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637年即大唐贞观十一年，武则天十四岁。史书记载说：“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唐太宗李世民听说武家的二女儿长得很漂亮，下令将她召进皇宫，成为皇帝众多妃嫔中的一位，名分是才人。
唐朝的审美趣味与今天大不相同，以丰满健壮为美。按照史书上的描述，武则天的长相是“方额广颐”，——额头饱满宽阔，下巴丰腴圆润，显然十分符合当时的审美时尚。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就是以武则天为模特儿制作的。细细端详之下，佛像面容中除了慈悲之外，所带有的那几分妩媚几分英气几分威严，倒可能真是离武则天本人的相貌相去不远。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武则天的生身母亲杨氏是隋朝皇室的近支后裔，属于极为高贵的出身。我们知道，唐朝皇室与隋朝皇室的血缘关系特别亲密，除去上几代人的关系不论，仅仅李世民本人的妻妾中，就至少有两三位是出身于杨隋皇室的妃嫔，大概与武则天的母亲是很近的亲戚。曾经显赫已极的杨隋皇室，垮台后的命运可用悲惨之极来形容。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们之间互相援引应该是人情之常，而李世民能够听说武则天模样生得漂亮，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武则天进入皇宫时的具体情形。从常理推断，她的母亲可能是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状态，经典而真实地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鲜明的二律背反：
一方面，出身皇室的她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宫门深似海，跨进这一步，便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终其一生，她女儿的唯一指望就是来自皇帝的宠爱；然而，集中到了皇宫中的天下佳丽何止千百？太多进入皇宫的女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和皇帝说上一句话，直到白头。白头宫女这样的人生悲剧，自古就在无数人身上无数次地重复上演着；
其次，天下是皇帝家的，天下人用天下财富供养着皇帝一家，天家富贵，毋庸置疑。然而，与寻常人家比较起来，他们所承受的凶险与压力也是无人可比的。高处不胜寒，这可真的不是说说而已。翻翻史书，自古皆然，血腥案例，比比皆是。远的不说，就以武则天母亲出身其中的杨隋皇室为例，与皇帝血缘关系越亲近的人，下场便越是悲惨，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隋朝皇帝的男性直系亲属，包括皇帝本人，几乎就没有能得到善终的；
另一方面，吊诡的是，从很久远的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便渐次将所有名望、财富、权力、地位不停地向皇家集中，令整个社会舍此之外，再难有其他途径能够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与可能。于是，全民族千军万马一股脑涌向这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独木桥，致使围绕皇家所进行的竞争变得格外惨烈，时常处于白热化状态。
上述林林总总可能令武则天母女特别纠结。
除此之外，促使武则天母女做出进宫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出于对现实处境与家族关系的考虑。
两年前，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去世，他在世时积累起来的亲族矛盾开始显现：先是武士彟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对他们的继母杨氏及其三个女儿越来越不客气。随后，武氏家族中的其他人，特别是武则天的两位堂兄武惟良、武怀运，可能也站到了武元庆、武元爽们一边，让武则天母女感觉特别难受。
发生过类似亲族纠纷的中国人可能很容易理解：两年时间，已经足够让这种纠葛酝酿出相当深的敌意甚至仇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武则天的上述同父异母哥哥与那两位堂兄，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如今，武则天决定进宫，很难说她们母女完全没有此方面的考虑。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女性天然地处于弱势，她们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惟有通过嫁人之一途，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路径。
有史料记载说，武则天的母亲在送女儿进宫时，十分伤感，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武则天的反应则积极而强悍，与她的一生行事风格煞是吻合，她看着母亲的眼睛微微一笑，曰：“见天子，庸知非福？”——去见皇帝，怎么知道不是福气呢？
此刻，假如她知道未来十几年间——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十几年——会发生什么的话，不知她是不是还有勇气如此淡定而充满期待。
按照当时的标准，青少年时期的武则天可能确实妩媚出众，因此，进宫后，阅人无数的老皇帝李世民用一个“媚”字为她起名，称她为“媚娘”，意思是——妩媚的小丫头，给她的位分是五品的才人。
古代文物制度，皇帝属阳，主外，通过对文武百官的生杀予夺主宰天下；皇后属阴，主内，通过统理皇宫大内三宫六院而母仪天下。唐朝后宫规定，除了皇帝的正妻——皇后外，皇帝还要配备四夫人，称为妃，级别为一品；四夫人之下是二十七世妇，世妇中的最高一级称为嫔，又叫昭仪，有九人，二品；次一级的叫婕妤，九人，三品；下一级别的叫美人，四人，四品；再下一级方才轮到才人，五人，五品。此外有二十七世妇，世妇之下尚有八十一御妻，九人一个等级，九九八十一，便属于皇宫内院里的低级姬妾了。这些规定，据说来源于所谓天人之数，是我国所谓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最胡扯连环的部分之一。
显然，这个妩媚的才人小姑娘并没有吸引到李世民足够的目光，得到皇帝的宠爱云云更是无从谈起。从贞观十一年入宫为才人，到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去世，整整十二年的时间，身居皇宫大内、每日在皇帝身边出入的武则天，既没有能够为皇帝、也为她自己生下一男半女，——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她有着相当强盛的生殖能力；也没有在“才人”这个名分上取得一点点长进，——在这十二年中，年纪比她轻，进宫比她晚，位分比她低的人，在名位上早已超过她甚至上位为妃的人大有人在。
十二年了，她仍然只是一个才人，日常从事的工作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可言：负责管理皇帝的衣帽库。
这可真是一个能够让雄心勃勃的人发疯的岗位！
可是，武才人又能怎样呢？皇帝就是不喜欢她，连看都很少看她一眼，她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夺皇帝的眼球，她不是没有努力过。譬如，地球人都知道，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作品。于是，武则天下了极大功夫临摹王羲之，到后来，一手字居然还真是写得有模有样。很多很多年以后，已经坐在皇帝龙椅上的武则天，曾经回忆起年轻时的一段往事。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那可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年轻时侍奉太宗皇帝。他有一匹骏马，名叫狮子骢，那是一匹好马，只是性子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为此，太宗皇帝很不开心。我对皇帝说，我能驯服它，只要给我三样东西：一支铁鞭、一把铁锤和一柄利剑。皇帝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先用鞭子抽它的身子，如果它不服，就用铁锤砸它的脑袋，要是它还不服，就用利剑割断它的喉咙。
武则天下面的话是：我制人如同制马。
这段话特别重要，几乎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武则天一生行事的钥匙。
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反应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了。同样，武则天也许到死都不会醒悟，在第一任丈夫面前，她实在是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
想想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李世民拥有极高的智商与情商。此人半生征战，半生治国，不论在战场还是在官场，一辈子杀人无数，阅人无数。他曾经拼死厮杀，在死人堆儿里爬出来，满脸满身的血污，以至于部下们都辨认不出他来；他曾经亲手杀死自己一母同胞的哥哥，差不多亲手杀死了同样一母同胞的弟弟和十个亲侄子；他也曾经用二十三年的努力，开创了可能是中国文明史上至今最为开明、令所有时代的中国人都艳羡不已、称得上辉煌壮丽的贞观之治。我们曾经说过，隋唐大时代的开创者们是一群混合了汉人、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多种血液与文化的“超级杂种”，抛开道貌岸然的儒家说教，用他们的视角观察，李世民绝对是一个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顶天立地大英雄——天可汗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从身世上看，出身山西的武氏家族，属于大唐帝国开创群体中的北族一系，更接近这些“超级杂种”；从年龄上看，当时的武则天，正处于情窦初开、争强好胜、想入非非、跃跃欲试，却又对世事和两性心理全部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年龄。在百战归来的老皇帝面前，她很有可能认为，聪明、能干、强悍，最能博得英雄丈夫的欢心。殊不知，她真是错尽错绝错到了姥姥家。
时代不同了，人性却是相通的。当代两性心理学研究表明，性情强悍的男人偏爱小鸟依人的柔媚女子；懦弱的男性则更喜欢杀伐决断的刚强女人。信哉斯言！武才人凶悍如斯、聪明外露如斯，一生叱咤风云的李世民哪里会喜欢这样的女人？武则天的如此表现与性情，可能是招致李世民冷淡的重要原因。宫闱深重，从此，想必这小姑娘再就很难找到新的机会了。
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性格即命运。谁都无法预料，正是武才人的这种性情，才有可能将她成就为武则天。原因是，李世民的一个儿子，在经历、能力、性情、智商、情商等等方面，几乎全部与父亲处在两极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这个儿子原本和皇位的继承没有太大的关系，偏偏那件皇袍从天而降，可丁可卯地套在了他的身上；而最重要的是，武则天的相貌与性情在父亲李世民那儿招来冷淡，却在他的这个儿子心中点燃了熊熊燃烧、无法熄灭的爱情之火。这才真叫历史的宿命呢！
李世民的这个儿子名叫李治。
李世民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三人：老大皇太子李承乾、老四魏王李泰、老九晋王即我们刚刚谈到的李治，是李世民的正妻长孙皇后所生，属于他的嫡子；其他十一个儿子分别由九位母亲所生，是他的庶子。
按照我国古代正统宗法制度，嫡子在，庶子继承皇位的几率便小到了渺茫的地步。就是说，嫡子，特别是嫡长子，在皇位继承上居于天然的优先地位。因此，假如李治的大哥、皇太子李承乾能够顺利继承皇位的话，大唐历史上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李治什么事儿，更不会出现武则天这么一位空前绝后的女皇帝来。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大唐历史发展的事实是：
——看上去好端端的李承乾，从坐了十五年之久的皇太子宝座上，突然一头栽下来；
——随后，本来非常被看好，曾经受到过一系列优待与宠爱的老四李泰，一夜之间成了他皇帝老爸眼中的“凶险”之辈，同样与太子宝座擦肩而过；
——而老九李治，整天迷迷糊糊，似乎离皇帝名位相当遥远的十五岁少年，突然间就冒出头，先是一屁股坐上皇太子之位，随后，哭着喊着却没有任何悬念地登上了大宝，从而，捎带出了震铄古今的武则天。
这一切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变化，看似偶然，实则隐藏了大唐帝国决策层中，围绕国家最高权力所展开的一系列钩心斗角与血雨腥风。
在中国政治史上，李世民如果不是占据着最为崇高的个人地位，至少也是首屈一指，位居最为崇高之前列；长孙皇后则享有同样的尊敬。此二人几乎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完人的典范，受到世世代代的尊崇，至今没有任何人、也没有发现什么足够坚强的证据，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权势富贵世间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他们的贤德名声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无人能够企及。按理说，这样一对儿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应该同样优秀，他们的命运更是应该羡煞天下人才对。殊不知，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统统令人百感交集一言难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龙子龙孙们的命运。如今，仅仅是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嫡生的、一母同胞三兄弟的命运，便已经足够令人不寒而栗了。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生在承乾殿，所以起了这个名字。玄武门之变那年，承乾八岁，特别聪明伶俐，李世民非常喜欢他，即位后，就把他立为太子。后来，李世民居丧期间，让承乾代替自己处理国政，发现他颇识大体。从此，凡李世民不在京城外出巡幸时，都要他留守京师，处理国务。
有人认为，李承乾后来的行为变得不可思议，大概是在贞观七年前后开始的。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这时的李承乾已经成年，可以娶妻生子了；按照今天的看法，十四五岁这个年龄，正是自以为无所不懂无所不能，实则什么都半懂不懂半会不会，一切都似是而非却又特别自以为了不起的青春叛逆期。
和今天的孩子们一样，李承乾的叛逆也是从对异性和音乐的喜爱、追求上开始，因为缺少有效的纠错机制，而逐渐变得吊儿郎当、令人嫌恶的。承乾害怕父亲知道自己的实情，于是，每次在公共场合或者处理政务时，他都会大谈仁义廉耻、忠孝之道，说到动情慷慨处，时常会声泪俱下。然而，一回到自己的东宫，就立即关起门来，和一批小混混儿一类的人物厮混在一起。
在理论上讲，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太子成为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皇帝为太子东宫配备的所有老师、大臣、僚属、管理人员，和太子之间都是君臣关系，诸多礼仪制度和未来前景，界定了彼此的关系。
承乾聪明机智，每当东宫师傅、臣僚要向他进谏时，他常常事先就会猜到他们想说什么，于是，每每正襟危坐，或一脸严肃，或万分痛心，或理直气壮地抢在他们前面，辩白，认错，或者在理论的高度阐述自己的理由。在他高智商兼极好口才的滔滔雄辩之下，那些师傅臣僚们连按照礼仪制度拜谢、称颂都来不及，哪里还想得起来给未来的皇帝提意见？司马光说：宫省深密，外人不知，满朝文武几乎没有人知道承乾的真实情况，大家都以为自己未来的君主，是一位圣贤般的太子呢。
大约是为了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或是“酷”的感觉，承乾的另外一种表现，也和今日青春期不良少年很像：喜欢奇异的装扮和反主流、反传统的做派。
初唐与盛唐时期，号称世界帝国，正值南北朝之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之际。那时的人们，从心理到生理都很威武雄壮，既不需要说大话狠话给自己壮胆，也用不着拿什么假冒伪劣来为国争光；并且——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吃鸡肉时，并不害怕长出鸡毛，令自己也变成了鸡。于是，从精神到物质，从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到宗教习俗文物制度，从音乐歌舞、诗酒杂技、语言文字到皮肤雪白、眉目如画的胡姬胡女，什么好东西都敢拿来为自己所用。
从史书记载上看，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很豪放爽朗，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却很少装模作样地端着，时常会在快乐的场合，或者率先弹起琵琶，跳起胡舞，或者邀众人一起跳将起来，尽欢而散；并不像唐宋以后的皇帝们那样，板着、端着，假模假式，道貌岸然，跟个傻逼似的。
以是之故，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充满了各种民族文化融合的美丽景象，用一句诗形容，叫做“冲天胡气透长安”。情形和今日北京王府井新东安市场有些类似，那些痴迷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人士，若想在那儿寻找纯粹的中国元素，还不如回家把自己夫人、女儿的脚裹上更容易一些。实事求是地说，这就对了，这就叫绝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样相互哺育、互相促进，才得以发展进步的。
用这样的视角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那李承乾所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小太小的小CASE了，给他几年时间和耐心，帮助他渡过这段反叛期，可能就一切OK了。可惜，我国官场及其意识形态，除了道貌岸然的说教，就是假模假式的伪善，私底下则是毫无廉耻、你死我活的争夺。致使所有类似情形的结局，几乎都是以令人黯然神伤、不忍卒睹告终。
据说，李承乾很喜欢突厥语言、服饰与习俗。他挑选了一些类似中西亚地区少数民族相貌的人，模仿部落习俗，将他们每五人分为一落，每五落合为一部，然后，让大家把头发编成辫子，穿上老羊皮袄，假装在那儿放羊；他自己则制作了五面狼头大纛和许多旌旗，设一座穹庐，自己住在里面，寻找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
他制作了一个八尺直径的大铜炉和六个大鼎，招募鸡鸣狗盗之徒去偷民间马牛，自己亲自宰杀烹煮，然后，和弟兄们团团席地而坐，共食之。或者，让那些假扮的牧羊人，献出羊来，大家宰之烹之，抽出佩刀来割肉，互相喂着吃。大家没有什么尊卑贵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唱就唱，想跳就跳。
有过草原牧区生活经验的人们会知道，那样的时光，实在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愉悦的体验。
从史书记载上看，承乾喜欢突厥习俗是全方位的。譬如，他会假扮成死去的可汗，僵卧在地上，让大家用突厥人的丧葬风俗来对待自己。按照这种习俗，可汗的亲人、朋友、部属必须骑在马上，大声号哭着围死者转七圈，再走近死者的身边，用刀子把自己的脸部和耳朵划破，号啕痛哭七次，让血、泪交流在一起，以表达自己真挚的伤痛和依恋。
史书记载说，这些程序一一完成后，良久，承乾缓缓翻身坐起，无限神往地说：“有朝一日得到天下，我要率领数万骑兵到兰州以西去打猎。然后，散开头发做突厥人。要是能够成为阿史那思摩部下的一个高级将领，那才真算没有白活一场。”当时，阿史那思摩归顺了唐朝，被李世民任命为高级官员，并立为突厥人的首领。
承乾的作为可以理解成是恶作剧，可以看作是不成体统，唯独不能被说成是愚蠢。事实上，将他的举动，看成是反叛期中的年轻人，对官场及主流文化中虚伪、道貌岸然的反动与厌恶，希望生活得更加真实、更加随意，倒可能更贴近事实。
但有几件事情显然超出了青春反叛期的限度，让李承乾惹起了众怒。
当时，李世民为太子配备的老师、臣僚，都是最为德高望重的一时之选。有一位老先生多次批评劝谏李承乾。李承乾厌烦透顶之余，恶向胆边生，竟然派出两个刺客准备杀掉他。不料，这两个刺客倒比派他们的人还懂道理。半夜，他们摸到老先生家里一看，名望、地位如此之高的老先生，竟然住在茅草房里，而且家中室内简朴得几乎家徒四壁。两个刺客无论如何不愿下手杀这样的人。
另外一位老先生的运气没有这么好。李承乾派去的人夜里在半路上截住了他，凶手用马球杆猛击老先生的头部，差一点就把他打死。
汉王李元昌是李世民的同父异母弟弟，史书记载说，此人孔武有力，擅长骑射，走的是勇猛一路，却也是皇亲国戚中常见的纨绔子弟。此类人最典型的做派，就是全然不把国家法令制度放在眼里，认为那些条文是用来管老百姓的，和他们没有关系。因此，特别胆大妄为，多次被李世民痛斥，心里怨气不小。
他和李承乾的关系特别好，回到首都时，常常就住在太子东宫。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打仗游戏。他们把部下分成两拨，穿上铠甲，拿起竹制的长矛，真的布阵对打。凡是不认真作战者，就把他们绑在树上打，以至于有人被打死。承乾说：“如果我当了皇帝，明天就在宫里设置万人营阵，那该多好！到那时，我想干吗就干吗，有谏阻我的，就杀掉他，杀他个几百人，大家就都老实了。”至此，这小赤佬差不多从一个反叛期青少年，转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少败家子。一般说来，在中国，这种转变经常很容易完成，只要家中在权力或者金钱两方面拥有任何一项，再加上无原则的溺爱就足够了。
让李世民对承乾感到失望的，可能是“称心事件”。
太常寺是国家最高礼乐部门，里面有一大批从事歌舞表演的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一个少年男演员，长得很漂亮，且能歌善舞。李承乾对他非常着迷，“特加宠幸”，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称心”。两个人同吃同住，形影不离，成了标准的古代断背山。古代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古人能理解，也就很宽容，并不像今天这样大惊小怪，一般古书上所称相公癖，或者断袖癖的，大体即属此类。李世民却无法宽容，他知道后，极为恼怒，下令将称心处死，将承乾身边几个装神弄鬼的大师一并杀死，并用极为尖酸刻薄的语言，连挖苦带痛斥，把李承乾修理得体无完肤。
承乾遭遇重创，伤心兼怀念不已。他在东宫专门辟出了一个房间，制成真人大小的称心雕像供奉在里面，雕像前摆着偶人车马，每天早晚祭奠，承乾常常一个人在里面徘徊流泪，并在自己的宫苑中，为称心修建陵墓，树碑立传，追赠给他官职。可见，这承乾是动了真情，且用情够深够专。
承乾患过脚病，后来不良于行，走路很困难。对于一个大国君主来说，这显然是有碍观瞻、有损威仪的。历史上，时不时会有皇家子弟因为此类生理问题，被排除到了最高权位候选人的考虑范围之外。如今，再加上承乾诸多失德的举动，遂令他的地位变得高度敏感微妙。而他的弟弟李泰，则暗暗生出了取而代之的念头。
李泰是李世民的正妻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是李承乾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在李世民所有儿子中排行老四，从小喜欢读书，善于诗文，多才多艺。后来，李世民自己曾经说过，确实非常喜爱这个儿子。所以，除了被封为魏王之外，还授任了一连串极为显赫的官职，比如扬州大都督、左武侯、大都督、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遥领相州都督等等。史书专门写了一笔说，每授予一个新官职，以前的老官职还仍然如故，由他兼任。
对于李泰来说，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官职，而在于李世民允许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随便他召引学士。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玄武门之变，联想到秦王李世民开天策上将府、设置文学馆的往事，联想到民间称之为“登瀛洲”的、著名的十八学士。
李世民成功发动玄武门之变，与他的赫赫武功远远超过他的太子哥哥有关。李泰生活在和平时期，没有可能通过战争建功立业，却可以通过文化盛事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事实上，他也确实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件相当漂亮的工作：修撰了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好的综合地理著作《括地志》。这部大书共有五百五十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到南宋年间，在大唐的不肖子孙手中亡佚失传。即便如此，其零星片段仍然以非常高的频率被后人引用，到今天收集整理出来的，尚有十多万字。与这部书相比，今天许多掏政府腰包的“文化工程”，只是在为官员、掮客、废品站和造纸厂制造效益；看看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成堆未开包的新书，你就知道，基本可以将这些“某某文化工程”，重新命名为“某某垃圾制造工程。”
贞观十二年，李泰的顾问告诉他：自古以来，贤王召集文化人著书立说，都会成为人间佳话、历史美谈。李泰欣然接受。李世民则欣然批准，于是，李泰开始组织修撰《括地志》。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临幸李泰在延康坊的住所时，特赦雍州、长安两地死刑犯以下的罪犯，豁免延康坊居民当年的赋税，赏赐了李泰身边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这个举动相当不同寻常。
贞观十五年，《括地志》完成，李世民下诏秘阁收藏，赏赐李泰一万匹绢帛，参与修撰工作的人们也都受到奖励。有资料说，此时，李泰每个月得到的钱、帛、物料等超过了太子的东宫。李泰很胖，史书称其“腰腹洪大，趋拜艰难”，李世民特别下令允许他乘坐小车到朝堂。在其当时，这是一项极为特殊的优待。史书强调说：“其宠异如此”，李泰“宠冠诸王”。
在中国官场，嗅觉灵敏是极要紧的生存技能。李泰身边很快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有级别很高、几乎达到副宰相一级的人物为他奔走，使用珠宝结纳朝中重臣，散布李泰聪明，是最高权位合适的接班人等等。这些消息传到李世民耳边，他“隐而不言”，并不追究。由此，围绕太子名位，李承乾、李泰暗中“各树朋党”，渐渐形成兄弟二人水火不能相容的局面。
称心事件发生后，承乾认为是李泰在背后使的坏，心中痛恨不已。有一次，他派人伪装成李泰身边的工作人员，给皇帝送去一封信。李世民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揭发李泰的隐私和罪状。李世民下令，火速去抓那个投书人，那人已经不见踪影。当时，承乾尽管知道李世民对自己已经十分不满，但似乎并不特别买账，以身体欠佳为由，动不动就是几个月不上朝、不露面。同时，私下里养了刺客纥干承基等一百多个壮士，意图寻找机会杀掉李泰。
李世民曾经杀过两个名气很大、地位很高的功臣，一个是张亮，一个是侯君集。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曾经派遣张亮，携重金前往洛阳做防变准备，是李世民身边的重要骨干。后来，几位算命大师认为他的命贵不可言，被忽悠得找不着北，遂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深坑，结果，被李世民处死。
侯君集很早就在李世民的秦王府工作，几乎参与了李世民身边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中，曾经出过大力。高昌国也就是今日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是他率军征服的，功劳很大，当时的职务是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但是，平定高昌之后，他自己私吞了很多奇珍异宝，导致部下们成了一伙无人能够约束的、打家劫舍的强盗，造成了不小的恶劣影响。结果，受到弹劾，被抓进监狱接受审查。后来，李世民衡量来衡量去，认为他功劳大于过失而宽免了他。当时有人告诉李世民：侯君集自负而浮躁、志大而智小，早晚会惹出大事。李世民颇不以为然。
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是太子东宫的侍卫，太子知道侯君集因为高昌事件牢骚很大。于是，几次通过贺兰楚石将侯君集召进东宫，向他请教自保之道。侯君集劝太子的话很含糊，但核心意思很明显，显然是鼓励太子，不妨也来一次玄武门之变。侯君集举起自己的手对太子说：“这么好的一只手，该为太子殿下使用了。”他警告李承乾，当心重蹈隋文帝杨坚废黜太子杨勇的覆辙，如果皇帝召你进宫，你一定要小心戒备。这句话的含义，显然已经超出了隋文帝杨坚与杨勇父子的范围，深层涵义实际上是在用玄武门之变来暗示和警告李承乾。史书记载说，“太子大然之”——承乾深以为然，给了侯君集很多钱财珠宝，并拿出重金在首都及皇宫警卫部队高级将领身上下功夫，让他们注意皇帝的举止，随时报告皇宫里的风吹草动。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太宗贞观十七年）
隋文帝杨坚废黜太子杨勇，是一件重大历史冤案，不但对当事人，而且对隋朝国运、唐朝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巨大影响的事件。事件发生在公元600年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历史无法假设，否则的话，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假如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唐朝的出现，也不会有什么李承乾来做这个太子。到李承乾生活的时候，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了三四十年，是隋唐之际给当时人们留下极深印象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如果要勉强类比一下的话，大约和几十年前的林彪事件对人们的震撼堪有一比。
杨勇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皇太子，应该说在这个位置上表现得还不错，当时的声望也不可谓不高。他被废黜时，他和他的所有儿子全部被废为庶人，并被交给新太子杨广看管。最后，杨勇死在他那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杨广手里。
隋朝杨家皇室与唐朝李家皇室血缘关系极为紧密。废太子杨勇、隋炀帝杨广和唐高宗李渊是一对同胞姐妹生的姨表兄弟，是李世民的舅舅，是如今大唐太子李承乾的舅爷爷。发生在隋朝皇室中的骨肉相残，对于已经做了十五年太子的李承乾来说，乃是真正的前车之鉴；更何况他父亲发起玄武门之变，杀死一兄一弟之后才夺取的皇位，对此，他肯定是点点滴滴记在心头才对。
那位汉王李元昌也劝承乾当机立断，史书记载说，他曾经对李承乾讲过相当凶狠的话，大约就是鼓励承乾学习学习自己父亲之类。李元昌的追求很明确：“前些天，皇帝身边站着一个美人，琵琶弹得很好。事成之后，希望能够得到她。”史书记载说，承乾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不算过分的请求。并且，他可能也确实准备当机立断了。
中国历史上，房玄龄、杜如晦是一代名相的典范，房谋杜断是为千古佳话。如今，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加入到了承乾的阵营，他为承乾谋划兼决断的方案是：向皇帝报病危，皇上必会前来探视，届时，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从这个方案看，杜荷对李世民颇为了解，这个方案可行的程度相当高。
他们还有另外一套备选方案：即引兵由太子东宫出发，进入一墙之隔的皇宫大内，发动一场真正的兵变。之所以敢于拟定这样一份大胆的计划，是因为有一位名叫李安俨的将军加入了李承乾的阵营。
李安俨是负责皇宫警卫的高级军官。说起来，此人倒真算得上是个异数——他原本是李世民的哥哥、原太子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兄弟被杀，这位李安俨为李建成拼死力战，令李世民极为欣赏，认为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因此，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将他收拢到自己身边，让他负责皇宫的安全保卫工作，像真正的亲信一样对待他。如今，李安俨“深自托于太子”——和李承乾交往极深，差不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太子。这可能是李承乾对于发动玄武门之变信心满满的重要原因。
史书记载说，这些参与太子李承乾兵变夺权计划的人们用刀子割破手臂，拿布巾揩拭鲜血，然后把血巾烧成灰，和在酒里共同饮之，以此立誓生死与共。然而——
恰在此时，李承乾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齐王李祐莫名其妙地造起反来，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验证他们这些方案的可行性了。
原因是：首先，李祐造反被平定的速度太快；其次，李祐把承乾部下的骨干纥干承基牵连了出来。在承乾手下，纥干承基是一个重要的“死士”，是刺杀魏王李泰的负责人，很有可能还有更加重要的使命。比如，就像当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的尉迟敬德，不但要帮助李世民干掉他的一兄一弟，还要负责看住李渊，以武力胁迫李渊给予李世民合法地位。
据说，李祐造反的消息传来后，李承乾还曾经对纥干承基等战友们说：“我这东宫的西墙离大内只有咫尺之遥而已，这才能和诸位一起成就大事，哪里是那个李祐能够比拟的？”
不过，此时已经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李承乾的“死士”纥干承基为了活命，把承乾们的打算一股脑儿全都抖了出来。就此，承乾的“玄武门之变”还没有发动就流产了。死士纥干承基不但保住了一条命，还得到了一个不算太低的官职与很不错的待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纥干承基给后来的变节者、背叛者、告密者、嫁祸于人以求自保者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李世民把侯君集带到自己面前，对他说：“我不想让那些刀笔吏侮辱你，我想亲自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初，侯君集不肯承认，后来，他的女婿贺兰楚石出面对证，一下子把侯君集证死。侯君集沉默了。李世民对重臣们说：“君集是有功之人，我为他求个情，留条活命吧。”在场的人们全都认为不可。李世民对侯君集说：“就此与君诀别，今后只能在凌烟阁上看你的画像了。”说完，李世民泪流满面。史书记载说，侯君集“自投于地”，可能就是五体投地、用头撞地的意思。当时，人们情绪到达极点、又没有办法抒解时，经常会使用这个动作。
李承乾获罪之后，魏王李泰每天进宫侍奉李世民，李世民答应将立他为太子。长孙无忌坚持认为，应该立晋王李治。李世民对大家说：“昨天，青雀扑到我的怀里说：‘我今天才真正做了陛下的儿子，就像再生之日一样。我有一个儿子，我死时将为陛下把他杀掉，把皇位传给晋王。’人谁不爱自己的孩子？我听他这么说，心里很疼他。”青雀是李泰的小名。
在这关键时刻，褚遂良站出来说了一番很激烈的话：“皇帝您太离谱了。请您仔细想想，别一错再错。哪里可能有这种事情？您千秋万岁之后，魏王拥有天下，会杀掉儿子传位晋王？！过去，您既然已经立了太子，却又宠魏王，待遇甚至超过了太子，所以才造成今天的大祸。前事不远，足以为戒。您要是一定想立魏王，就必须先把晋王处置了，才不会再出事！”
李世民说：“我做不到！”然后，哭着离去。
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聪明一世的李泰干了一件糊涂事，他对李治说：“你和汉王李元昌的关系那么好，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跟没事儿人似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愁？”李治一听，吓坏了。当时，他正要到李世民那儿去，被他哥哥吓得以至于来到李世民面前后，很长时间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李世民很奇怪，一再追问他出什么事情了。他把李泰的话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愣住了，开始后悔答应立李泰为太子。
随后，李世民召见了李承乾。承乾对他说：“我已经贵为太子，还有什么可求的？我是被李泰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向人请教如何自保。仅此而已。现在您立李泰为太子，正好落进他的套儿里了。”这番话，可能对李世民的震动很大。后来，他将李治立为太子，并将“太子名位绝不可落入钻营者手中”定为大唐皇家的祖宗家法，可能都与承乾的这番话大有干系。
事实上，这里已经碰到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问题，即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监督与使用的问题，公共权力私相授受，从而私有化的问题，在我国至今都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之路。应该说，李世民顶多只能算马马虎虎对付过去了而已。司马光评论说：“唐太宗为了杜绝祸乱，不把天下名位授予自己喜爱的孩子，可见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 （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六年—十七年） 这个评价很有可能言过其实了。
李承乾被废黜后，迁到黔州居住，两年后死去，时年约二十七岁。李泰被贬为东莱郡王，迁到均州居住，九年后去世，时年约三十三岁。
公元643年即贞观十七年四月，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他的考虑是：如果立李泰，则李承乾和李治可能都会有危险；如果立李治，则李承乾和李泰都会比较安全，因为，李治虽然能力差一些，但心地仁爱厚道。
事实证明，李世民大错特错。他的这个决定几乎把他的兄弟、姐妹、子孙统统葬送干净，差一点就把大唐帝国也葬送掉。当然，这是后话。
就这样，李承乾、李泰鹬蚌相争，两个亲哥哥死掐到最后，皇袍从天而降，落到了差不多完全隔岸观火的弟弟李治身上。在这场围绕国家最高权位展开的生死战中，渔人得利的不仅仅是李治，还有他深爱着的那个女人——当这个女人陷入水深火热般的境地时，这一袭皇袍加上李治的爱情，将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并随之成为整个帝国备受瞩目的政治新星。
就这样，随着李治走上前台，武则天也一同走上了不可逆转的中国政治与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