至于骨肉相残，从而保全住这几个儿子。

晚年的李世民已经不像早期那样英姿勃发，开始迷信丹药、祥瑞之类，追求长生不老等等。他的死，和大量服食道家丹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时，有一块太原石，具体是个什么玩意儿已经不太容易搞清楚，据说上面有文字，曰：“治万吉。”这种神神鬼鬼历来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此次，在促成李世民下决心上，作用也不可小瞧。 （事见《新唐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太宗诸子列传，濮王李泰）

然而，从史料上看，李世民不止一次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怀疑。多年政治实践中的杀伐决断，想必令他清楚地知道：政治人物在执掌中国的大权时，从来都不可能像儒家意识形态极力想让人们相信的那样仁慈，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些只是说给人们听，做给人们看的，是当不得真的。冷静计算、铁石心肠、狠辣手段才是真正需要的。儒表法里、心口不一，已经成为中国千年不变的帝王之术、官场之术。

如今，李治的表现的确宽厚仁爱，可他动不动就哭哭啼啼，脑子也不太灵光，好像总是有点儿迷迷糊糊、糊里糊涂的，也真够让人心烦意乱的。

当初，五儿子李祐的胡闹刚刚平息下去，大儿子承乾谋反就浮出水面；不久，四儿子李泰暗中结党，试图夺取太子名位也大白于天下。李世民心中郁闷到了极点。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退朝之后，李世民当着几位心腹重臣的面，表现得相当失态。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懑和激动，喊道：“我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弟弟，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我心里真是堵得慌！”说完，扑到长椅子上，抽出刀来就要刺自己。据说，多亏长孙无忌和在场的几个人反应快，从他手中夺下了刀子。

李世民所说的三子，指的应该就是李祐、李承乾和李泰，一弟自然是指汉王李元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表示，准备接受长孙无忌一再坚持推戴的晋王李治为太子。事实上，当时，在他的三个嫡子中，他已经别无选择，确实只有选立李治，才有可能保住李承乾和李泰这两个儿子的命。

长孙无忌当即表示：“如果有人敢对此提出异议，请格杀勿论。”

李世民并不特别放心，问道：“不知道外界会怎么看这件事？”

长孙无忌担保说：“晋王又仁义又孝顺，天下人早就希望他能被立为太子了。皇帝要是不放心，可以把朝臣们召来问，哪怕有一个人和我说的不一样，都算我欺君，我万死不辞！”

于是，李世民来到太极殿，召集六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承乾悖逆，李泰凶险，二人都不可立。我准备选其他儿子为接班人，谁最合适？你们尽可以直言不讳。”史称：“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就这样，李治被立为太子。

作为大唐皇家的祖宗家法，李世民就此立下规矩：从今以后，凡太子不讲道义和藩王图谋皇位者，皆废黜，决不可让钻营者得到大位。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平心而论，用今天的政治理论看，这是一个既无创意也没有可操作性的、狗屁不通的规矩。但在中国，在当时，也就只能如此了。事实上，这条祖宗家法在大唐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是一个很可疑的话题。

半年后，李世民一再目睹李治的柔懦仁弱，担心他守不住江山社稷。有一天，他私下里很隐秘地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再劝我立雉奴为太子，雉奴太柔懦，我担心他管理不好国家。怎么办呢？吴王李恪的英武果决很像我，我觉得他更适合做太子。你觉得怎么样？”雉奴是李治的小名。

长孙无忌坚决反对，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

李世民问长孙无忌：“你这么坚持，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

长孙无忌回答：“太子仁慈宽厚，是一位非常好的守业君主。接班人事关重大，怎么可以换来换去？希望您三思。”李世民没再说什么，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却为后来长孙无忌制造冤案杀死李恪，埋下了一个很深很长的伏笔。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

第二年四月，李治被立为太子一年之际，李世民在朝堂上，询问文武百官：“外面的人们，了解太子的品行吗？”

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然不出宫门，天下人却无不敬仰圣德。”

李世民说：“我像李治这个年龄时，很调皮，不听话，不喜欢循规蹈矩。李治从小就厚道，古人有谚，说是：‘生个狼一样的儿子，还怕他像羊；生个老鼠一样的女儿，还怕她像老虎。’希望他再大一点时，别像现在这个样子才好。”武则天不受李世民待见，在这番话中大体可以看出端倪。

长孙无忌说：“陛下是那种拨乱反正的神武领袖，太子属于那种用仁恕之德守成的君主；德行不同，正好担当不同的使命。这真是皇天上帝在保佑大唐、造福天下苍生啊！”历史资料显示，长孙无忌多次在李世民面前说这一类马屁味道浓厚的奉承话。这一次，连司马光也看不下去了，评论说：“长孙无忌对李治的保护算得上仁至义尽了。等到后来，地位崇高，却以李治亲舅舅的身份，被武则天搞得家破人亡，大唐江山都险些换成武家天下。可见，与其说李治仁厚，还不如说他糊涂懦弱更准确一些。”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四月）

在李世民的人生事业中，长孙无忌可能发挥过相当重大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他才会被列为凌烟阁上的第一位功臣。他既是李世民亲密无间的同志与战友，也是备受倚重的首席顾问与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治，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有人认为，作为承乾、李泰和李治的亲舅舅，当承乾和李泰已经都没有可能时，力挺李治是他唯一的选择；为了同样的目的，他自然而然要排斥并冤杀李恪，既“绝天下之望”，也为李治和自己除掉潜在的政敌，完全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逻辑。

也有人认为，天下所有想要玩弄权谋的人，都不愿意碰上一个坚强有为的领导。长孙无忌就是一个想要弄权的人。他已经侍奉过一个英武果决的君主，如今自然要排斥颇有作为的李泰和李恪，选择一个柔弱懦怯的太子，以便将来他容易揽权。

这种说法有些苛刻，对长孙无忌可能并不完全公正。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会看到，在冤杀李恪和迫害李道宗这两件事情上，长孙无忌受到后世诟病；除此之外，在李世民去世后的长达十年时间里，特别是在武则天的翅膀尚未长硬的若干年间，并没有更多证据表明长孙无忌之辈在窃弄权柄或以权谋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和褚遂良等人是在忠诚地执行李世民生前确定的方略。而正是因为这种忠诚，方才为他自己、褚遂良和一大批元老重臣，惹来了家破人亡的惨祸。

细细考究起来，这些惨祸之所以会发生，几乎全部与长孙无忌所坚定支持的李治有关，与长孙无忌推崇备至的李治的仁恕宽厚有关。中国政治无比诡谲，常常会在一意孤行或者一厢情愿之下，演变得面目全非，其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每每令人瞠目结舌。在长孙无忌和李治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可以视为其中某一类事件之典范。

公元649年，是为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久病后腹泻剧增，病情危笃，李治昼夜不离病榻，废寝忘食地侍候父亲，以至于不长时间里，头上出现了许多白发。李世民流着泪说：“你能够如此孝爱，我死而无憾了。”召见长孙无忌时，李世民躺在床上，用手抚着长孙无忌的面颊——请注意，这个动作显然不是汉族文化下的产物，两个年龄相仿佛的成年男子，要到彼此关系亲密到了什么程度，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史书记载说，无忌痛哭失声，李世民也说不出话来，只好让长孙无忌退出病房。

弥留之际，李世民再次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见，向二人托孤。他说：“后事全都托付给二位了。你们知道太子的仁孝，好好辅助他！”又转向李治说：“有无忌和遂良在，你不用忧虑天下。”李世民拉过李治的手，交给褚遂良，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我的好儿子、好媳妇都托付给你了。然后，他专门叮嘱褚遂良说：“无忌对我尽心尽力，我能够得到天下，他出的力最多。我死之后，不要让人伤害他。否则你就不是我的臣子。”

随后，令褚遂良起草遗嘱。片刻，驾崩。

当时，太子李治还差一个月满二十一岁。他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多情与柔懦。他抱着舅舅长孙无忌，哭得几乎昏厥；长孙无忌抹去泪水，请求太子赶快处理各项事务，以安定内外。褚遂良也劝慰太子节哀，以国事为重。李治又搂着褚遂良的脖子痛哭不已。

史书描述说：“太子哀号不已。”

最后，长孙无忌说了一句重话：“皇帝把宗庙社稷交给了殿下，殿下怎么能学匹夫匹妇只会哭泣？” （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

就这样，李治哭着喊着却也没有什么悬念地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成为大唐帝国的第三位君主。第二年——公元650年正月，改年号为永徽元年。

即位之初，李治召集各地来京的官员，告诉他们：“我刚刚继位，任何事情如果对民间百姓不好，你们都要马上告诉我，如果说不清楚，就详细写下来给我。”此后，每天召见十个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李治有一个叔叔名叫李元婴，封滕王，官居金州刺史，是个恶棍型的皇亲国戚。他到处浪荡，喜欢用弹弓打人，观察人挨打或躲避时的姿态，并且时不时在冬天把人脱光埋在雪里，看人的反应，以此为乐。李世民去世时的国丧期间，他的这位兄弟并不悲伤，而是奔腾驰骋在狩猎场上，并数次违反禁令，半夜打开城门骚扰百姓。李治写信责备他：“可以取乐的方式很多，干吗偏要学晋灵公？你是我叔叔，我无法绳之于法，只能希望面对政绩考核时，叔叔能够感到惭愧。”

当时，李元婴和李治的七哥蒋王李恽都很贪财，以善于盘剥百姓、刮地皮聚敛财富著称。李治曾经赏赐给诸王每人五百段绢帛，唯独不给他们二人。李治公开发表谈话说：“滕王叔叔和蒋王哥哥自己都很会弄钱，不用赏赐；给他们每人两车麻绳让他们用来串钱吧。”

这两位爷脸上很是挂不住，但并不悔改。后来，李元婴被李治贬到滁州安置，各项待遇削减一半，算是对他的惩戒。

各级各地官员层层送礼、大家一起给皇帝进贡以求升官发财，是我国官场历史悠久的传统陋习，是一个在历史与现行制度框架内无药可治的不治之症。比较起来，李治算是很克制自己了，他曾经专门发布过一道禁令：凡贡献鹰隼犬马者，一律治罪。

永徽三年春天，监察官弹劾一位边防军官，为部队购买战马时，私下把最好的马匹留给了自己。这位军官当时刚好立过军功，李治遂下令不予追究。大理寺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名叫李道裕，建议皇帝说：“那家伙私自留下来的马，的确是一匹异常神骏的好马，请皇帝将其收为宫中御马。”李治没理他，对身边侍臣说：“李道裕是个法官，本职工作和马又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要给我拍马屁而已。难道我做了什么言行不一的事情，让大家信不过了吗？我正在反省自己，姑且不追究李道裕了。”

这一年二月，李治登上安福门楼观看文艺演出。第二天，他对身边的臣僚们说：“我昨天登楼，其实是想观察一下人情百态，看看世风奢侈还是简朴，并不是为了取乐。我听说有些人善于击球之戏，曾经看过一次。昨天刚一上楼时，有人就开始击球，用来迎合我的爱好。我已经把球烧掉了，大家可以以此为戒。”

有一天，李治出去打猎，正好下起雨来。皇帝询问身边一位臣子：“怎么样做才能让衣服不漏雨？”当时没有我们今天的雨衣，用油绢做的防雨油衣也刚刚发明不久，可能还不能有效地遮住雨水。那位臣子回答说：“用瓦做雨衣，肯定可以不漏。”李治大笑，他听出这位臣子是在委婉地劝阻自己，不要把时间花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于是，下令停止打猎。

李治做事大抵如此。很温和，大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官场的坏风气。毕竟贞观之治就在眼前。当时，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同心协力地辅佐李治，史书上说，李治对他们二人十分尊重，很恭敬地对待他们，他们提出的意见几乎无不采纳。在此期间，有一个叫李弘泰的洛阳人控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连问都不问就下令把这个倒霉蛋儿斩首示众了。

有一位名叫韩琬的唐朝人，生活在李治的儿子、李隆基的父亲唐睿宗时代，官居监察御史。他曾经对比过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登基前期的国内形势，认为李治当政之初，并不比李世民时代差：

“贞观、永徽之间，人们并不需要督促，便很努力地从事自己的劳作；并不需要严刑峻法，却很少有人犯罪。民间风俗淳厚，没有小偷小摸；风气清新而不污浊。出现贪污的官吏，大家都耻于和他来往，到处都是正直清白的君子。惩罚虽轻而没有人犯，奖励虽少却人人争先。地位高的人不傲慢，家产富的人不奢侈，学校里人们勤奋读书，和尚道士大多遵守戒律”。 （韩琬《上睿宗论时政疏》，《全唐文》卷三〇四；转引自《治乱警鉴》第二卷）

因此，司马光对李治当政之初评价甚高，曰：“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永徽年间，百姓富裕而安宁，很有贞观年间的遗风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唐高宗永徽元年正月） 。遥想当年，长孙无忌想必感觉极好，对自己的选择和坚持大概特别欣慰才对。

然而，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甚至，令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久经沙场的老资格政治家，都完全找不到北，最终，只能束手就死，家破人亡。

细细追寻起来，一切的一切都来自皇帝那微妙的、多情善感的内心世界，根源于皇帝真挚而深切的爱情。

我们已经知道，李世民病重时，李治曾经守在宫中，废寝忘食地服侍父亲。有时，李世民怕他太累、太无聊，让他出去转转，他都不肯，以至于头上生出白发来，感动得李世民老泪纵横。其实，综合种种史料记载和史家见解，真实情形对于人心人性、特别是对李世民来说，可能很残酷：那就是，李治一点都不无聊，他甚至十分愿意呆在宫里，因为，与他一同服侍父亲的，还有那位才人武则天。史书记载说：“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高宗永徽五年）

进宫整整十二年的武则天，已经早就不是当年那青涩模样，二十六岁的她，是一个美丽、妩媚而成熟的女人。她比李治大五岁左右；智商极高，和眼前这位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太子比较起来，她大约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必定是对老皇帝已经彻底死心，必定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只有这位青年太子能够拯救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是她早就知道李治爱慕自己，如今才敢做出回应也好，还是此时此刻她开始诱惑了多情善感的太子也罢，这一切已经变得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宫闱深密，他们二人之间如何互生情愫虽不可考，好在武才人不是宣华陈夫人，而李治也不是杨广，遂使大唐皇宫中，没有重演隋文帝杨坚的临终故事。到李世民去世之际，他们二人可能金风玉露早已相逢，到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程度。

按照大唐后宫制度，李世民去世后，凡是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妃嫔姬妾，全部被送到皇家寺庙长安感业寺出家为尼。武媚娘自然也在其中。第二年，李世民忌日，李治前来感业寺行香祭奠，二人相见，史书记载，“武氏泣，上亦潸然”，二人相对哭泣。显然，这不是一个儿子与庶母相见时应有的情态。后来，李治应该不止一次来过感业寺。林语堂先生在《武则天正传》中推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李弘，是在武则天重返皇宫后很快生下的，并不是像皇家宣布的那样迟。因此，很有可能在感业寺这座皇家尼姑庙中，这个孩子已经珠胎暗结。

不久，王皇后知道了这件事。当时，皇帝宠爱萧淑妃，令皇后气恨难消，正在和萧淑妃打得难解难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时的王皇后大约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能够让萧淑妃难受。于是，她做了一件其蠢无比的事情：自己亲自出面，私下里让武才人蓄起头发，并暗中将她接进宫来。史书使用的词汇是：“欲以间淑妃之宠”——用武才人来离间皇帝对淑妃的宠爱。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高宗永徽五年三月）

西人有谚云：一个蠢人藏的东西，十个聪明人都找不到；一个笨蛋闯的祸，十个好汉都补救不了。可怜的皇后哪里知道，就算十个萧淑妃再加上十个王皇后自己，也不是一个武才人的对手。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王皇后知道这一点，她可能仍然会和武才人结成统一战线。因为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哪顾得上以后洪水滔天。

王皇后的祖父是西魏时期声望极高的王思政，自西魏、北周、隋、唐以来，王家一直是名门望族，极受关陇贵族集团的尊崇。武才人的父亲武士彟起初是一个木材商人，跟随李渊起兵后，成为初唐时期的土包子新贵。因此，有人认为，王皇后与武才人之间的斗争，是豪门出身者与寒门出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姑且不谈这种理论能否成立，但就二人的行事风格而论，她们之间的确截然不同。

王皇后生长在大家世族，一帆风顺地嫁到皇家，顺风顺水地成为太子妃，再成为皇后。平日端着皇后的身段，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对于人心世道的险恶全无洞察与机心。史书形容她说：“不能曲事上左右。”意思是，从来不能放下身段对待皇帝和自己身边的人。她的舅舅是宰相中书令，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进宫来时，见到六宫人物，从来都是大模大样地不理不睬。在中国，人们会害怕这种人的权势地位，但危难之际，会有多少人愿意真心地帮助他们，就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了。

寒门出身的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条条框框，更本能地懂得见机行事趋利避害，更知道世态炎凉人心叵测，做事情也就更加只求结果不择手段。史书这样描绘武才人进宫后的作为：“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意思是说，武才人灵巧机智，特别富有心机。刚入宫时，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地对待王皇后，王皇后非常喜爱她，多次在皇帝面前赞美她。不久，就大受宠爱，被封为昭仪。

按照唐朝后宫制度，昭仪为正二品，比五品的才人整整高出三级，比皇妃只低了一级。可以想见，若没有来自皇帝与皇后的特殊宠爱，这种破格再破格的上升，是无法想象的。

从此以后，我们就要称呼武才人为武昭仪了。

史书继续描述道：成为武昭仪之后，她不但对皇帝、皇后更加谦虚谨慎，就连对皇宫里的工作人员也都亲切有加。特别是“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凡是皇后对他们不好的人，武昭仪必定竭尽全力与她们结交，得到的各种赏赐珠宝，也一定分给大家共享。就这样，皇后和萧淑妃有什么情况，武昭仪全都一清二楚，然后，她再想办法让皇帝知道。

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王皇后当初完全始料不及的局面：“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皇帝不再相信皇后和萧淑妃的话，只相信武昭仪一个人。从此，皇后和萧淑妃一起失宠，二人恍然大悟，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武昭仪。可是，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皇帝对她们说的一概不予接纳。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高宗永徽五年十月）

据说，李治虽然不再宠爱王皇后，但并没有废黜她的意思。可能是下列两件事情，导致王皇后终于被废。这两件事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切实的证据，但从古到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是武则天所为，并嫁祸给了王皇后——

其一：武昭仪生了一个女儿，很可爱。王皇后没有子女，又很喜欢孩子，就经常来坐一坐，逗弄一会儿这小丫头。有一天，王皇后又来了，和孩子玩儿了一会，看武昭仪不在，就离开了。不久，武昭仪和皇帝一起回来，发现孩子已经被人掐死。武昭仪悲痛欲绝，李治一问，所有的人都说皇后来过，皇帝遂大怒，喊叫说：“皇后杀我女儿！”这下子，皇后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从此，李治产生了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的念头。

其二：武昭仪得到一个消息，说是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在宫中行厌胜之术。就是《红楼梦》中赵姨娘在小木头人儿心口插根针，诅咒凤姐的那套把戏。在我国，被达官贵人和人民群众可能至少信奉了两千年以上，据说极其灵验，并历来被视为宫廷中之大忌。汉武帝就曾经为此大开杀戒，直杀得长安城中血流有声。武昭仪将消息报告给皇帝后，有一种说法，说是皇帝本人亲自带队前去搜查，结果，在王皇后的床底下，真的发现了那小木头人儿。

从此，号称性情宽厚仁慈的唐高宗李治，开始不依不饶地必欲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不可。

事实上，在这两件事情里，有两个相当经不起推敲的疑团：

其一，如果孩子真是皇后弄死的，那么，她下手的对象更应该是同样幼小的男婴李弘才对，因为这个男孩长大后，是有可能威胁到皇后地位的；

其二，如果要厌胜、诅咒，皇后希望死掉的应该是萧淑妃或加上武媚娘，没有理由是自己的靠山，即皇帝本人。

这两件事情，武则天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从她的性情与一生行事风格观察，人们认为是她干的，然后栽赃陷害王皇后，恐怕很难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那些处在热恋之中的男女，十有八九会欲令智昏，听不进或者根本不想听反对的声音，坚持着一些在旁观者看来相当可笑的理由，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从而一意孤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大约就是处于此种状态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西方谚语说：处在爱情之中的神，都是糊涂的。何况李治非神非圣。

皇帝的想法，在元老重臣中遭遇到了顽强抵抗。

为了取得皇帝的亲舅舅、当朝第一重臣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昭仪一起，来到无忌舅舅家，大家在一起喝了不少酒，史书称“酣饮极欢”——大家喝得高兴至极。皇帝当场把无忌舅舅如夫人所生的三个孩子，拜为级别不低的朝散大夫。而且，还拉了十车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赏赐给长孙无忌。在热烈的气氛中，李治和舅舅从容谈心，用皇后没有子女来暗示长孙无忌自己的打算。不料，长孙无忌根本就不搭茬，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顺从皇帝的旨意。搞得李治和武昭仪很败兴地离开了。

随后，武昭仪让自己的母亲前去拜访长孙无忌，屡次恳求，无忌就是不吐口。许敬宗富有才学，却被认为人品不好，所以虽然出道很早，但在李世民时代一直不受重用，如今官居礼部尚书。他开始活跃起来，劝长孙无忌不要固执，结果，据说被长孙无忌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不止一顿。

另外一个在后世名声极坏的人，名叫李义府，当时是中书舍人，属于帝国最高层的机要秘书。长孙无忌非常讨厌这个人，准备把他贬到地方去做一个小官。调令还没有下达，这厮已经知道了消息。他问计于另一个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给他出主意说：“皇帝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就是害怕在宰相们那儿通不过。你老兄要是能够打出这张牌来，必能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

本来，这一天应该王德俭在皇宫中值夜班，李义府和他换了班。然后连夜上书皇帝，请求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以满足天下人民的心愿。

皇帝一见，大喜。立即召见他，并赏赐给他一斗珍珠，不知那时称量珍珠的斗有多大？武昭仪也专门秘密派人慰劳他。没过几天，这个李义府就被破格提拔成了中书侍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长孙无忌讨厌他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史书记载上看，这是个真正的投机小人，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中书省的副长官，相当于副宰相，距离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咫尺之遥了。此种情形，事实上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显然蕴含着极为不祥的凶险信息。

公元655年是为大唐永徽六年，九月。

一天退朝后，皇帝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世勣 （避李世民的讳，已经改名为李勣了） 、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

褚遂良对大家说：“皇帝召大家，十有八、九是为中宫的事儿。看来皇帝已经铁了心了，逆着来必死无疑。太尉是皇帝的舅舅，司空是开国功臣，不能让皇帝有杀舅舅和功臣的恶名。所以，还是我来吧。我褚遂良出身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汗马功劳，能够到今天这个地位，还成了皇帝的顾命大臣，若不以死相争，九泉之下怎么有脸去见先帝？”

进入内殿后，李治对长孙无忌说：“皇后无后，武昭仪有子，我准备立昭仪为皇后，怎么样？”

褚遂良回答：“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驾崩时，握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这都是陛下亲身经历的，至今言犹在耳。皇后没有什么过错，岂能轻言废黜？臣不敢辜负先帝之命，屈从陛下。”

李治很不高兴，只好作罢。李勣请了病假，没有参加这次召见。

第二天，皇帝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仍然是褚遂良出面回答。这次回答，可以看出褚遂良是真的豁出去了。他直截了当地揭开了武昭仪的伤疤，必定令她恨之入骨。

褚遂良说：“陛下如果一定要换皇后，也请精心选择一个好人家，干吗一定立武家妇人？众所周知，她曾经侍奉过先帝。悠悠天下耳目，哪里是可以遮蔽的？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会怎么评说陛下？愿您三思。今天，臣触怒陛下，罪该万死。”

说完，褚遂良将手中捧着的笏放到台阶上，摘下帽子，磕头磕得血流满面，说：“笏还给陛下，求求陛下放我回家做个农民吧。”这位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和颇有贤良名声的宰相不知道，如今的李治，早已不是那个搂着自己的脖子，哭得昏天黑地的太子了。

史称：“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皇帝大怒，丝毫不给这位托孤重臣留脸面，当场命令把褚遂良从宫中赶出去。武昭仪则在帘子后面大声喊道：“干吗不杀掉这个狗东西！”

长孙无忌阻止说：“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以加刑！”褚遂良由此方才逃出生天。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六年九月）

场面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前后，还有两位宰相，一位叫韩瑗，一位叫来济，二人也先后上书，坚决反对废立皇后。韩瑗当着皇帝的面，痛哭流涕地试图说服皇帝。无奈，“上皆不纳”，皇帝一概不予采纳。

就在君臣之间势成僵局之际，史书记载说，皇帝李治密访一直托病没有露面的李勣。李勣有如绝顶之太极高手，用一句听起来轻飘飘的话，为李治提供了一把打开僵局的钥匙，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其影响之大，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其后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为什么竟能够产生如此神奇的效力？ vJ3xV3iT/vGa7sWvx0judGW0FLBimZy1h8OHOn6tsTPIEisiIXm5geMbyftbDd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