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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解析“9・11事件”之前，我先简单介绍另一个研究领域——感知盲点，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感知盲点指的是一种当局者迷的状态——每个人都能通过某种参照框架来感知和理解世界，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参照框架本身。感知盲点的存在说明：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能从异见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感知盲点是2005年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美国肯扬学院的演讲主题，那场演讲被《时代》杂志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毕业演讲之一。演讲从一个鱼缸开始，说有两条小鱼在水里游着，突然碰到一条从对面游来的老鱼向他们点头问好：“早啊，小伙子们，水里怎样？”小鱼继续往前游了一会儿，其中一条终于忍不住了，他望着另一条问道：“水是个什么玩意？”
华莱士的观点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常常会形成某种惯性，以至于我们很难注意到自己对现实的感知已经被过滤了一层。其实在生活中的大多数领域，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都各不相同，并且能够互相启发。但问题在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像英国喜剧演员约翰・克莱斯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那些看不到自己理论体系的人，处境就危险了。”
记者雷尼・埃多・洛奇举过很多关于感知盲点的例子，有一个就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有段时间手头很紧，没有钱全程坐火车去上班，所以不得不骑自行车走一段路。正是这段经历让她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在平日通勤的火车站上下楼梯时，我发现了一件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我乘坐的大部分日常公共交通工具的站台上都没有无障碍设施，没有坡道，没有电梯。对于推童车的父母、使用轮椅的人，或者需要搬运大件东西（比如一个架子）的人来说，要想顺利坐上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我自己需要搬自行车，我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从未注意到，无障碍设施的缺乏正影响着这么多普通市民。
这段经历让她对世界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她以前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一扇新的窗户在她面前打开，让她发现了一个盲点，也认识到自己的视角一定存在更多盲点。当然，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所有通勤车站都应该配备某些设施，而是希望用它来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只有对成本和效益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看到事物的全貌，然后才能理解它们。这有赖于人们拥有不同的认知视角，并通过互相帮助来看清各自的盲点。
即使想要跨出自己的参照框架，也是很难做到的，我可以用“婚礼礼物清单悖论”来直观地解释其原因。婚礼前，夫妇们常会发出一份他们希望收到的礼物清单。但很有趣的是，参加婚礼的客人很少会依照清单来购买礼物，他们大多喜欢亲自挑选一份独特的礼品以表心意。
究竟哪种礼物更受欢迎呢？2011年，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卡・吉诺和斯坦福大学的弗兰克・弗林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招募了90名参与者，将他们均分成两组，一组人是送礼者，另一组人是收礼者。随后，收礼者被要求去浏览亚马逊网站并列出一份礼物清单，每件礼物的标价要在10美元到30美元之间，送礼者则需要从这份清单中选择礼物，或者自己另外挑选一份独特的礼物。
实验结果很有说服力。送礼者认为收礼者一定会喜欢自己另外挑选的礼物，甚至满怀感激，因为这些礼物中包含着个人的心思，足够独特。但是他们错了，事实上收礼者更喜欢自己清单上的礼品。
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发现，赠送婚礼礼物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送礼者喜欢选一些自己觉得独具匠心的礼物，而收礼的夫妇则更喜欢自己婚礼清单上的东西。
这就是因为感知盲点的存在。送礼者很难跨出自己的参照框架，显然他们自己喜欢某份礼物，所以才会去挑选它，他们想象的是自己收到这份礼物时的喜悦。而另一边，收礼者因为口味偏好不太一样，所以无法对这种喜悦感同身受，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把这些礼物放在清单上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人口多样性（人种、性别、年龄、阶层等方面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增加群体智慧。如果团队成员的个人经历比较多样化，那么这个团队对人类同伴的认识就会更全面、更细致。不同的参照框架能够被连接起来，这让他们的视角更广，盲点更少。美国经济学家查德・斯巴伯教授发现，在法律、健康和金融服务领域，人种多样性增加一个标准差，生产率就能提升25%。
麦肯锡对德国和英国公司的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的性别和人种多样性排在前四分之一的公司，其股本回报率要比排在后四分之一的公司高出66%之多
；对于美国公司，这个数字是100%。
当然，同一人种的人经历也各有不同，民族与民族之间有差异，民族内部的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这不会改变刚才提到的观点：将具有不同经历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拓宽和加深对外部事物的理解，尤其当你想理解的是人本身。这也解释了另外一个发现：同质群体不仅容易表现不佳，而且连如何表现不佳都可以推测出来。当你被相似的人包围时，你们彼此拥有相似的感知盲点，甚至还可能互相强化这些盲点。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互为镜像”：周围的人对现实的感知和你一样，他们把这种感知投射给你，你又像镜子一样返还给他们，结果你们相互强化了一些不完整或者完全错误的判断。要知道，确定性与准确性成反比。
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凯瑟琳・菲利普斯曾带头开展过这样一项研究：研究者安排了多个小组去解开一系列谋杀案之谜，各小组收到大量复杂的材料，包括不在场证明、证人证词、嫌疑人名单等。其中一半案件由四个好朋友组成的小组负责调查，另一半的案件则是由三个朋友加一个陌生人的组合来调查。所谓陌生人也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与其他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有着不同感知视角的人。根据我们在前文中的分析可以猜到，有局外人的小组无疑会表现得更好，实际上也确实好得多，他们在75%的案件中都找到了谜底，相比之下，同质化小组的正确率只有54%，还有几位单独找答案的个人，正确率仅为44%。
两种团队执行任务的过程迥然不同。多元化的一组人发现集体讨论时很难在认知层面达成共识，因为观点的差异很大，所以很容易发生争论和分歧。他们通常能够得出正确答案，但一直无法完全确定。不过，正是因为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和坦率的探讨，他们才真正触及了案件复杂的本质。
同质化的团队则正好相反。他们觉得讨论的过程非常愉快，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认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照搬别人的观点而已。尽管最终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对自己的答案却深信不疑。没人指出他们的视觉盲点，他们自己也无从感知这种盲点的存在。既然接触不到其他观点，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就越发肯定。这也反映出了同质化群体存在的严重风险：他们很可能是在过度自信与严重误判之下做出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