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2018年年底，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年，网上流传着一个很扎心的说法：“2019年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它很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虽然很多人都在故作深沉地转发这句话，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相信未来真的会那么糟。人总是喜欢对外表现得很悲观，但在悲观的外壳之下，人们都会为自己保留一点希望的火苗。
但2020年刚一开头，新冠疫情的蔓延就把很多人内心的乐观一下子击穿了，埋藏在人类基因里的恐惧迅速地被唤醒。2020年1月，当每一个人都在为新一年乃至下一个十年制订计划之时，世界的计划却似乎乱了。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过去几千年面对的最大的三个问题，在这一个月里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卷土重来了，尽管我们之前分明觉得现代社会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2020年1月3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三枚导弹袭击，伊朗谍王苏莱曼尼被定点击杀。一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
同样在这个1月，起源自也门的沙漠蝗虫向西跨过了红海和亚丁湾，开始肆虐索马里等东非国家，向东已经跨过波斯湾到达巴基斯坦。2月1日巴基斯坦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蝗虫肆虐唤醒了深植于人类基因中对饥饿的恐惧。
虽然突发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多数国人还是抱着“吃瓜”的心态来看的。毕竟世界再乱，只要影响不到自己，就都是当成热闹看的好素材。但新冠疫情的暴发，打破了所有人的“吃瓜”心态；全国范围的隔离和防控，打乱了所有人回乡探亲、返城工作、出国留学和外出旅行等计划。这也是这次疫情和以往的“黑天鹅”事件最大的不同，它不再只是一个大家都在谈论的认知上的公共话题，而是一个会真正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公共事件。
瘟疫和病毒古已有之，但病毒和对它的恐惧的全球性蔓延，却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风险社会。“风险”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发明，任何一个出发去发现新大陆的人，比如哥伦布，当然已经认识到了“风险”。但这些是个人的风险，不像那些随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会构成对整个人类的威胁。
在古代，瘟疫固然可怕，有时甚至导致一城人“团灭”，但由于过去地理空间较为隔绝，人员流动缓慢，瘟疫不太可能成为全国或者全球性的大危机。但随着铁路、公路和航线把全世界编织在一起，任何地域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都有可能转变为全球性的危机。正如约翰·多恩那首著名的诗里所写的：“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风险社会的特点是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古代社会，分工相对简单，社会的结构也相对简单。这种社会的优点是好理解，因为本来社会就没有那么多分工，所以谁该干什么以及相互之间要怎么配合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知识就能掌握社会的分工体系，进而调动社会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所以，在古代，一个读圣贤书出来的士人，往往也能承担大任、经世济民。
而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分工高度复杂和细化，每个人都凭借其专业知识，承担着自己领域内的一个细小分工，但这个领域整体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少有人能够把握。上升到全社会层面，问题就更复杂了。现代社会运转机理之复杂，超出了单个个体的理解能力，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只是知道它在运转。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某件事情，就会导致一个整体的系统性崩溃；在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风险传导的后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由“黑天鹅”引发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连锁反应，能做的只剩下不断地哀叹“见证历史”。
尽管风险的出现和传导过程令人难以捉摸，但应对风险还是要依靠专业化的知识和高效的行动力。在风险社会中，虽然我们没法确定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危机一定不会爽约。正如贝克所说：“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定会受风险的折磨；可以说，风险是文明所强加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现代社会带来的风险也要用现代社会的工具来解决。应对突发风险的正确姿势，是让专业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懂的人有权去做对的事。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疫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 capacity, social trust, and leadership），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
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要成功应对类似疫情这样的危机，需要公民和政府之间有着基础共识和相互信任，而共识和信任来自两点：一、对危机的应对能力，这需要技术官僚的专业能力来保障；二、危机时期的领导力，这需要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对专业能力的充分尊重。
然而，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如此重要的社会基础共识，却正在遭遇严重侵蚀。不仅仅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共识，民众内部的共识也在严重撕裂。按说今天这样一种繁荣的世界，在社会共识上不应遭遇如此的撕裂，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
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秩序，必须首先理解这个问题。
全社会拥有基础共识，这是现代风险社会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前提。原因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能仅仅依靠一套纸面上的抽象条文，更要依靠这个社会的民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高度强调了民情对政治的实际运转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当中也说：“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
脱离一个社会的民情，对政治秩序的讨论则会落空。而要观察一个社会的民情，首先就要观察这个社会的基础共识。
一般情况下，国家机器担保法律的效力，人们依靠对法律的共识形成正常的合作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运转。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基础共识，对法律的正当性的共识就会破裂，一般的合作规则也就失效了，最终只能依赖暴力来维系秩序。所以说，基础共识是日常的法律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遗憾的是，在当下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社会的基础共识都遭到严重侵蚀，于是，法律（规则）的可信度开始遭遇挑战，共识的溃散引发了各种危机。
一个有共识的社会，同样会有争论、冲突；争论、冲突实际上是社会向前演化所必需的一种动力机制。但在有共识的情况下，人们的争论首先是基于逻辑的，是尊重知识的，这样的争论为的是把事情辩明；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迭代演化、风险社会的自我升级。如果没有共识作为基础，人们的争论就只是基于立场，有些人甚至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这样的争论过程不会尊重最基本的知识和逻辑，目的只是让己方获胜；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自我败坏、社会的风险叠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过去的争论基于逻辑，现在的争论基于立场，这样一种变化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比如在美国黑人运动中，就有着很鲜明的体现。
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以如下文字开头：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蜷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众。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上“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这次演讲激情四射，令人热血偾张。激发人们的情绪，本是政治动员中的一种必要手段。但金的演讲中绝不仅仅有情绪，他激发情绪的目的，是要以有冲击力的方式警醒人们直面一个事实：黑人的不利状况，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对普遍人权的承诺截然相反，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制的一种自我否定。对普遍人权的理念，白人也是认可的，那么黑人和白人就有了基础共识，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进行理性讨论。这样的过程就是美国宪制的自我完善过程，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的自我更新。
半个多世纪后，情形大不一样了。2020年夏天，美国爆发了抗议白人警察对黑人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运动，运动的口号是“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迅速升级，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谷歌公司决定放弃其浏览器中blacklist（黑名单）的说法，改用blocklist（屏蔽名单）；代码术语中常用的master-slave（主-从）的表述，也不能再用了，以避免对黑人的歧视性表达。再比如，风靡全球的美剧《老友记》的制片人流泪道歉，反思当初在剧中对种族多样性的反映不够，主角当中居然没有一个黑人；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因为有涉嫌对南方奴隶制过分赞美的场景而被下架。全美各地都自发地兴起了“历史清算运动”，各种与奴隶制有关的人物的塑像被推倒，就连曾经蓄奴的美国国父们也无法幸免。有些对运动不满的人打出口号“所有命都攸关”（All Lives Matter），按说这是一种正常的表达，并且更为符合美国《宪法》对普遍人权的承诺，但是在很多地方都被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被认为代表了白人的傲慢。
在这样一个冲突、抗议的过程中，很难听到多少理性辩论的声音，人们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和立场，做出各种出于政治正确的站队。这种过程没有什么建设性，带来的不是社会共识的更新，而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这与马丁·路德·金所奋力推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类似的状况其实在中国也有发生。疫情当中有人做了一些个人记录，引起极大关注，但没过多久这些记录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遗憾的是，在争论中我们看到的大多不是理性的辩论，而仅仅是情绪宣泄。立场不同的阵营之间相互谩骂、指责，少有人真正去理解对峙方的逻辑和理论，更少有人为了达成新的共识而努力。社会的基础共识肉眼可见地破裂了，社会陷入深刻的撕裂当中。
这里所谓的基于逻辑进行争论的“过去”和基于立场进行争论的“现在”，时间的分界线大致要划在哪里呢？很难有确切的说法，但是依据我们的直观感受，这个变化很可能就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十年前，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种讨论，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仍然有着某种虽未明言，但人们默认要去追求的共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呢？
我对此的猜测是，舆论场中共识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空间的丧失。
先说一下公共空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公共空间，市民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讨论，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领域向所有人开放，人们在其中进行公开交往、公共讨论，从而形成某种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公共领域早期的典型体现是，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等；到了20世纪，报纸、广播和电视等逐渐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媒介。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社会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辩论，在辩论中突破自身观点的偏狭，完成共同体意识的自我更新。
公共领域要想起到应有的作用，人们就必须在物理意义上共享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物理前提都不具备，公共领域就无从形成，因为人们无法再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讨论。
我就以电视和报纸为例来解释这个问题。十几年前，互联网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内容，人们获得信息的首要来源就是电视和报纸。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不久，跟两个同学聊天，其中一个说到自己新租了房，各种家当都置办好了，但是还没有电视，另一个就随口评论了一句：“最重要的东西反倒还没有置办。”
电视在那时是最重要的家当，没有电视就相当于切断了人们获取信息、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这在当时是默认的事实，但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当年的报纸也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现在仍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读大学时，每周固定的两天，各个男生宿舍抢那一份《体坛周报》，因为那是为数不多的能看到体育新闻和评论的途径之一。
十几年前的电视和报纸就承担着提供一种“公共空间”式的共享时空结构的功能。电视频道是相对有限的，电视节目都是在固定时间播放的；报纸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发行时间也是固定的，人们没法自主选择观看或阅读的时间。如此一来，时间结构就被普遍规定了。还有一些节目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播放的，人们每年在差不多的时候都有着共同的期待，这些节目就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媒介仪式。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的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是人们获得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这些固定播放的节目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获得了共同体意识。
电视和报纸的内容是事先被安排好的，观众无从自主选择看什么或不看什么。于是，这些公共媒体就起到了设定话题的作用，大家都共享着这些话题。就像大家都还记得的2005年的夏天，几乎所有人碰面都会聊那一年《超级女声》的选秀。人们对话题的讨论，主要也是与身边的朋友、同事进行；即便有人想在电视或者报纸上面对公众发表一些看法，也只能在节目播出或报纸发行的那几个固定的时间偶一为之；在平日的时间场域里，人们仍然要面对身边朋友的眼光。这样传导出来的社会效应是，即便是公共发声，其立场和情绪也会被本地化的社会关系所中和。这些都使得公共讨论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被规定了。虽然当时人们也可以在互联网社区进行讨论，但是由于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要在互联网社区进行讨论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脑前敲字。从操作便利性上来说，这是个心理成本相对较高的方式，所以那时的互联网社区讨论更多还是作为与身边朋友的讨论的补充。
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还带来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在其中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辩论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他们在交往及辩论中，都是带着多重身份属性的。他们的身份可能同时是父亲、工程师、球迷、彼此的同事等等。就算彼此是陌生人，他们还是很可能通过三四个人的串联而形成关联的。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让他们之间的社交关联相对较重，不是说摆脱就能摆脱的，所以即便有争论，也会有所节制，保持基本的面子。另外，由于彼此争论的人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可能发现，尽管两个人在A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但是在B问题上观点又比较接近。
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存；并且由于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人们通常也会主动节制情绪的宣泄，不会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地站队——“杠精”是很难获得朋友的。于是，人们之间即便有争论，也会更倾向于从逻辑出发，而不是从立场出发，讨论就更容易具有建设性，也更有可能达成基础共识。也就是说，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是过去社会的基础共识能够达成的前提。
但是，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消散不见，公共空间不复存在了。
今天人们想获得什么信息，不再受制于电视节目播出和报纸出版的时间节奏，拿着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搜索、观看、阅读。公共空间所需要的共享的时间结构没有了。
互联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过去电视和报纸设定话题的能力，也迅速被海量的信息淹没掉了。所有这些信息都在争夺用户的眼球，渴望能够多占据用户的一点时间，多被点击一下形成流量，于是就出现了推荐算法，它可以基于用户的阅读习惯、购买习惯，迅速摸清用户的喜好，给每一个用户主动推荐其最感兴趣的内容。每个人的阅读时间都被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填充得满满的，没有精力再去涉猎其他；同时每一个人阅读的内容都不一样，公共话题就进一步弥散掉了。
这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不断接受着丰富的信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了解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从而获得了舒适的错觉。信息茧房中看似营养丰富，实际上营养极不均衡：既有的观点不断重复，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也在不断被强化，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
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公共性”就进一步被消弭掉了。
人们日常接触的社交媒体可分为公共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把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立场的人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和立场，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而在公共性的社交媒体中遇到的人，即便能天天在网上对话，可能也永远没有线下见面的机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属性，在网络上都被剥除了，网络社交就只剩下单一的身份维度；网络上的社交关系因此也变得非常之轻，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即使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线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维度，可以节制个人不去任意宣泄情绪，线上却没有这种节制机制。我们甚至在属于私人性的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也经常见到互相谩骂、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这些都与这种轻社交的逻辑直接相关。
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人们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辩论的能力在下降，意愿更是大幅下降。人们不再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欢的信息茧房里。当每个人都处于信息茧房中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和谐，每个人都和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一起感受着一种虚拟出来的岁月静好；就算遇到了观点不同的人，他也可以把对方当作弱智，劈头盖脸臭骂一通再把对方拉黑，感觉无比爽快。可是这个社会的“公共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弭。
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讨论“信息茧房”问题，批判推荐算法、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批判的意义有限。随着技术的发展，推荐算法、社交媒体这样的商业模式迟早都会出现，由于它们极好的商业效果，也一定会迅速扩展，被各大平台广泛采用。既然这些模式注定要出现，那么简单地批判它们的社会效果，意义就很有限。真正应当追问的是，这种信息茧房的状态如何可能被突破？
我之前做过一种乐观的推想：随着一种模式的发展，它会催生出对手来突破这种模式。举个例子，百度曾经是中国网络用户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搜索引擎，对百度来说，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是最简单的。由于它在搜索引擎中的垄断性地位，它很容易就对这种商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但因为它采取竞价排名的做法，用户如果想在百度上搜索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搜索成本就会升高。于是知乎这种专家答问、提供高质量信息的模式就浮现出来，占据了被百度放弃的生态位，赢得自己的忠实用户。但是随着知乎的发展遭遇用户数量增长的瓶颈，它开放了更多的提问和回答的空间，内容水准便不像早期那么高了。于是未来就有可能出现新的不以追求用户数量，而以追求用户质量为目标的小众APP，来占据被知乎逐渐放弃的生态位。
然而在这种乐观推想中，有一个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那就是：那些小众APP不就是新形态的茧房吗？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仍然是付之阙如的。
而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诸如“黑命攸关”运动、疫情、疫情记录引起的争论，都是巨大的公共事件。它们直接击穿了信息茧房的壁垒，瞬间撕破岁月静好的幻象。过去的公共空间所设定的议题没有了，世界就直接以公共事件来狠狠地刺痛所有人，让人们被迫走出茧房，重新进入同一事件场域。
任何公共事件都会激发出不同的观点，在过去，这是刺激社会进行大辩论，从而让社会共识迭代升级的好机会。然而，这10年来，由于公共空间的丧失，很多人已经不习惯和不同的观点共存，尤其是在这10年间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在信息茧房中开始其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就是人们进入了同一场域，但这一场域却只存在事件意义上的公共性，不存在观念意义上的公共性。
人们在被迫走出茧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突然间看到大量和自己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自然会想要反驳，但由于丧失了基于逻辑辩论的习惯和愿望，便开始在网络上以宣泄情绪的方式来争吵。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没有节制情绪的动力，心想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这种争吵丝毫无助于认知的提升，只会让人感受到对手的“恶意”，对方的“恶意”很快就会发展为对己方人格的怀疑。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潜意识，情绪会迅速取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许本来未必那么坚定的立场。结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自2020年年初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撕裂，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这看上去似乎是种更加令人绝望的状况，然而，其中很可能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人们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还可以拉黑不看；但是公共事件可能带来的各种伤害，却不是躲在茧房里就能当它不存在的。一句话，茧房只能在虚拟世界里给你某种“保护”，却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真正给你“岁月静好”。茧房所营造的虚假舒适，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公共事件所带来的具体伤害，总会让茧房里基于立场的各种解释落空，让人开始对自己的茧房产生怀疑。
2020年，“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人们普遍能感受到巨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更多的“黑天鹅”还在飞来的路上。那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公共事件不断涌现出来，击穿茧房。哪怕是二阶茧房，也经受不住“黑天鹅”的频繁冲击。今天你还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可能明天就轮到你，你的茧房给你营造的世界也就坍塌了。频繁的“黑天鹅”会逐渐让人陷入普遍的恐慌和焦虑之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了重新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国家学说的奠基人霍布斯在其理论中就谈到过：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杀死另一个人的能力，人们会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惧之中，这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驱动力，让人们想要摆脱这种状态。此时就轮到理性登场，来找出摆脱那种状态的具体办法。办法就是通过社会契约来建立公共秩序。我们经常看到一种对霍布斯的诠释，把他当作专制的辩护士，这实际上是对霍布斯的巨大误解。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结构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其理论在事实上为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在这里细致阐释霍布斯的理论可能会偏题太远，我引用霍布斯只是想说明：普遍的恐惧也可以成为建立共识和秩序的起点。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以清单的方式总结一下：
1.风险社会的有效运转非常需要社会的基础共识。
2.过去，共识是通过公共空间/公共领域逐渐建立起来的。
3.今天，信息茧房让公共空间弥散掉了，也就消弭掉了共识。
4.公共事件的出现，有可能击穿信息茧房的墙壁，逼迫人们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5.在重回现实世界之初，人们反倒可能会进入二阶茧房；但是随着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带给人们的伤害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真切，无论几阶茧房都会坍塌。
6.共同的伤害可能是重建共识的起点。只不过，从这个起点出发，具体该如何往前走，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7.共识的基础必须是某种公共性。过去我们习惯于公共领域式的公共性，像现在这种公共事件带来的共同伤害式的公共性可能让人非常不适。然而，公共性在人类历史上也经历过多次转型。大型技术演化或危机可能让过去的公共性就此消失，但人类总会找到或者遭遇新的公共性。
8.过去的公共领域式的公共性有可能就此远去，人类必须适应公共性的新结构。人类要想突破当下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想象力。
9.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去除观念的遮蔽，直面事实本身。
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观念对现实的遮蔽，梳理清楚这种遮蔽的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很多看似激烈实则没有意义的争论。下一章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